大江大海1949-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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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东北白雪皑皑。炮火暂歇时，东北农民探出头来看见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火烧过、炸过的地方，是一块一块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留下的是一滩一滩的腥红。
　　焦黑和腥红大面积点缀着无边无际的纯洁的白雪。太阳出来时，红和黑就无比强烈地映在刺眼的雪白上。
　　一年以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像拔河一样，解放军重整又打了回来，现在换成国军要做“保卫战”。再一次的血流成河。新闻记者们被邀请去看国军胜利的“成果”，目睹的和德惠一样，断垣残壁中黑烟缕缕，因为不是冬天，尸体的臭味弥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东边尽头，你会碰到辽宁街。辽宁啊？台湾的孩子摇摇头，不知道辽宁在哪里。中国大陆的小学生却能朗朗上口，说，“辽渖战役是国共内战中三大会战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大获全胜，以伤亡六万九千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四十七万人。”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前夕，从九月到十一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共两边合起来有几十万的士兵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景观，飞力普？你说你联想到二次大战时德军在苏联的战场，我想大概很像，但是我却没来由地想到一件很小很小、不十分相干的事：
　　东北还是满州国时，很多台湾人到那里去工作。有一个台北人，叫洪在明，一九三五年就到了长春。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满州国名为独立，其实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当时大概有五千多个台湾人在满州国工作，很多是医生和工程师。
　　长春的冬天，零下二十度。有一天早上洪在明出门时，看见一个乞丐弯腰在垃圾桶旁，大概在找东西吃。下午，经过同一个地点，他又看见那个乞丐，在同一个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点愉快的笑容。洪在明觉得奇怪，怎么这人一整天了还在挖那个垃圾桶；他走近一看，那原来是个冻死的人，就站在那里，凝固在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那一丝微笑。
　　路上的行人来来去去，从这微笑的乞丐身边经过。

26，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你亲手带来这些家族文件。
　　从法兰克福到你大伯汉兹在瑞士边境的家，大概是四百公里，你是独自开车去的吗？我猜想，以你大伯非常“德国”的性格，他一定会把家族历史文件分门别类，保存得很完整，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第一个文件，纸都黄了，有点脆，手写的德文辨识困难，我们一起读读看：
　　兹证明埃德沃·柏世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从俄罗斯战俘营遣返德国故乡途中死亡，并于十月十五日埋葬。负责遣返之车队队长托本人将此讯息通知其妻玛丽亚。车队队长本人是现场目击者，所言情况应属实。兹此证明。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阿图·巴布尔
　　啊，你的德国奶奶玛丽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知丈夫的死讯吗？
　　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份。
　　还有一张玛丽亚的结婚照，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
　　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份。照片上两个人十指相扣，笑容欢欣、甜蜜。
　　国家的命运将挟着个人的命运一起覆灭，像沉船一样，他们不可能想到。
　　玛丽亚得知丈夫死讯的时候，她已经是两个幼儿的妈妈。三年后再嫁，才有你的父亲，才有你。
　　我请你采访大伯汉兹对于德国战败的记忆。他记得他的父亲埃德沃吗？
