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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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年轻的教授，比胡适当年入北大还要年轻四岁。坐在下面的学生，论年龄大多比他年长，废名就比他大四岁。即便是最小的梁遇春，也只比他小两岁。不过，面对叶公超一口比国语还流利的剑桥英语，又是莎士比亚，又是艾略特，坐在下面的，纵然百般挑剔，也不得不服。特别是那些纯情的女学生，个个佩服得如痴如醉，恨不得立即以身相许。
叶公超风度翩翩，少年得志，又迅速打入了北京自由知识分子的核心圈子——新月社，前途可谓光芒万丈，不可限量。不过，一个人不怕聪明，怕的是太聪明。智慧超人的天生才子，兴趣太广，什么都行，最后往往因为小猫钓鱼，缺乏深入和韧劲，落得个一事无成。叶公超后来的发展，不幸也验证了这条铁律。
他还是个八面玲珑之人，朋友多得不计其数，三教九流无不交纳。在这一点上他很像胡适，胡适靠的是修养，叶公超则完全出自天性。不过，胡适是老派绅士，待人接物，一以贯之，以诚相待。叶公超却人小鬼大，很有点小魔头的本领，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优雅粗俗，易如翻掌。周作人说过，自己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叶公超想必也是如此。大约家道中落，寄人篱下出身的，都有这套应世的看家本领。
叶公超：误入宦途侯门深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因为好友、随和，他也像胡适那样比较宽容，无论对朋友，还是对论敌。在新月文人中，他与梁实秋都是学英美文学的同行，梁比较尖刻，常常要与鲁迅打笔仗，而且语句颇伤人。叶则温厚多了，他主持《新月》期间，是杂志最浪漫、最醇厚的一段，他理想中的《新月》，不是刀光剑影的古战场，而是月下把酒论诗的田园梦。他看人论物，也不以圈子为重，能够超越党派之争，持公正之论。徐志摩是圈内的自己人，鲁迅是新月的仇敌，但叶公超偏偏认为：“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鲁迅逝世以后，在自由知识分子圈中掀起波澜。气量比梁实秋还小的女作家苏雪林，虽然鲁迅没什么开罪过她，竟然气急败坏地给胡适写信，把鲁迅骂了个狗血喷头，又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又是“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大有鞭尸而后快。她还要胡适出面带领自由主义的大伙儿，反击上海左翼搞的“鲁迅宗教”。幸而胡适脑瓜子比较清醒，没有上这个小女人的当，还以长辈的口吻开导了一番苏雪林，为鲁迅说了一些公道话。作为一方盟主，有这样的肚量、雅量、气量，无论出自真心，还是虚意，都颇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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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误入宦途侯门深（2）
即便如此，论及对鲁迅的公道，胡适依然比不上叶公超。鲁迅谢世之后，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读了一遍，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他历数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指出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之伟大。他特别赞扬鲁迅的文字：“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这话褒贬分明，不知梁实秋和苏雪林读了以后，是否会觉得叶公超吃里扒外，是新月的叛徒？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胡适看了有点不高兴。这位中国自由主义的盟主，可以对论敌宽容，但骨子里还是根深蒂固的圈子意识，他责怪叶公超：“鲁迅生前吐痰都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公超倒是一脸的坦然：“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他言犹未尽，接着在《北平晨报》文艺副刊上，又发表了一篇更长的文章《鲁迅》，对这位敌对阵营的旗手作了更全面、更公正的分析。叶公超说，“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是鲁迅。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能满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们在绝望与空虚中的情绪。不过，鲁迅那反抗的咆哮，无情的暴露，只能充实一时的空虚，有时还能给我们一种膨胀的感觉，但转眼之间又依然是空虚与绝望。其实，连鲁迅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常常劝大家不要弄到恨恨而死。