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联合国高层-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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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类：特等干事
　　级别：Ｄ－１，１档
　　工作地点：纽约
　　税前年薪：４３８９０美元，外加４０％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及其他津贴
　　工作时间：两年，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４日至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３日
　　特殊情况：从中国政府借调
　　我于１９８０年４月３０日在聘书合同上签了字，表示接受上述条件，一式两份，人事厅和我本人各存一份。
　　１９８２年，联合国又续聘我三年，我在人事厅寄来的第二份聘书上签了字。其中说明对我的第二次聘用展期到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５日，职务级别不变，薪金则提高了一个档次，为Ｄ－１，２档。我在这个级别上只干到１９８３年３月底，４月１日起升任Ｄ－２级司长。
　　担任办公室主任的第二年，即１９８１年的5、6月间，我参加人事厅分别在纽约市和纽约州北部莫宏克山区举办的联合国高级行政官员学习班，先后脱产学习两周，学习内容是关于联合国本身的知识以及“解决问题与做出决定的方法”，邀请了联合国内外一些专家来讲解或主持专题讨论。学习班有数十人参加，都是Ｐ－５级以上的行政领导，大家生活、学习在一起，这提供了很好的彼此认识的机会。
　　除我之外，副秘书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有毕季龙的特别助理（Ｐ－４）和安丝蒂的特别助理（Ｐ－３）及秘书６人（一般事务等级，Ｇ级）。
　　我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职权范围是：协助副秘书长全面领导本部以及本部的行政管理；对本部所属各司、各委员会及专门小组的工作给予指导；代表副秘书长向会员国政府和常驻代表团、联合国立法机构、附属机构和专门机构等执行交涉和联络任务；执行副秘书长临时指定的任务等。
　　从以上职权范围可以看出，办公室主任对外代表副秘书长，对内承上启下，协调和沟通各司、各单位之间的关系。处于这样一个位置，我必须努力做到使部内各个单位受到公平对待，尽一切可能团结更多的人为技合部做好工作。我有机会与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参加部内、部外的各种会议，这些都有助于我观察和了解情况。我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处理好各种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办公室主任的作用，协助副秘书长把工作做好。
　　普通职员不容易见到副秘书长，司长们个别约见副秘书长，一般也要事先通过秘书预约。而办公室主任可以接触到各级官员，当然他必须放下架子，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使人对他有信任感，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我尽可能多地与各级官员接触，把他们请来办公室，或利用工作午餐等机会联络感情，了解情况。接触较多的是各个处的处长或相当级别的官员，他们是工作骨干，最了解情况。对司长，一般是我去他们办公室造访，或通过共进午餐或相互宴请的方式进行联系。
　　过了不太久，由于人们感到这位办公室主任是一个不难接近的人，主动找我的人越来越多，使我能了解到一些深一层的问题。例如，方案支助司的人员，特别是其所属专家招聘处的人员情绪不高，原来是因为感到自己被冷落，认为领导上器重执行办公室的人，而贬低他们的作用。专家招聘处和执行办公室都是管人事的处级单位，负责人都是Ｄ－１级，前者属方案支助司，主管技术专家方面的人事；后者直属副秘书长办公室，主管本部人事和财务，负责人叫执行干事。该执行干事工作能力不差，但爱表现出高人一等，制造出他及他领导的单位特别受器重的假象。专家招聘处的人不服气，认为都是管人事，执行办公室有什么了不起！如果领导上在处理关系到两个处的问题时稍有疏忽，则易引起误会。我弄清问题所在后，同专家招聘处的正副处长作了长谈，在处理敏感问题时留意，证明领导上并没有偏袒执行办公室而歧视招聘处。不久，方案支助司司长拉###茨对我说：“我司的人对我说，现在我们放心了，因为证实叶先生没有对我们冷眼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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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花八门的任务中入门（2）
联合国的职员来自不同国家，有着各自的民族习惯、宗教信仰及文化背景，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要特别谨慎，一定要掌握“一碗水端平”的原则。
