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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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们也进来了。她们装扮成库奇族女孩，向父亲献歌，这是她们以孩子的方式鼓励我们。歌唱得很动听，却也叫人心碎。她们转动身子，在头顶旋动面纱，唱着：“我是一个库奇族女孩，请看我为你跳支舞。”歌曲罢了，两个女儿让哈米德吻吻她们，可他因为担心传染就拒绝了女儿们的请求。
我仍然逼他吃东西，央求他：“把这个桑葚吃了，再喝一点儿汤吧，就喝一汤匙。”求了半天，他也没吃一口，没喝一下。我开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真的太累了。姐姐进来，让我到另一个房间休息。我不想离开哈米德，但他坚持要我去。他还开玩笑说：“法齐娅，你的同伴监督人会把我照顾好的。她一定会保证我吃下食物和水果，还会保证让我呼吸顺畅。你快去休息一会儿，拜托。”我出去了，到另一个房间和孩子们一起睡了下来，我将她们紧紧抱在怀里，心里在想，要是没有了父爱，真不知道她们怎么活下去。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听到一声尖叫。这一声尖叫我永远忘不了，那是我姐姐在喊哈米德的名字。我赶紧跑到哈米德的房间去，他就快不行了，呼吸着最后几口气。
我惊恐地大声叫了出来：“哈米德，不要。千万不要走。”听到我在哭，他睁开眼看着我。我们四目相接，只对了那么一秒，我的眼满是泪水，他的眼平静顺服。紧接着，他的双眼就闭上了。他就这么永远地走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你们父亲去世的时候，舒拉刚好如我失去父亲时那么大。我多么希望命运不要发生在两代人身上，可这竟然成了现实。
你们父亲刚走的那几天里，我天天责备自己，让你们成为了和我一样失去父亲疼爱的孩子。
我尝够了没有父亲的痛苦。我深知对你们来说这样的日子有多艰难。今后你们不仅要承受没有父亲的痛苦，还要忍受没有兄弟之苦。
但，正如母亲曾经帮我找到勇气，用双倍的爱鼓励我一样，我也要学学她，为你们做到这一切。
你们只有我这么一个家长，但我要你们知道，我会用100倍对父母的爱去爱你们。
要知道，你们的父亲如果能够看到你们长成这么漂亮的大姑娘，他一定会万分自豪。
当我听你们讲起未来，内心荡起无比的自豪。莎哈扎德想成为一名火箭科学家，舒拉想成为阿富汗总统。当然，这周你们或许还是这么想，下周你们说不定又改变主意了。但我知道，永远不变的是你们心中的目标。亲爱的孩子们，目标定得高是对的。要以星星为目标，那样的话，即使掉下来，你还能落到树梢上。如果你们定位不高，就只能看到树枝以下的部位。
我不能把父亲还给你们，但我可以给你们志向，正确的价值观。而这些恰恰是母亲所能给予女儿的最珍贵的礼物。
挚爱你们的妈妈
新的征程
2003年
哈米德死于2003年7月，正是我们结婚的那个月份。
生活突然变得空荡荡的，没有了爱，没有了笑声。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在联合国的岗位上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精神上也很迷茫。除了照顾好两个女儿，我的生活毫无目标。我也从不参加社交活动，婚礼、晚会、野炊，过去我那么喜欢的活动如今竟激不起我一丝儿兴趣。我的日子天天都一个样，起床、上班、接女儿回家吃饭、跟她们玩耍、给她们洗澡、安顿她们上床睡觉，然后回到电脑前一直工作到午夜。
我是为女儿而活的，虽然很爱她们，但也希望能够从生活中得到更多一点儿什么。我需要触摸到生命，再婚是想都没想的。尽管亲戚们都建议我这么做，我却一点儿愿望都没有。哈米德是我唯一想嫁的人，至今还是。再婚就是对他的背叛。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感受还一如当年他刚去世时那么强烈。
这时，政治成了我另一种意义上的丈夫。我的血液里流淌着政治，并且我也相信这是我的命运。真主想让我为了某个目标而活，还有什么比改善穷苦人们的命运，给一个饱受战乱的国家带来骄傲的目标更伟大呢？2004年，阿富汗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20世纪70年代，我父亲还是一名议员的时候，查希尔国王就许诺引进更广泛的民主，当时还举行了地方议员民主选举。但是，这一民主进程先后因为苏联入侵和内战而不得不中止。如今，30年过去了，这一进程又被提到日程上来，整个国家都为之欢呼雀跃。
自从2001年塔利班倒台后，哈米德 · 卡尔扎伊一直就任临时总统。这时他仍然是个广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人们曾担心，这样的大选必然遭到暴力阻挠，但结果却是进行得相对平静。