　　不记得。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战败时，玛丽亚和他只知道爸爸在前线，完全不知道埃德沃已经关在苏联的战俘营里。终战了，镇上有些家庭的爸爸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家还一直在等。每天晚餐，玛丽亚在桌上多放一副盘子和刀叉，空在那里。每天摆出来，每天收回去。
　　这时候，五岁的小汉兹看见了他生平第一个美国人，几个美国大兵，坐在坦克车里，不，几个大兵根本就坐在坦克车的盖子上，看起来很高大，吊儿郎当、兴高采烈，嘻嘻哈哈进到小镇。
　　“那你有没有问汉兹，他那时觉得，德国是‘解放’了，还是‘沦陷’了？”
　　“有问啊！”你说。
　　汉兹说，美国的坦克车进来了，他和一堆邻居的小孩，都是七、八岁，十岁不到吧，找了很多石头，裤袋里塞满了，拳头里抓着几块，躲在巷子口，坦克车一驶过，他们就使尽全身力气对美军丢石头。一面喊“美国人滚回去”，一面丢石头。
　　“像今天迦萨走廊的孩子对以色列的坦克车一样？”我说。
　　“对。”
　　然后，一件惊人的事发生了。
　　美国大兵把手伸进一个大口袋里，抓了一把东西，对着德国孩子们用力丢过去。孩子们弯腰闪躲的时候，发现劈头洒下来的，不是石头或炸弹，是巧克力，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那时候我们都很饿，”汉兹说，“我们一伙孩子常常跟着运煤的小火车，跟在后头捡掉下来的煤块煤屑，拿去卖钱。得到的钱，就去换马铃薯带回家给妈妈煮。”
　　孩子们把裤袋里的石头掏出来全部丢掉，放进巧克力。
　　有了巧克力以后，美国兵就是孩子们欢呼的对象了。你说，这是“解放”还是“沦陷”呢？
　　汉兹的回忆让我想起德国作家哈布瑞特跟我说过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他十九岁。战争末期，人心溃散，他的部队死的死、走的走，已经不成部队。听说村子里还堆着一整个仓库的马铃薯，饿得发昏的哈布瑞特和几个失散士兵就寻到了仓库。还没来得及打开仓库，宪兵就出现了，认为他们是逃兵，逃兵是可以就地枪决的。
　　他们很努力地辩解，比如说，真要逃，怎么会还穿着军服、披带武器？总算说服了宪兵，哈布瑞特回到前线，和美军继续作战。
　　一颗子弹射过来，他晕了过去。
　　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白色的病床上，腿上绑着绷带。另一个满头颅包纱布眼睛大大、一脸稚气的德国伤兵，正站在窗口，往下看，见他醒了，对他招招手，说，“赶快过来。”
　　他一拐一拐地瘸着到了窗口，往街心望下去。
　　不是街心，是个小草坪。一把颜色鲜艳的、巨大的海滩伞，在艳阳下大剌剌地张开，下面有个人，舒服地坐在一张躺椅上，翘着腿，在那里喝罐装的汽水。那人穿着军服，头盔丢在草地上，是个美国大兵。
　　哈布瑞特全身一松，说：“结束了，感谢上帝！”
　　六十年过去了，现在你是个十九岁的德国人，飞力普，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德国在俄罗斯的俘虏营里总共有两百三十八万八千人，终战的时候，其中一百万人受虐而死？你知不知道，单单在俄罗斯的战场上，就有五百万个德国士兵倒下？这些人，大多数就是像埃德沃一样的年轻人，在家乡有妻子和幼儿每天望着门口，他们年迈的母亲每天走到火车站去寻找，等候每一班轰隆进站的火车。
　　你干脆地说，“不知道。”
　　“而且，干嘛要知道？”你反问。
　　十九岁的人啊，我分明地看见你眼中闪过的挑衅。
　　你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知道德国人给全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哪里有权利去为这受虐的一百万德国人叫不公平？苏联死了两千万人怎么算啊？你知道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什么样子？”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但是我记得一个犹太朋友跟我说的故事：五岁的时候，他跟父母一起被送进了匈牙利的犹太隔离区，“你知道我是怎么学会数一二三四的吗，应台？”
　　“我不知道，我是从一鼠二牛三虎四兔学的。你怎么学？”
　　他说，“我们集中住的那栋楼前面有个很小的广场，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常有尸体。德国兵把两具尸体横排，上面迭两具直排，然后直的横的一层一层迭高，像堆木柴架构营火一样。我就那么数，今天一、二、三、四、五、六……”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是香港人口的三倍，几乎是台湾的总人口。
　　公元两千年，圣彼得堡附近一个寂静的小镇倒是上了国际媒体：小镇新建了一个纪念墓园，里头埋了八万个德国士兵的骸骨。上百个德国和苏联老兵都来到小镇，一起纪念他们在列宁格勒的战友。
　　圣彼得堡，就是二战时的列宁格勒，二战中被德军包围了几近九百天，饿死了五十多万市民。现在，俄罗斯人把德国士兵分散在各个战场和小坟场无人认领的骸骨搜集起来，重新葬到这个新辟的墓园里去。苏联的土地上，有八十九个这样的外国军人公墓，大概有四十万个异国的士兵躺在这片寒冷的土地里。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会不会也在这里，墓碑上写着“无名氏”呢？