　　自然资源与能源司的司长是一位南斯拉夫籍的犹太人，他下面一位英国籍的处长也是犹太人，他们与该司一位法国籍的处长闹得水火不相容。两个处长分别来向我告状，诉说对方的不是，但任何一方都提不出足以驳倒对方的有力论据。我从他们的相互指责中看出，矛盾由来已久，背景复杂，谁是谁非很难弄清，而且卷进纠纷的还不止这三个人，靠我的力量去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的。我也不能让他们有我处事不公、偏袒某一方的口实，我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耐心听取他们各自的陈述，不轻易表态。只是当那位犹太裔处长对我说，法国籍的处长在管理项目中有受贿行为时，我立即严肃指出，如有证据，应该拿出来，否则这样的问题不能随便乱说，乱说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他便不再吭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经过好几个回合的背后相互指责，这种气氛逐渐平息下来。
　　技合部当时有十来名苏联人，担任项目管理官员和科长职务。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起初，他们对毕副秘书长和我这两个从中国政府借调来任职的人有些顾虑，不敢接近。我则注意对他们与其他国家的职员一样，一视同仁，有时碰面时还与他们用俄语寒暄，以缓和气氛。一段时间后，他们逐渐发现我们在人员的使用和提拔上并没有歧视，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们敬而远之了。
　　该部还有几位我们的同胞，他们都为该部及加强该部与中国的合作做出了贡献。副秘书长特别助理赖尚龙和发展行政司的林武郎是从台湾来的；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的沈祖为（女）和自然资源与能源司的麦举能是从香港来的。方案支助司招聘处的李醒嘉（女）也来自台湾。她原在会议事务部中文处任笔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本人提出想来技合部招聘处工作。翻译人员不属地域分配名额，从中文处调到技合部受超员的限制，经过一番努力，最后才成功。那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成功的例子，其后人事厅对类似调动就卡得越来越死了。
　　朱汉生和游允中属联合国统计司，该司受双重领导，调研业务归国际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技术合作业务由技合部领导。他们二人各自都曾多次到中国执行项目，帮助中国在统计方面与国际接轨，并完善统计制度，得到我国家统计局的赞许。
　　台湾同胞陈恒茨１９７６年进入联合国，我１９８０年到技合部时，他在该部规划与执行司东非科任方案管理科干事（Ｐ－３级）。１９８１年，他去坦桑尼亚执行技术援助任务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年仅三十出头。噩耗传来，大家为之悲恸，我和方平与赖尚龙代表副秘书长及该部同事到他家中吊唁，并向他夫人表示慰问。与他同机遇难的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七人，联合国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按规定，坦桑航空公司应给受难者家属相当数目的赔偿金，但该公司财政拮据，即使将其全部财产变卖，也不足以抵偿小部分受难者家属应得的赔偿金额，只好全部由联合国担负起来。
　　另有一位从台湾来的赵宝熙，听说是国民党###陈立夫的外甥。他１９６０年起进入联合国秘书处，技合部成立时到该部规划执行司工作，１９８７年提前退休，后曾在联合国的ＴＯＫＴＥＮ计划下到中国讲学。
　　有一位在我国合法席位恢复之前进入联合国的同胞，在原技术合作厅任职多年，技合部成立后，担任过Ｄ－２级的司长，退休后一度应聘为该部短期顾问。他曾经出过一些不错的主意，但也干了一件令整个秘书处吃惊的事。大约１９８２年的一天，他已经不是顾问了，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否知道中国政府已推荐他接任毕副秘书长的职务。我对他说，我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不知他的消息来源是哪里，他却支吾其词。他也向秘书处其他人放出同样的消息。看来他自视甚高，想借机制造舆论，以为联合国的人都会向他发出欢呼之声，于是他就可借以向中国政府毛遂自荐。岂料，他这种做法的效果适得其反，甚至惊动了秘书长。秘书长托人捎口信给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负责人，请他向中国政府转达：毕季龙先生如能继续留任，秘书长没有意见；如果中国政府要换人，千万别推荐这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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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花八门的任务中入门（3）