一个寒冷的秋日，街上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蔚为壮观。成千上万的人们来到街上参加选举，在一些投票站，一大批穿着蓝色蒙面长袍的妇女从早上四点开始就排成一排，在挨个儿投票。这是阿富汗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刻，尽管我依旧沉浸在悲痛之中，这一重要性时刻带来的激动对我来说丝毫不减。这是自从哈米德去世后我第一次有那么强烈的情感。
那个时候，卡尔扎伊总统承诺赋予妇女权利，打造一个文明社会。这些都是我深信的理念。初次选举胜利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安抚强硬分子身上，但那个时候他还是为阿富汗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可惜，在2005年取得的大胜利没能在2009年得以复制。尽管后来他赢得了选举，但有很多人指责他大肆造假。这也提醒了我，在阿富汗，在短短的4年里，什么都有可能变味。
2005年，阿富汗宣布实行议会选举，选出议员代表阿富汗国内不同的区和省份。我们库菲家族认为应该重整政治遗风，应该参与到新时代的政治中来。家族中至少要有个人参加选举，至于选谁做代表，大家议论纷纷。我哥哥纳迪尔 · 沙哈，即杜乐特妈妈（被我父亲休了的两个妻子中的一个）的儿子，想参加竞选。纳迪尔曾经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游击战士指挥官，后来，他是我们众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参与政治的，还在当地有政治头衔，他是巴达赫尚省库夫区的地区管理人员。可以理解，他认为自己是代表家族参选的最佳人选。
可我不同意，我认为自己才是最适合最有经验的人选。尽管我没有像纳迪尔一样有地区从政经历，可是，为联合国工作的几年教会了我很多。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人士，我都有广泛的接触；我还有组织动员志愿者的经验，曾为地方服务过，还负责过好多项目。我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好议员，但我不知道众兄长是否会答应我去参选。
我先是给哥哥米尔沙卡伊打了电话。小时候，他就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孩子之一。他很小的时候就当选为社区领袖，父亲生前常常抱他上马背，让他坐在马鞍前面。那时，米尔沙卡伊就会以狂妄自豪的眼神从马背上往下看着我。当时我恨他，心里充满了嫉妒。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骑到父亲的马上去，但作为一个女儿是永远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的。然而，当我们渐渐长大后，米尔沙卡伊却成了我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塔利班统治时代，我们俩生活在一起，经常搬来搬去。也是他最终敲定我跟哈米德的婚姻，是他出席我的婚礼现场，让我肆意表达离开娘家去夫家时的难以割舍的情感。
他从阿富汗流亡到巴基斯坦，后来又去了欧洲，和其中一个妻子在丹麦定居。但他一向和我很亲密，直到今天，我们每周都还会至少通一次电话。我对他讲明了情况，还告诉他为什么我才是参选议员的最佳人员。他耐心地听着，挂电话时向我承诺，会和其他人好好谈一谈。
家族内部分歧很大，争论了好几个星期，就像是在进行一场家族内部选举。意想不到的是，到了最后，大多数亲戚家人支持我参选，反而劝服纳迪尔退出。他们认为，家族里只能出一个人参选，因为两个人参选，就会互相竞争，导致家族内部不和谐。
真希望母亲能见证这一时刻。如果真能如此，我怀疑她肯定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在童年时代，我父亲甚至从来都不跟女儿们直接讲话，也没有人给我们女孩子庆祝生日，由此可见，我们女孩的地位是多么卑贱。可如今，只差了一代人，我们竟然选出了一名女性作为家族政治领袖。
能够迅速接受社会改变的，我相信不只是我们一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经济需要外出工作，许多阿富汗家庭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很多其他国家。一旦女性有了经济收入，她们也就获得了解放。我认为，一个国家性别观念的转变不能依赖于外部力量的逼迫，无论这种力量的意图是多么良好。外部力量强迫人们做出改变时，往往只会让他们的脚跟陷得更深。只有从国家内部开始，从家庭开始，改变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我的经历就是个鲜活的例证。