　　侥幸活下来的士兵，也并非个个都回了家。
　　莫斯科说，最后一个德军俘虏，在一九五六年就遣返了。
　　可是，在公元两千年，人们却在俄罗斯极北、极荒凉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发现了一个老兵，是二战时跟德军并肩作战的匈牙利士兵，叫彼得。彼得一被俘，就被送到了这个精神病院关了起来，那是一九四七年。
　　彼得被苏军俘虏的时候，正是中国人在东北的德惠、锦州、四平、长春相互歼灭的时候。十八岁的彼得，从家乡到异国的战场，从战场到不知名的精神病院，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他不记得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记得他。
　　
27，小城故事
　　玛丽亚的丈夫，埃德沃．柏世这个德国军官在莫斯科郊外的荒路上被草草掩埋的时候，一九四六年十月，中国北方扼守长城的军事重地张家口，经过激烈的战斗，被国军占领了。不远处的小县城，叫崇礼，共军接管控制了十五个月以后，如今又被国军攻下。
　　在塞外“水寒风似刀”的平野上跋涉的孤独旅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抬头就会吃一惊——单调的地平在线，突然出现一座城池，屋宇栉次鳞比，绰约有致，更讶异的是，一弯清水河，河畔矗立着一座庄严而美丽的教堂，紧邻着一座欧洲中古式的修道院。
　　崇礼和一般北方的农村很不一样。原来叫西湾子，十八世纪就已经是天主教向蒙古传教的基地。十九世纪，比利时的南怀仁来到这里，精心经营，建起广达二十四公顷的教堂建筑。两百多年下来，全镇三千居民基本上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共产党从日本人手里抢先接管了这个小镇，但是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型态与崇礼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民怨很深。十五个月后，国军进攻，崇礼人组团相助，但是当国军退出时，崇礼人就被屠杀。
　　国军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收复了崇礼之后，特别邀请了南京的记者团飞来塞外报导最新状况。
　　军方把记者团带进一所官衙的大厅里吃午饭，午饭后一行人走到大厅旁一个广场，记者们看见广场上密密麻麻什么东西，而同时在广场侧一扇门前，站着两、三百个面容悲戚的村民，一片死寂。
　　记者团被带到一个好的位置，终于看清了广场上的东西。那密密麻麻的，竟是七、八百个残破的尸首。记者还没回过神来，本来被拦在廊下、鸦雀无声的民众，突然像大河溃堤一般，呼天抢地地奔向广场。尸首被认出的，马上有全家人跪扑在地上抱尸恸哭；还没找到亲人的，就在尸体与尸体之间惶然寻觅，找了很久仍找不到的，一面流泪一面寻找。每认出一具尸体，就是一阵哭声的爆发。
　　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仔细地看冰地上的尸体：有的残手缺脚，有的肠开腹破，有的脑袋被活生生切掉一半，七、八百具尸体，显然经过残酷的极刑，竟然没有一个是四肢完整的。破烂撕裂的尸体，经过冬雪的冷冻，僵直之外还呈现一种狰狞的青紫色，看起来极其恐怖。
　　这是一场屠杀，其后中央日报也做了现场报导，但是中央日报不敢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让这些被戕害的人曝尸那么久？
　　残破的尸体被集中丢在雪地里长达四十天，等到记者团从南京各地都到齐、吃饱穿暖闲聊之后，再开放现场参观。也就是说，共军蹂躏了村民之后，国军把尸体扣留下来，让悲恸欲绝、苦苦等候的家属在记者面前以高度“现场感”演出，戏码叫做“共军的残暴”。
　　在崇礼广场上的残尸堆里，记者注意到，死者中显然有不少军人。怎么看出是军人？他们戴军帽戴久了，头的部位会有个黑白分线，就好像，用一个轻佻的比喻来说，穿比基尼晒太阳晒久了皮肤颜色就有分界线。日军在南京屠杀时，也用这个方法从群众里猎寻中国的军人。崇礼被屠杀的人群里，平民之外显然也有不少是国军的士兵。
　　那些杀人的士兵，那些被杀的士兵，闭起眼睛想一想——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不是说，他们个别是什么番号的部队，子弟又来自哪个省分。我问的是，在那样的时代里，什么样的人，会变成“兵”呢？
　　
28，只是一个兵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胜方的孙立人看着被歼灭的敌军尸体而流下眼泪，你说那也叫“痛”，还是别的什么呢？
　　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有时候，感觉整个荒原，只需要一株山顶上的小树，看它孤独的影子映在黄昏萧瑟的天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