有一件令我十分感动的事。我担任办公室主任不久，与我素昧平生、从技合部退休的来自印尼的华裔老人陈先生，七八十岁的高龄，从远离曼哈顿郊区的家里特地来见我。他手里拄着拐棍，不顾步履艰难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作了长谈，反映技合部及其前身技术合作厅过去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某位爱搞小动作、借机报私怨的人物的种种表现。尽管他所谈内容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但也印证了其他人对这个人物的评论，更使我们警惕。作为一个华人，陈先生是希望中国人领导的部门繁荣、昌盛，　我非常感激他的用心。
　　作为办公室主任，我还必须处理某些特别的关系，应付一些伤脑筋的事。这方面，有一些颇值得回味的经历。
　　应付好揽权的人
　　技合部的第二把手是助理秘书长玛格丽特·安丝蒂小姐。到技合部上任之初，我在处理人际关系中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她的关系。
　　玛格丽特·安丝蒂是英国人，未婚，所以称呼小姐。她虽已五十出头，高高的个子，举手投足很有风度，穿着打扮合时讲究，在秘书处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她从年轻时即进入联合国机构工作，长期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任职，其间曾担任过该署常驻拉美国家代表多年，除英语母语外，她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和法语。开发计划署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联合国中央筹资机构，她有不少这方面的关系。她业务熟悉，工作干劲大，作风泼辣，但喜欢揽权。１９７８年技合部始建时，她从开发计划署调来任助理秘书长，协助该部第一任副秘书长杰马科耶。过不了多久，她就把大权揽了过去，技合部的事，由她说了算，以致形成人们只知技合部有一位能干的安丝蒂小姐，而鲜闻杰马科耶之声。毕副秘书长上任后，她想如法炮制，要求大事小事先与她商量，得到她的认可方能施行，毕副秘书长当然不能这样做。于是，她就有意见，逢人就发牢骚。她有事找我时，往往有意无意在我面前说毕副秘书长这件或那件事未与她商量等，示意要我这个办公室主任去传话，提醒毕副秘书长应事事找她商量。出于礼貌，我没有作声。我认为毕副秘书长的做法是对的，有些事找她商量，有些事不征求她的意见，不必事无巨细都必须通过她。联合国是一长制，不搞“三驾马车”或“两主席”式的领导，如果大小事均须先与助理秘书长商量，然后实施，则会蹈杰马科耶的覆辙。技合部的人们逐渐感觉到这种变化，有的人还亲自听到过她的牢骚。这些牢骚显然也传到了马路对面的秘书长办公室，于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给毕副秘书长捎话说，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把安丝蒂调走。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人们发现这位过去的女强人，不再像前任副秘书长时期那样吃得开了，于是，有人推断，她在该部的日子不长了。一些她过去的朋友有意在我面前揭她的短，以表白自己；还有人甚至当面同她顶撞，使她难堪，俨然有墙倒众人推之势。一位过去曾与她发生过尖锐矛盾的司长级官员，耿耿于怀，乘机在毕副秘书长面前说她的不是，想让毕副秘书长叫她离开技合部，毕没有听他的。他也对我出点子说，应该设法把安丝蒂赶走。所谓“把某某赶走”，是联合国一些人采取的排斥异己的一种并不光明磊落的捷径，其办法是唆使别人或者若干人对某人搞小动作，令其难堪而自己提出调职。此人不理解，我们这些从中国政府借调到联合国工作的人，是反对搞这类小动作的；借机算历史旧账，也不是我们所赞同的。我想，技合部是中国人领导的部门，我不仅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还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做好该部的工作，不论主意出自何人，我们办事不能没有原则。
　　根据我的观察，安丝蒂喜欢揽权，但表现公开，不耍权术；她对业务熟悉，工作努力，敢于批评完不成任务的单位，并因而得罪了一些人。从她的经历看，她未曾担任过政府官员，没有沾染上某些政客的狡诈习气；她从年轻时进入联合国，从一般职员做起，直到助理秘书长，倒是养成了“富有侵略性（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的习惯。所谓富有侵略性，这是不少联合国官员的座右铭，含义是工作积极主动，敢作敢为，咄咄逼人，充满竞争意识。安丝蒂如果“侵略性”不够强，是难以升到助理秘书长的位置的。联合国系统众多的技术合作机构之间，为争项目、争经费的竞争非常激烈，一个没有“侵略性”的机构是要被淘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技合部需要安丝蒂的“侵略性”。当然，另一方面，与她相处，也不得不注意提防，不能过于迁就，否则她得寸进尺，把你撇在一边，或取而代之，丝毫不会对你有所怜悯。
　　

从五花八门的任务中入门（4）
我任办公室主任期间，毕副秘书长在外出差时间较多，每逢此时，安丝蒂是技合部的临时代办。我曾风闻她召开过应该有我出席的小型会议，没有通知我去参加。我没有证据，当然不能向她提出。一次，我得到她召开会议的确切消息而仍未见通知我，立即嘱将去赴会的执行干事给她捎信，问她，作为办公室主任，我是否应该参加这次会。她便马上叫她的特别助理打电话来，请我去参加。我去后，才知道是人事厅来人谈人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