他不但能怒，能骂，能嘲笑，能感慨，而且还能忏悔，自责，当众无隐讳的暴露自己。叶公超还写道，鲁迅其实是一个有浪漫气质的人，他是抒情的，狂放的，整个自己放在稿纸上的。但一个浪漫气质的文人被逼到讽刺的路上，实在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在文章的最后，叶公超再次热烈地称赞鲁迅的杂文：“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与上海，自由主义与左翼之间，早已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一个新月派的文人，能够说出这样的公道话，且是那样地贴切、理解，除了叶公超，再无他人。也许，在北平自由主义的核心圈中，他是一个最无党派歧见的人，他以自己的唯美主义立场看待一切，因而能够超越狭隘的帮派意识，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守护住了自己职业的道德和独立的尊严。
虽然淡于党派意识，但叶公超有自己的正义和良知。当日本人的炮火逼近北平，他无法再从容下去。“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在清华大学当教授。那几天清华园里人心惶惶，宋哲元派警察来校园抓学生领袖。这天，叶公超去图书馆看书，偶然发现自己的学生、清华学生会主席华道一正在图书馆看报。他很惦念学生的安全，走上去拍拍华的肩膀：“如果晚上没地方住，可以到我家来！”果然，华道一得到了梅校长的通风报信，知道自己上了黑名单，于是躲到了老师的家里。叶公超让学生在客厅的长沙发上睡了一夜后，第二天早上正式地招待了他一顿西式早点，送他回无锡老家躲避。
侵略者的坦克终于开进了北平，叶公超随西南联大转移到了昆明。时局越来越危险，教授的生活待遇也日落千丈，享受惯安逸的叶公超有点受不了，经常发牢骚说：“还不如去从政呢！”不过，以文人的清高，不是一个芝麻绿豆官就可以屈就的，即令出山，也要待价而沽。所以叶公超又半开玩笑地补充说：“我要足够大的官才做。”
没有想到，一个偶然的事情竟然令玩笑成真。叶恭绰当年有一件西周的青铜器：毛公鼎，上面刻有传世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抗战爆发，叶氏躲避香港时，来不及带走，留在了上海。叶妾潘氏欲侵吞这件国宝。叶公超衔叔父之命赶赴上海处理。日本宪兵接潘氏密告，突击搜查叶宅。国宝没有找到，倒查出手枪两支。叶公超因此而被捕入狱，刑讯逼供，又是鞭笞，又是灌辣椒水，吃足了苦头。叶公超虽然是一介书生，性格倒是外柔内刚，就是死不开口。最后由其兄具结作保出狱，携毛公鼎秘密逃到香港。就是这次入狱，种下了叶公超对日本人仇恨的种子，他再也无法平静地回到校园教书，惟愿只身贡献抗战。他的朋友、时任国民党###副部长的董显光博士趁机动员他出山，为国家服务。就这样，叶公超决然告别了学界，步入了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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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误入宦途侯门深（3）
从小小的国际宣传处驻马来亚专员起步，短短几年间，叶公超平步青云，官运亨通：欧洲司司长、外交部次长，直至外交部长。英语好、交际能力强自然是本钱，同时也与最高领袖的赏识有关。当年的蒋介石虽然是行伍出身，却不妒忌学问比自己大的知识分子，很是重才。只要有才，还是可以在政府中冒尖。
叶公超在学校是一副名士派头，他将名士派头同样带进了官场，豁达、开朗，不拘小节，令外交部气象一新。他放手让副手和部下工作，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部长当到如此潇洒，大概也无出其右了。
然而，官场真的是那般好混，真的如像清华北大一般是名士的伊甸园？叶公超未免太天真了。作为一介书生，他只知道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哪里懂得官场的尔虞我诈，政治的曲折复杂。何况，在一个专制者手下打工，处处要仰人鼻息，看主子的脸色。叶公超纵然从小八面玲珑，毕竟是大户人家出身，免不了骨子深处的贵族傲气。他自称做人的座右铭是“见大人则藐之”，然而在官场里面，有些大人你是藐不得的。谁藐谁就受气。叶公超官场二十年，究竟受了多少气，谁也不清楚，只有他的部下和女人略知一二。在外交部工作的人，都知道只要叶公超被蒋介石训斥以后，回到部里必定训斥司长。有人回忆当年的叶公超说：“他的脾气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上那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出来。”这是专制统治下的悲哀：见了狮子是羊，见了羊是狮子。做官不如狗呵。
在叶公超担任台湾国民党外交部长期间，应该说他是为蒋立了大功的，保全台湾性命的两个重要条约：《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和《台日和约》都是他任上签订的。但这又怎样呢？功劳永远是领袖的，是领袖领导有方，奴才永远只是奴才。假如自不量力，恃才傲物或功高震主，反而招祸。
