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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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案。他们两人同是蒋介石十分倚重的亲臣，但为臣之道却大相径庭。张治中是一个儒家型的理想主义者，他富于改革精神，对国民党内“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的现象深恶痛绝，常常在蒋介石的面前直言上谏，是国民党上层官吏中“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如1948年张治中经再三考虑，不惜冒丢乌纱帽以至丢头颅的风险，向蒋上呈了长达数万言的《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对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各项保守政策予以严厉批评，并将之归咎于“领袖”本身的领导失当、独断专行，甚至在文中有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等语。而张群，尽管从资格来说还是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的老友，但一俟确定君臣名分，张群便在蒋的面前唯唯诺诺，矮了三分。他老于世故，不思有进，以揣摩蒋的心理、保住禄位为能事。每每见蒋，即备甲乙二案相机行事。他公开透露过自己的为官之道：“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就做什么菜。”还颇有自知之明地承认：“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那么，本文的主人公陈布雷究竟属于哪一类呢？应该说，陈布雷既非儒家型理想主义者，亦非法家型技术官吏，他似乎介于二者之间。陈布雷有自己的救国之道，虽然长期当蒋的幕僚，为蒋起草文告，参与筹划国策大计，但他从未像张群那般政客一样，只是一味顺从，以迎合“领袖”为职责。他毕竟还能够相机进言，委婉地在蒋面前表露自己的看法，提出若干忠告。但他又极注意君臣位分，为臣者，为忠君计理应对君“知无不言”，但也须适可而止，不可一意任性逞能。陈布雷生来胆怯怕事，他不敢像张治中那样义无反顾地死谏，他谨慎从事，常常在不宜说话的时候保持缄默，压抑自我。犹如他的同僚所评价的：陈布雷“忠于领袖，处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他将自己‘缩小’，俾领袖可无限‘扩大’，位分遵守得非常严格，确是一个标准的好幕僚”。
陈布雷：“道”与“势”之间的人生挣扎（4）
然而唯其如此，陈布雷比一般人（包括张治中与张群）要作出更大的牺牲。因为他外表上虽然酷似一个只知埋头苦干的技术官吏，但其内心仍不失为一个颇有主见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朋友程沧波写道：
布雷先生的忧，是无法解除的。因为私忧可以解除，公忧是难以解除的。布雷先生终身之忧，不关个人的穷通利达，而终朝戚戚的，是天下国家之忧。……“君子有终身之忧”，正是布雷先生一生的写照。
这段话固有溢美之词，却也透出了几分真情。确乎，在陈布雷终日蹙紧的眉头中幽含着内心无限苦衷。他明明有自己的为国之忧，但这忧却不能向“领袖”直言倾吐；他明明有自己的思想，却不能不思维着别人的思想；他的笔不再听从自己的头脑使唤，而是任别人随意摆布。他暗暗感叹说：
我自脱离报界以来，即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之言。我只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也不过书记生罢了。
也许是再也不能自由地思想，痛快地直抒己见，陈布雷虽然为蒋介石写了二十二年文章，却不复感到是一件乐事，相反的，却抱怨“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真是世界上最大的苦事”同上。。他说过，自己的文章，全是呕心沥血之作。最使他难堪的是西安事变后那一次，蒋介石命他为自己编造一篇《西安半月记》。他坐在写字桌前，半天写不出一个字，内心隐隐发见了自己为人捉刀的可怜状，不由羞恼并起，拿着狼毫在墨盒里乱戳，一连戳坏了几支，仍不解心头烦躁。他在日记里无限惆怅地写道：
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岂能甘于此哉！
在“道”与“势”的激烈冲突之中，陈布雷的内心被撕裂了。那撕裂的苦痛煎熬着他，令他终日不得笑颜。这苦痛必须在心理层中得到消解，否则那折磨着他的神经衰弱症将更趋严重。他是如何消解这些苦痛的呢？
得深思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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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一代豪杰傅大炮（1）
他相信精英的道德感召力，相信曾国藩的“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认为“中国虽至今日犹有三分廉耻，此则系于二三人之努力”。他真的那么自信？真的以为一二个人的道德勇气可以改变风俗、整治吏风？当然，这也是一种豪杰气，一种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悲壮精神。
