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打黑第一斗士:高官的良心-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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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他还说，你陈培德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就不要再乱嚷嚷！
　　立春过了，中央派来的调查组住进紫云饭店。
　　“陈局长，总局派监察局的两位副局长带队到杭州调查。”晚上，陈培德的手机响了。
　　电话是国家体育总局监察局监察员梁效平打来的。
　　“你们终于要来了。你们还信得过我们？”陈培德不快地说了一句。
　　梁效平问道：“您这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是周日，陈培德召开党组会议，研究接待事宜。经讨论决定由办公室准备汇报材料，监察室负责接待和联络，将调查组安排在紫云饭店，注意保密，不要让媒体知道。另外注意三点：一是体育局要为调查组提供情况和证据，并动员绿城配合调查；二是充分阐述浙江省体育局对打黑斗争的态度和做法，分清功过是非；三是在此期间体育局不再对黑哨问题公开表态。
　　陈培德琢磨着手里的调查组成员名单，梁效平、李东生都认识，组长和副组长徐槟和赵建平的名字特别陌生，似乎总局没有这么两个人。奇怪了，这是怎么回事？于是，陈培德让体育局监察室主任潘善泰跟总局监察局核实一下。潘主任拨了一通电话，周日没人上班，谁也没找到。最后，他想起了监察专员贺兴亚。贺兴亚是贺龙元帅的侄儿，是资深的纪检监察官员。电话拨通后，贺兴亚说，派调查组到杭州调查的事，他是知道的，这两个人是否副局长，他也不清楚。

第八章　黑云压城下的一线曙光（6）
总局监察局下来的调查组，组长和副组长是否副局长，贺兴亚都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调查组会不会是中央派来的？陈培德打电话向鲁松庭汇报。
　　鲁松庭指示：“全力以赴地协助和配合。”
　　4日，调查组一行四人飞抵杭州。
　　杜兆年和潘善泰到机场接机。陈培德率党组所有成员在紫云饭店会议室与调查组见面。
　　陈培德代表体育局党组对调查组的到来表示欢迎。
　　在陈培德、杜兆年等人发言后，调查组组长徐槟说：“我们是受总局党组的委托来杭州调查裁判接受俱乐部钱财事情的。调查组无权评价浙江省体育局和陈培德局长在打假扫黑中所起的作用。我很理解几个领导的苦衷和不理解，我认为主要是缺乏沟通，不存在对反腐败的问题认识的不同。我们这次来也表明总局党组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要重视体育界的腐败现象，要真抓实干，抓好对不正之风的整治……”
　　调查组转达了有关方面的意思：对陈培德的立场在原则上给予肯定，不过希望注意方式方法。
　　徐槟四十四五岁，中等身材，满口京腔，看上去精明强干。
　　陈培德确信这个调查组一定有来头。
　　杜兆年感到纳闷的是李东生怎么能成为调查组成员呢？他是裁判办公室主任，是裁判的上帝。有人说，要赢哪场球，第一个找的人就是李东生。他不仅有权分配裁判执哨的场次，还可以给暗示裁判。他是裁判的“上帝”，裁判的调度、晋级、表彰者抓在他手里。他想跟谁过不去，谁就死定了，不要说晋不了级，裁判也没得当。
　　裁判员杨志强在多哈亚运会执法出色，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将之列为精英班成员。不知李东生为什么看他眼眶发青，愣是不让他申报国际级裁判，即便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多次来电过问，他也没过李东生那一关。有人说：“杨志强要不就是没送礼，要不就是礼送少了。”
　　李东生刚到裁判办公室时可不这样。那时的他什么也不懂，可是做事肯投入，又很有心计，有段时间不分昼夜地在单位忙，连续三周没回家，他到赛区不会客，不吃请，不娱乐，给人一种特别敬业和廉洁的印象，多次当选中国足协“优秀干部”。他对裁判员要求很严，要求他们在执法赛区：“不能吸别人一支烟，喝别人一杯茶。”
　　这位中国足协“廉洁自律”的“优秀干部”为某俱乐部在一国际比赛中主场取胜，向韩国主裁行贿5000美金。不料，韩国裁判事后将赃款交给亚足联。亚足协追查下来，最后在南勇、杨一民等人斡旋下总算没翻船。
　　杜兆年认为让他参加黑哨调查实在是太不合适了。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陈培德。
　　“这不行，绝不能让他参加调查，请他立即回避！”陈培德坚决果断地说。
　　杜兆年请潘善泰把浙江省体育局的意见转达给调查组。调查组认为体育局的意见有道理。第二天，李东生灰溜溜地离开杭州。
