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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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还是老样子——弯着腰，站在厕所旁，拼命狂吐。但这天的晨吐多了个理由。前一天晚上下过雪，就在从卧室匆匆跑到浴室的途中，我看到，窗外的屋顶覆盖了一层白皑皑的雪毯。哈米德和我哥哥整夜都站在雪地里吗？监狱的院子里会不会多了两具尸体，被一层冰紧紧地冻在一起？我穿上衣服，赶紧朝塔利布的屋子跑去，这次叫上了哈米德的姐姐赫蒂彻。冰雪覆盖的街道已然成了溜冰场，表面坚固，实则薄脆，一路上我们走得跌跌撞撞。蒙面长袍给我增加了层保暖，但同时也使我看不清路面，降低了灵活性，我的脚伸向哪里就朝哪里走去，一只手臂伸出来保持平衡，另一只放在腰间保护还未出生的宝宝，以防跌倒时有个保护。
到了我哥哥的老同事家，我发现有什么东西变了。臭气还在，只是这次有人在用力地打扫房间，孩子们的脸上留下用布擦过的污痕，但没擦干净。男主人也变了，他热情地朝我微笑，露出一排黑黑的牙齿。
“我想让你教我孩子英语。”他说。他这话不像是命令，倒更像是个请求，一个我无法拒绝的请求。“当然可以，”我马上答应了下来，“或许他们来我家更好。那里有地方供他们玩耍，而且我教的效果也会好一些。”谢天谢地，听了这话之后他似乎很高兴。除非迫不得已，不然我真的不愿在那样的房子里多待一秒钟。我要取悦他，让他保持高兴，我自己内心也受到了鼓舞——如果我能多教育一些这样的孩子，让他们走出如此肮脏破旧的墙壁之外，那么，我们的国家或许还有希望。我不知道自己今天会遇到什么，明天又能遭遇什么，也不确定能否守诺教他们，但这件事让我发现，这些孩子，包括所有的孩子都是有价值的。只要接受适当的教育，得到良好的帮助，任何孩子长大之后都有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离开我哥哥老同事的家时，我心里渐渐乐观了起来。尽管他几乎没提到我日夜想要拯救的囚犯，但是，他让我教孩子们英语，以及我所看到的房子内所发生的变化都是令人振奋的迹象。这些事情都表明他打算帮助我们。
那天晚上，有人用拳头用力地捶我的房门，我小心谨慎地打开一点点。一只毛茸茸的手用力地推了进来，碰到我的额头。我向后退缩了几步，浓浓的眉毛下面，两只黑色的眼睛牢牢地盯着我看。那人的头上还缠了黑色头巾，但我一点儿都不害怕。事实上我几乎没去看那个塔利布的脸，因为在他身旁站着哈米德和米尔沙卡伊。那个塔利布用力地将两人往门厅内推，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很不情愿拿自己的玩具跟人分享。他嘴里嘟囔着，说了一些威胁的话，其实根本没用，因为还没等说完我就当着他的面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接着马上投入哈米德的怀抱。我嫂子兴奋得从客厅里尖叫着跑出来，也朝自己的丈夫扑了过去。我哥哥的老同事果真说到做到。
我们一刻也不敢耽搁，马上安排一辆出租车，让它第二天一早来接我们。我们计划前往巴基斯坦，虽然哈米德和我哥哥获得了释放，但是，塔利班一个心血来潮，随时有可能重新将他们俩抓回去。我们再也冒不起这个险。
第二天，哈米德，我，我哥哥，嫂子，以及他们的婴儿挤进了等候我们的出租车。哈米德坐在后座靠边位置，我穿了蒙面长袍挤在他身旁，我哥哥夹在中间，他妻子坐在另一侧靠窗位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人认出我哥哥来。一个世交好友坐在前排乘客的位置。那人也是个退休的将军，普什图人，主动提出帮我们一把。万一我们路上遇到麻烦，他的将军身份或许可以派上用场。即使将军身份帮不了忙，那么他的普什图族人身份对于我们经过塔利班的哨卡乃至越过边境都会有一定的分量，因为，大多数塔利班是普什图人。他愿意陪我们一程纯属慷慨义举，每当想到这么多年来，那么多朋友和邻居不惜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帮助我们，我觉得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这也是为什么如今我从来不会向寻求我帮助的人关上大门的原因之一。伊斯兰信条教导我，对我们所行的每一个善举，我们都应该向他人做一件善事作为回报。
聊天中，司机的语调有点紧张，但他一直向我们保证出租车坚实牢靠，我不是很相信。这次米尔沙卡伊坚持要我们和他一起前往巴基斯坦，我答应了。经过这几个星期以来的高度紧张生活，我觉得真应该离开这个国家，即使只离开一个星期也好。再者，哈米德也可以趁此机会好好治疗一下。第二次入狱，他的身体又虚弱了许多，我几乎是看着他在我眼前孱弱下去的。我依然深受晨吐的折磨，途中，我带了碗，放在蒙面长袍底下，随时防备吐出来。这是一次痛苦的旅行。车上很挤，极为不舒服，还要提心吊胆，就怕在塔利班的哨卡口被拦下。可是，那名将军镇定自若，每次见到持枪的哨兵都能来几句逗笑的寒暄。大多数的塔利布一听到普什图口音的母语，马上放松了警惕。将军天生一副威严，引人尊敬，即使大呼小叫的年轻塔利布，见了他这样的老兵所独有的风范也会立刻蔫了下来。