谈到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人们通常想到的是鲁迅、储安平、陈寅恪等。他们似乎不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就是与政治保持隔离的智慧。有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既坚决地拥护政府、站在政府一边，又守护其独立立场，不失其批判意识呢？想来想去，在现代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好像非傅斯年莫属。
傅斯年是史学大家，也是最一流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能有今日之辉煌，都有他当年的一份功劳。除此之外，傅斯年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当然是讲自由的，但这一自由，按照哈耶克的意思，是法治下的自由。而自由的法治秩序，又不能依靠理性的设计或革命的暴力所能实现，只能靠社会的自然演化，在有序的变革中逐渐达成。因此，自由主义往往不愿与政府作对，只要政府不是迂腐到了愚不可训，自由主义者倒是常常好为“帝王师”，走上层路线，自上而下地推行改良。
傅斯年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从大革命时代起，因为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的缘故，与国民党就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他的老师胡适由于与国民党过不去，在上海提倡人权，受到政府的打压，傅斯年倒是一门心思扑在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上。他知道，在中国，要搞学术，首先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而中国的政治，若离开了国民党，便等于没有了政府。国民党不是没有问题，但还算差强人意，有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要好。由于他重要的社会地位，傅斯年到20世纪40年代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和立法委员，与最高层有了更多的接触，在常人看来，也属于政治上腾达一类了。
不过，傅斯年的拥护政府，绝非没有底线，如阿谀之徒一般。他是有原则的。这就是中国士大夫的“道尊于势”的原则。本来，傅斯年在社会上并不出名，正是国民参政会的大舞台，令他成为令人敬佩的公众人物。所谓参政会，说起来也是一个“说了也白说”的质询机构，但既然被请了来，自然不会以唱唱“我们是光荣的参政党”为乐事，各路人马演起戏来，却是真枪实弹，有声有色。傅斯年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他最痛恨的对象除了反科学之辈，就是危害国计民生的贪污腐败。常常带头发炮，打得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因此有了“傅大炮”的美称。
罗家伦有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叫做《元气淋漓的傅孟真》，里面说：“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与伏台尔（Voltare）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台尔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坦白率真。”傅斯年的天性嫉恶如仇，看到天下不平之事就要管，就要骂。一般名人到了他这个身份，就颇爱惜羽毛，胡适就是如此。但傅斯年偏偏任着性子，坦然地说：“我的名誉反正不佳，只求问心无愧而已。”抗战结束，他以代理校长的身份，接收北大，坚决拒绝与伪北大的师生来往，别人觉得有点过分，他却固执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学问再好，他也绝对的不宽恕。每次提到罗振玉，必加“老贼”二字，称之为“老贼罗振玉”。
不过，这些还是区区小事，“傅大炮”最为人乐道的，还是将中国两个最显赫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轰下台来。这两位掌管了国库钥匙的党国要人，在先后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不仅纵容手下人贪污，自己也大捞好处。因为有最高领袖做靠山，一般人都敢怒不敢言。但傅斯年的眼睛里，却容不得半点沙子。他愤怒地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的后半生，几乎大半的精力都在与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搏斗。程沧波将这场斗争，形容为“士大夫与买办阶级的争持”。士大夫阶级没有既得利益，有超越的公平意识，天然与既得利益者势不两立。傅斯年，很有一点传统士大夫的豪杰气。豪杰气，不是每一代士大夫都会有的，按照钱穆的看法，只有战国、三国、唐代和宋朝的知识分子有豪杰气。豪杰气背后必要有凭藉，三国和唐代的士大夫凭藉的是封建门第，是不可一世的贵族之气。但在战国和宋朝，贵族士大夫衰落，平民知识分子崛起，他们一无凭藉，支撑他们信念的是孔老夫子遗留下来的儒家道统。到20世纪，传统士大夫消亡了，士大夫的精神依然存在，光大于傅斯年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他们也是平民出身，没有门第的荫护。虽然孔夫子之道已经被抛弃，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强大的道统：现代知识。傅斯年等现代知识分子正是凭藉新的知识道统，与政统中的既得利益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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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一代豪杰傅大炮（2）