　　尽管体育局的保密工作做得较好，可是第三天媒体的报道就出来了：“就在各方担心、黑哨们自己也以为可以松口气准备回家过年的时候，沉寂多日的反黑中心杭州昨日又起波澜，国家监察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悄然抵达，并与原吉利和绿城俱乐部接触，这意味着扫黑事件不了了之的传闻不攻自破……”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悄地酝酿，扫黑向纵深发展，从此足协只能担任配角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八章　黑云压城下的一线曙光（7）
调查组行事低调，拒绝任何媒体采访，他们与绿城的宋卫平、沈强等人逐一谈话，而且还把桂生悦、鲍仲良等人从深圳和广州请到杭州接受调查。据说，调查组兵分两路，另一路正在北京调查。
　　调查组除找人谈话，调查取证之外，还核查了绿城的账目，比阎世铎、李东生的走马观花式调查要深入、细致和严谨得多。他们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12点之后。
　　宋卫平在2月1日从澳大利亚回杭州时，已不像走时那么怆然和沮丧，似乎大彻大悟了，没事时还下几盘围棋。他说，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黑哨问题不了了之，或者仅处理几个裁判，这样改变不了足坛腐败的现状。他准备鱼死网破，宁肯坐牢也不放过黑哨。
　　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调查组的出现，让持续低迷的打黑斗争又出现一缕曙光，让宋卫平找回了信心。他一边接受调查，一边接受记者采访，偶尔还搞个媒体见面会什么的。德国一家电视台的驻北京办事处打来电话要采访他。他表示接受采访，不过他们要跟浙江省体育局打个招呼，另外采访时间最好安排在春节之后。
　　鲁松庭在汪庄“夕照厅”　宴请调查组三人。一个多月前，他在这里宴请过阎世铎和董华。他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对调查组的到来表示欢迎，对足球打假扫黑斗争表示支持，
　　几天来，徐槟、赵建平对陈培德有了了解和信任，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徐槟是中纪委三室的副主任，赵建平铁道部的老纪检干部，参加过陈希同案件、厦门远华等大案要案调查与侦破。这是两员强有力的干将，看来中央是下定决心要解决足坛腐败问题，陈培德不由得喜出望外。
　　彼此都是领导干部，责任在身，三句话还是不离本行，吃饭不忘工作。徐槟说，陈局长，有关您的报道我都认真读过，特别敬佩您的勇气和魄力。在政府官员中像您这样的可不多见啊。宋卫平对您的评价也非常高，他说要是没您在后面的支持，他早就打退堂鼓了。
　　鲁松庭严肃地说：“我们支持省体育局和陈培德同志就是希望把打假扫黑进行到底。不然，任其蔓延，毒化社会风气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另外，再这样下去，足坛非成为人人喊打的老鼠窝不可。”
　　陈培德问徐槟：“裁判身份认定是否解决了？”
　　这是自从调查组来他就想问的一句话。
　　徐槟说：“司法机关之所以迟迟不介入，关键的就是有三个吃不准：一是足协的性质，二是裁判的身份，三是裁判执法是否公正。”
　　赵建平说：“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阻力还是很大的。要想把所有违纪违法的俱乐部、裁判和官员的问题都查清楚是很难的，要取得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抓出几个还是可以做到的。”
　　陈培德的心缓缓向下沉去。这是治标不治本，抓几个倒霉蛋可以起到震慑作用，可是过不了多久还会泛滥成灾。陈培德一下没了兴致，话也少了。
　　2月7日晚，徐槟等人来到陈培德的办公室。
　　徐槟说：“陈局长，感谢浙江省体育局和您本人对我们调查工作中的支持和配合！我们来杭州已经5天了，调查将告一段落，明天将返回北京。在调查中，绿城很配合，情况也基本摸清了。不过，他们还留有一个尾巴，从账上看龚建平退回的钱不是4万，而是8万。我们想从陈局长这儿得到旁证。”
　　糊涂！龚建平退回8万为什么要说4万，留这个“尾巴”干什么？你要打假扫黑，自己怎么还能作假？估计宋卫平是想减轻自己和龚建平的责任，所以没有如实交代。

第八章　黑云压城下的一线曙光（8）
陈培德详细地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在梁效平的笔录上签字后说：“我希望对绿城宋卫平从宽处理，他不仅带头揭黑，还主动坦白，在扫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不从宽处理，今后谁还冒险揭黑呢。”
　　徐槟说：“宋卫平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最后处理时，会给予考虑。现在必须掌握所有的证据，把能搞清楚的搞清楚。”
　　调查组离开时已是半夜11时，他们没有休息，连夜找宋卫平和沈强谈话。
　　尾声
　　1。龚建平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成为中国惟一的黑哨。一年后，43岁的龚建平在抑郁中病逝。陈培德说，龚建平是替罪羊，这是中国司法介入的一次突破，又是司法介入的第一次流产。