“您请便，大叔。”每次听到这几个字，我都会松一口气。穿过多尔汗边境地带时我的情绪突然高涨了起来，进了巴基斯坦，整车人一下子就有说有笑了。你会深深体会到自由：令人提心吊胆的塔利班压迫没了，心头的重担也放下了。
那天下午四点钟，我们来到了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我们在那里上了一辆夜间大巴，一直坐到历代君王之城——拉合尔。我们去了哥哥位于该市的房子，受到他的正室及其岳父岳母的热情接待，两位老人就住在那里。那一晚，我们喝着可口可乐，吃着查帕里卡巴，这是一种牛肉粉拌石榴和干椒粉的食物。那一顿可以和我吃过的任何一顿相媲美，更何况那是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吃到的不受塔利班禁令约束的美味。
拉合尔真好。这是自结婚以来，我和哈米德第一次能够像正常的夫妻那样出去尽情地放松自己了。拉合尔的景色真美，到处是清真寺，座座都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商店更是鳞次栉比。我和哈米德一连逛了好几个小时，饱览当地风光。在一个专门向妇女和家人开放的公园，我们还进行了一次野炊。为了娶我，哈米德努力争取了好几年，可是，婚后我们几乎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悠闲地坐下来，慢慢品味共同呼吸相同空气的乐趣。
拉合尔干净、便利，与骚乱中的喀布尔完全不同。内战时期，喀布尔不知有多少建筑物轰然倒下。拉合尔的历史建筑也让我赞叹不已。16~18世纪，这个城市处于莫卧儿人的统治之下。莫卧儿时代正值印度伊斯兰王朝统治时期，那时的皇帝曾经控制了大部分亚洲次大陆。莫卧儿人以建筑出名，像泰姬陵就是莫卧儿帝王沙 · 贾汗建造的。在拉合尔市，他们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建筑，其中有很多后来成了这个城市的地标，包括气势恢宏的拉合尔城堡和夏利玛尔花园，这两处如今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时我已经怀孕三个月，感觉依旧不舒服。哈米德两番入狱，遭到塔利班的残酷对待，也十分脆弱。但是，拉合尔的宁静让我们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得到身心上的恢复。用“宁静”来形容这个拥有五百万人口的巴基斯坦城市或许不是十分恰当，但我们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之后，彼时彼刻的感受实实在在如此。
在拉合尔过上一个星期，我们就收到消息称阿富汗总统拉巴尼到了白沙瓦。他虽然遭到了塔利班的废黜，但我们和其他国家依旧视他为合法的领导人，拉巴尼的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仍然代表着阿富汗，只有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合法地位。我哥哥曾经在拉巴尼政府的内政部任职，与他颇有交情，他联系上了总统，总统马上邀请他和哈米德前往。于是两人前往觐见，并听取了他夺回国家政权的宏伟计划。
拉巴尼和我们一样，都来自巴达赫尚省。他是我爸爸的朋友，偶尔也是竞争对手，我们对他无比尊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反对阿富汗倾向苏联的主要力量。苏联入侵期间，他在巴基斯坦组织军事政治力量进行抵抗。
倾向苏联分子失势之后，纳吉布拉也跟着垮台，拉巴尼选举当上了总统。但那个时候游击队政府派系斗争很厉害，这些势力挑起了拉巴尼和 马苏德一派与以杜斯塔姆将军和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另一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导致了内战。
拉巴尼的营地里聚集了很多人。哈米德和米尔沙卡伊两人从他那里回来之后情绪高涨，他们坚信只有拉巴尼才能维持阿富汗政局稳定——尽管现实情况是，塔利班依然牢牢地掌权，就连拉巴尼自己也不敢想象夺回政权的那一天。他们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我，在拉合尔平静安全的环境里，我对阿富汗的前途又重新燃起信心的火焰。
因为想到拉巴尼能够重新执掌政权，哈米德和我几乎当场决定立马回到喀布尔。一来，我们刚刚获得了新希望；二来，哈米德守寡的姐姐以及她的孩子们都还留在喀布尔，所以，哈米德和我都很想回去照顾她。我哥哥认为回去太危险，决定留在巴基斯坦，往返于白沙瓦和拉合尔两处的住宅。离开哥哥嫂子真是不舍，因为我不知道何时才能与他们再见面，甚至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跟他们见面。但是，我现在是已婚少妇，我应该做的就是紧紧跟随丈夫。