新的知识道统，到20世纪，不再是云游四方的孤魂，而是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会建制，那就是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业和研究机构。傅斯年脑瓜子很清楚，知道离开了这些知识根据地，知识分子将一钱不值，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对象。这位当年“五四”爱国游行的总指挥，对政治虽然有兴趣，但正如程沧波所说：“他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的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士大夫的责任感。”早在“五四”时期，傅斯年就看透了中国政治的不可为：“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不能以政治改政治，而又负有士大夫匡正天下的责任，那就只有以知识为凭藉，在公共领域大行其道了。到20世纪40年代，因为傅斯年的名气实在太大，对国家也忠心耿耿，而其行政能力又众所公认，蒋介石几次动脑筋，要把他请入政府里面。知道他不肯做，还让陈布雷发动一帮人去劝。但傅斯年偏偏不肯就范，他知道，一入宦门，苦海无边，哪里还有自由放炮的机会！他给蒋写了一封信，力陈“斯年实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最后，再三推却而不得，勉强做了个立法委员，一来还在政府的外围，二来放起炮来也方便。
傅斯年自己不做官，而且还力阻胡适误入侯门。1947年，蒋介石改组政府，考虑拉胡适入阁，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时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虽然对政治也仅是“不感兴趣的兴趣”，但他碍于情面，且对蒋尚存幻想，一度颇跃跃欲试。傅斯年心急如焚，函电交驰，劝阻老师千万不要上当。他对胡适说，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借重先生您，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只要先生您坚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够勉强。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傅斯年这番话，最后还是发挥了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胡适留在了北大。
傅斯年的不入政府，并非权宜之计，这与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有关。他相信，只有守住舆论的公共领域，知识分子才有自己最好的政治发挥。在给胡适的信中，他有一段话，说得极透彻：“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永远在野，这也是豪杰气，这样的豪杰气，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性格，很有点现代知识分子的味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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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误入宦途侯门深（1）
然而，官场真的是那般好混，真的如像清华北大一般是名士的伊甸园？叶公超未免太天真了。作为一介书生，他只知道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哪里懂得官场的尔虞我诈，政治的曲折复杂？何况，在一个专制者手下打工，处处要仰人鼻息，看主子的脸色。
当年的国民党政府，可以说是精英内阁。不少本来已经颇有名气的大知识分子，弃学从政，服务政界，如翁文灏、王世杰、蒋廷黻、叶公超、吴鼎昌、吴景超、王云五等。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叶公超。这位曾经主编过《新月》杂志的江南才人，堂堂清华、北大的英美文学教授，后来竟然入驻内阁，把玩政治外交，成为现代中国士林中的一大景观。
像大多数江南才子一般，叶公超也出身于书香门第，世代以诗书相传，曾祖、祖父都是一时名重的进士、举人。父亲做官，曾当过九江知府。父亲死得早，叶公超很小由其叔父叶恭绰带大。这位叶恭绰当年可是大名鼎鼎，官至民国交通部长还算小事，他的诗文书画比其官衔更出名，还玩得一手好古董。中国传统士大夫本来就是诗、士、仕三位一体，叶公超后来所继承的也是这祖上的风气，算不上是歧出。
叶公超从小喜欢读书，先是在国内的南洋模范小学、南开中学，后来又去英国和美国读中学、大学，最后师从大诗人艾略特，从剑桥大学毕业。凭着一张剑桥文学硕士的文凭，叶公超昂首步入北大英文系出任教授。这一年，他才二十三岁，据说是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比胡适当年入北大还要年轻四岁。坐在下面的学生，论年龄大多比他年长，废名就比他大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