　　2002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受理裁判收受红包的案件，构成犯罪的“黑哨”将被以商业贿赂罪起诉。
　　3月5日，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先后收到四项有关司法介入足球的议案。
　　全国人大常委吴长淑提交、36名人大代表附议的议案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敦促北京市人民法院依法受理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的行政诉讼案。吴长淑在议案指出：行规决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
　　全国人大常委毛昭晰在议案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51条第2款明确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有贿赂、诈骗、组织赌博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司法应该介入足球，对黑哨必须依法查处。有42位全国人大代表（其中有13位常委）在这个议案上附议。
　　3月15日下午4时，龚建平像往常一样跨进家门，看到的不是妻子索玉华，而是北京市宣武区公安分局的刑警。他被带走了。次日，他在拘留证上签了字。
　　在全国人民的眼里，这位属鼠的裁判就是中国“第一黑哨”；在有的裁判眼里，他是不可饶恕的叛徒。有人认为，龚建平要是不退赃，不写“忏悔书”，宋卫平就拿不到证据，陈培德等人掀起的扫黑风暴就得像以往一样不了了之。
　　龚建平被抓的第三天，宋卫平接到调查组通知，让他立即去北京接受调查。宋卫平凄惶地拨通陈培德的电话：“陈局长，调查组请我去趟北京，究竟会有什么事呢？”
　　“你去吧。争取主动，别留尾巴，一定要讲清楚！”陈培德点拨道。
　　这一天，陈培德还接到一个电话，中央调查组又到杭州了。陈培德明白了，他们的用意是把宋卫平调离，然后深入调查。
　　这次是赵建平带队，在成员中增加了两名公安干警。调查组到绿城后，一拨分别找沈强和小方谈话，另一拨查账。他们的调查有了突破的进展，查清了龚建平在绿城收受两笔贿赂，第一笔是2万元，第二笔是8万元。2001年12月，他退还的是8万元，不是4万元。
　　宋卫平多次忧心忡忡地对陈培德和记者说，不忍心将证据交上去，那是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其实，他最担心的就是龚建平。龚建平最初是坚决不要这个钱的，是“中间人”硬塞到他包里的。宋卫平答应不把龚建平供出去，最后由于形势所迫，还是把他供了出去。宋卫平觉得自己已经不仗义了，已经对不住龚建平了，为了减轻龚建平的罪行，所以打了折扣。这笔没说出去的4万元钱也许是他留给自己的最后一点儿仗义了。
　　宋卫平给龚建平打过电话，劝他自首立功。
　　还有那封替龚建平写的“忏悔书”，当初为了证明4万元钱是裁判退回来。后来，他希望它能成为龚建平主动自首的证据。　。。

第八章　黑云压城下的一线曙光（9）
讲义气，好脸面的龚建平回绝了。他说，不行，如果说了我还怎么在足球圈里混？
　　让龚建平深恶痛绝的就是那封绿城伪造的“忏悔书”，它让他遭受同行的猜疑和憎恨，认为他破坏了行规，出卖了哥们儿。
　　1月19日，在足协调查时，龚建平可能想表示自己是个守口如瓶的人，没出卖同行，不是叛徒，一反常态，突然变得强硬起来：“我拒绝回答，不愿意说，不想说，也没什么可说的。”这与认为裁判“就是足协使唤的一群狗，我们怕足协怕得要命”的龚建平判若两人。因此，有报道说“足协打黑钝刀割肉，张业端龚建平挨办”，涉嫌受贿的裁判“打死也不说”。
　　第二天，宋卫平打来电话，嗓音沙哑地说，陈局长，你猜得对，他们要调查的就是关于龚建平退款的事。
　　“陈局长，这次找我调查的是公安部的，他们说可以刑拘我，因为我是涉嫌行贿的犯罪嫌疑人。他们说再给我一次机会，希望我把事情说清楚。”
　　“你当初就不该留这个尾巴让人抓，结果差点儿砸了自己的脚。”陈培德批评道。
　　“陈局长，我已做了最坏的打算，怕是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了。”宋卫平颓丧而悲凉地说。
　　“宋总，不要压力过大、负担过重，事情远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陈培德安慰道。
　　“好。我明天回杭州。”说罢，宋卫平挂断电话。
　　4月17日，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正式批捕龚建平。
　　宋卫平心情沉重地对记者说，对黑哨必须严厉打击，可是落实到龚建平身上，我为他感到可悲、可怜、可惜。他为足坛腐败付出惨重代价，难道是他一人的错吗？他说过，在足坛的这种现状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