好几个同父异的母哥哥认为我根本不可能赢得选举。我父亲娶的所有妻子中只有一个不是为了政治目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他终于打造了一个地方性的政治联盟关系网。我的几个哥哥们认为，在战争和塔利班的统治下，这一关系网络瓦解得相当厉害，几乎没有人还记得我们库菲家族。我曾经借联合国工作之便到过好几个村庄，知道他们的这一论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碰到的许多人依然记得父亲的大名，对我们家族的尊敬绝对还在。
此外，我对自己的关系网络也大有信心。和哈米德在法扎巴德生活的4年中，我曾经给妇女团体做过志愿者工作，给400多名学生教过英语，拜访过大量的国内流离失所难民营，建成卫生设施，创办学校。很多人都认识我，知道我做出的成绩。我的朋友当中有文明社会领袖、教师、医生、人权活动分子，这是新时期的阿富汗，我是其中的一员，我完全可以代表。尽管我才29岁，但我先后经历过苏联入侵、内战和塔利班的统治。
我关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性别和女性问题。男人和女人一样，同样饱受贫穷和文盲之苦。我想推行面向所有人的社会公平和教育，正视贫穷问题，消除贫穷根源。通过这些努力，带领阿富汗走出“中世纪”，使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行动的人，是男是女并不要紧。我是母亲的女儿，她是千千万万个默默隐忍苦难的阿富汗女性的化身；我也是父亲的女儿，他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家的典范。我的父母亲在我生命中的影响同等重要，正是他们俩引导我选择了这一崇高的职业。
我回到巴达赫尚省开始竞选。短短几天之内，我参加竞选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法扎巴德市中心，我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当我接到成千上万的人们（有男也有女）给我打的电话，志愿帮我竞选时，我的心情异常激动。青年人想推动改革，他们认准我就是能够给国家带来变化的人，所以就选了我。我的办公室开始洋溢着活力和乐观。
竞选是相当吃力的事。我们时间不充裕，资金缺乏，而要跑的地方却很多很广。每天五点钟我就开始工作了，常常要坐五六个小时的车，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赶在日落之前抵达偏僻的山村，第二天回到法扎巴德，第三天又要奔赴另一个小镇。
尽管竞选让我筋疲力尽，但我誓死一搏，我对自己受到的礼遇非常满意。其中一个村，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出来迎接我，唱着歌，敲起了山羊皮铃鼓。他们一边唱歌，一边拍手，向我又是抛花，又是掷糖的。我相信一定能够赢得她们的选票，因为我说的都是与她们紧紧相关的话题：死亡率、教育机会、儿童健康，等等。在巴达赫尚省的一些地方，妇女和男人一样辛苦，在地里从早忙到黑，即便如此，她们依然被剥夺了财产权。假如她们的丈夫死去，房子的继承人是男性亲戚而不是妻子。在我看来，这是毫无道理的。
我了解这里的妇女，也非常崇拜她们。我现在的生活与她们的完全不同。我穿着最新的时尚衣服，有电脑可用，而她们双手肮脏，从来没读过书。可是，我也是在她们这样的生活方式下长大的，我母亲的生活就是如此，所以我能理解她们日常生活中的磨难，也就多了几分尊重，从来没有以傲慢的姿态自居。我也知道，在西方国家，许多人认为她们默默无闻，是阿富汗无名的受害者，可我却不这么认为。事实上，她们是自豪、坚强、聪明、机智的女性。
让选民，尤其是年纪大一些的选民，信服我的观点相对来说更难。在另一个村庄，我要在一个清真寺内做演讲。清真寺是这个地方最大的建筑，也是唯一能够容纳大批人群的场所。那次演讲差点儿没成，因为一些老人不准我进寺。我只好坐在车内，当地支持我竞选的男男女女还为这事讨论不休，最终他们还是同意我进去。演讲开始时，因为紧张，我忘了说“奉真主安拉的名”，这是个很傻的错误。我以为听众一定会对我不客气，但讲着讲着，我发现后排的几个老人竟然在哭。他们满脸皱纹，头发花白，戴着头巾，穿着传统的长条外套，两行眼泪从脸颊上流了下来。演讲完了之后，他们说认识我父亲，听了我的演讲后勾起了他们对我父亲的回忆，当年他的演讲中也充满激情和诚恳。听他们这么说，我都快感动得哭了。
出门竞选演讲，我不穿蒙面长袍，以便用眼神对着观众，好与他们交流。但我确保穿着当地的衣服，得体保守。上身穿长长的蓬松外衣，下身穿宽松裤子。当年，我6岁的哥哥就是在这种衣服的庇护下逃过了杀手们的追杀。
随着竞选活动的深入，我的支持率也越来越高。在一个极端偏僻的名为朱尔姆区，我抵达的时候，发现有70多辆汽车在等候，选民无论年老长幼，手里都挥舞着阿富汗旗帜和我的竞选海报，看了真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