1958年，叶公超外放，担任驻美大使，本以为可以自由一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现代的领袖独裁统治，远远要比古代的专制厉害，纵然远隔重洋，依然是蒋手中的牵线木偶。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掌心。三年以后，因为外蒙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成为美国与蒋之间的受气夹板。蒋尽管碍于美国主子的面子，勉强同意弃权，但这口鸟气却撒在叶的头上。叶公超被急召回国，一下机场，他被冷冷地告知：将另有安排，你就不必再回美国了！不久，发表他为政务委员，如同一件被主人玩厌的古董一般，被闲置起来，且剥夺了出国的机会，实际上形同软禁。行政院开会时，别人都来去自由，叶公超呢，哪怕上一个厕所，都有人贴身陪同，名曰“保护”！
……
金岳霖：走出阁楼之后
小阁楼中的金岳霖毋宁是理性的、清醒的。当他走出阁楼，投身政治的时候，那理性似乎就消失了，代之的是一种喷薄而出的激情。这激情在金岳霖内心蛰伏很久，以前被压抑着，如今一旦被解放出来，心情就异常地通畅，精神也分外地亢奋。
在现代中国，真正称得上有自己体系的哲学家，金岳霖可以算一个。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完成的《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从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金氏哲学架构。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解放以后金岳霖对自己的哲学作了全面的否定，而且是那样地彻底，即使到80年代，至死都不曾后悔过。金岳霖的变化，自然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功范例。国外一些研究者在论述思想改造运动时，多强调其外在强制的一面。但“强制说”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50年代，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虽非自愿、却是如此自觉地接受改造，而且，越到后面，越显得心悦诚服。金岳霖就是“强制说”无法破译的反常个案，他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之谜。
近年来，有关金岳霖的回忆和研究，陆陆续续出版了一些。在那些语焉不详的记忆断片之中，我们是否能够找到那条通向谜底的幽径呢？
解放前的金岳霖，按照他的知识出身，属于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191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留学美国，六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一般研究政治学的，往往对参政有浓厚的兴趣，像王世杰、张君劢就是如此。但金岳霖回国之后，发现国内政治黑暗得一塌糊涂，他既无力改变社会，也不想被社会改变，遂从此不问政治，一头扎进形而上的哲学世界。在清华园里，他是一个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整天沉浸在他自己抽象的逻辑世界中，为心中的挚爱林徽因女士终身不娶，家中除了书，就是一只与他同食一桌饭的大斗鸡。浪漫、风流而率性，视名利若粪土。冯友兰说他有魏晋风度，很像大玄学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可谓一语中的。
尽管超然物外，也不是对现实世界一点没有感觉。至少，道义上最起码的好恶还是有的。他看不起国民党，起先是因为不抗日，后来是由于太腐败。到40年代后期，整个清华园越来越激进，金岳霖也多次在教授们抗议国民党暴政的联名信上签名。到1948年年底，解放军围住了北平城，蒋介石派专机接清华、北大的名教授们南下。胡适、梅贻琦两位校长为盛名所累，很不甘心地抛下学校走了，陈寅恪也因为“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而南下广州。金岳霖也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两难选择。他不想替蒋介石陪葬，更不愿到国外做白华，对共产党也不了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有自己的正统观念，但到王朝末年，政治腐败到不可忍受的时候，也往往愿意接受来自社会底层的改朝换代。最后，他决定留下来，理由是共产党毕竟是同胞，不是洋人侵略者，还是可以接受的。这想法在当时颇具普遍性，一般教授都觉得又不是日本人入城，自己是搞学术的，再怎么样，学术自由总还是有。
低调的期待，反而有了意外的收获。共产党不是李闯王，所率领的军队也不是一批乌合之众。他们有信仰，有纪律，也有文化。刚刚解放的清华园，目击者的传说不胫而走：“###纪律极好，不扰民。见老百姓称呼老大爷、老大娘……”，金岳霖想必也有所闻。不过，真正触动他感觉的大概还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亲身经历的事情：解放军在准备攻城之前，奉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急令，特地找来请求他们在地图上标出北平重要的古建筑，以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