很快就要进入深冬，天上的雪越下越大。在我们回喀布尔的途中，开伯尔山口已经白雪皑皑，天气显得分外寒冷干燥。或许那凹凸不平的岩石就像塔利班，刚下的雪就如阿富汗新的开端——将他们的冷酷无情永远雪藏。我真的希望如此。
哈米德和我越过边界，进入阿富汗境内，一路平安无事，很快就回到喀布尔的家中。离家一个星期，回到家，足以让我再次体会到在家的舒服。即使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我的拳拳爱国心也没动摇。这是我的喀布尔，是我的阿富汗。
斋月开始了，和所有穆斯林一样，我们也禁食，从日出一直到日落。黎明之前我们就起床，吃了点撒哈。撒哈是天黑之前吃的早餐，这一顿要维持一天，直到日落我们才可以再进食。通常我们吃得很早，吃完后再上床小睡一会儿，接下来就开始晨祷。
哈米德和我刚刚上床准备睡觉时，有人敲门，哈米德起来应门，我们都以为是邻居找我们帮忙或者别的什么。我听到了讲话声，接着便是哈米德回卧室的脚步声，只见他脸色刷白，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他问我要外套，说塔利班在门口等，车子就在门外。哈米德别无选择，只能跟着去。我真想冲出去，请求塔利布不要带走他，放过我们。我们回到喀布尔，为的就是能够平平淡淡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可现在他们又要把他带走。
哈米德处变不惊，淡定地命令我回到卧室去。我穿的是睡袍，不方便向那些陌生人请求，即使在凌晨五点钟这样的时候站在自己家的门阶上也不行。我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抓走哈米德，他并没受到任何指控。来的几个人只是说需要他走一趟，他就只好跟着走了。听到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随后就倒在枕头上啜泣，一边捂着鼓鼓的肚子，一边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认识一个从巴达赫尚省来的人，他正给塔利班效命。在一本旧笔记本里我找到了这人的地址。他是普勒恰尔希监狱的工作人员。这是一座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监狱，在苏联入侵时期，曾因折磨囚犯手段之残忍而臭名昭著。我不知道哈米德被那些人带到哪里去了，只知道能够帮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你只能叫别人帮你一次忙，多了，对他们自己也危险，所以再去找以前帮忙过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可能的了。
我与这个巴达赫尚人不怎么熟，可我希望他能看在老乡的分上，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接受我的请求。第二天一大早，醒来之后，我立马穿上蒙面长袍，冒着寒冷的晨风，去找他了。
普勒恰尔希监狱在喀布尔郊外10公里远的地方，我是走着去的。一路上，城市的景象渐渐隐去，接着是一座座的村庄，再后来连村庄都没了，只有几间稀稀落落的泥土房，走到最后，公路也变成了灰尘满天飞的小道。女人真不该单独来这种地方，尤其是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小道不知通向哪里，走着走着，监狱突然从地表冒了出来。卫兵的刺刀和高墙上密布的铁丝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粗糙的泥浆墙面透露着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上面的瞭望塔阴森恐怖。这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被称为阿富汗的阿尔卡特拉兹①，想逃跑是万万不可能的。我走进门卫室，向他们解释了情况，请求跟巴达赫尚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见一面。一个警卫进去问了。回来后只说了一个词的答案：“不行。”“巴达赫尚省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我让门卫将这话转达给他听。难道他就不能发发慈悲让一个妻子去问问她失踪的丈夫的去向吗？我希望这样的激将法能够刺激那个老乡采取某些行动。我是个新婚的穆斯林妻子，从传统文化上讲，不应该独守空房，无人照料。门卫听了似乎觉得羞愧，答应向上司传达我的信息，但那个所谓的老乡还是拒不见我。我能猜出几种原因，一定是我当着他手下的面指责他，让他感受到了羞辱。我被告知几天后再过来。
我只好走回家，又饥又渴，肚子里的胎儿还在乱踢。对于丈夫的下落我一时没有任何头绪。
中午时分，我万分沮丧地到了家。哈米德的一位年长的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