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的灵魂-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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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投射在建筑的石墙上，只一瞬间，迷人的金色喷薄而出，城市弥漫在金黄色的光辉中，光影分明。《金城耶路撒冷》中这样唱道：
山林的气息美酒般清爽，黄金之城，青铜之城；
耶路撒冷，到处充满光芒；
我用我的琴声，永远为你歌唱……
悲情古城耶路撒冷在一天的起始，正显现出其最最原始的面貌。
自古以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可以像耶路撒冷那样，被投注以那么多的信仰。身为三大宗教共同的“圣城”，接受着来自全世界超过30亿教徒的顶礼膜拜，耶路撒冷神圣不可方物。犹太教说，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古代犹太王国的首都，城内锡安山上还有他们的宗教圣殿；基督教说，这是耶稣诞生、传教、牺牲、复活的地方，当然是无可替代的圣地；*教说，这是穆罕默德夜游登宵聆听真主安拉祝福和启示的圣城，这里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清真寺。
这片不到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了三大宗教的精神重心，耶路撒冷实在是不堪重负了。
对这个希伯来语中的“和平之城”来说，和平却无比遥远。三大教的信徒都热爱圣城，为了争夺圣地，几千年来，这里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残酷的战争。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说，世界的麻烦在中东，中东的麻烦在阿以，阿以的麻烦在耶路撒冷。在战乱中，它先后18次被毁灭。成为废墟后，毁城者还要用犁再翻一遍，灭绝任何让人怀念的种子。但它又一次次奇迹般重建，每一次复兴后依然会聚着世上最狂热的爱和恨。
三大宗教的烙印深深地刻印在城中每一个角落，《旧约》、《新约》中提到的许多人名、事件和有关地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相应的教堂、殿宇和遗迹。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你会被带进记忆中的神话传说……
阳光下老城的建筑物外墙仿佛笼上了一层朦胧的金纱，这大概就是乳白色的耶路撒冷石吧。
临街的一个阳台上紫色花朵竞相怒放，镜头瞄过去，竟是三角梅，也称海啪椋钲谑谢ā�
【资料：圣地】
截至2000年，耶路撒冷市内有1204座犹太会堂、158座教堂和73座清真寺。
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圣殿在耶路撒冷建成，这里就成为犹太教信仰的中心和最神圣的城市。被毁前，圣殿内的至圣所藏有约柜，只有大祭司一人才有资格一年进入一次。今天，全世界的犹太教徒祈祷时仍要面朝耶路撒冷，如有可能，建筑也要设计成朝向耶路撒冷至圣所的方向。哭墙作为第二圣殿的残迹，是除圣殿山以外最神圣的地方。
基督教尊耶路撒冷为圣地，不仅是因为它在《旧约》中扮演的角色，也因为耶稣在此生活、传教、受难。耶稣在出生后不久就被带到耶路撒冷。最后晚餐的地址位于锡安山，紧靠大卫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则位于耶路撒冷城外（如今在市区内，即圣墓教堂）——过去两千年间，这里一直是基督教的首选朝圣地点。华人天主教会一般称耶路撒冷为耶京。
耶路撒冷也被认为是*教的第三圣地。在麦加之前，耶路撒冷就是穆斯林祷告的方向。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在公元620年的一个夜里奇迹般从麦加来到耶路撒冷圣殿山，升天会见先知们（《古兰经》第17章第1节）。今日圣殿山上的两座清真寺都为纪念这一事件——在《古兰经》中提到的是阿克萨清真寺，而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的登霄石在圆顶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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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堂的商业文明（1）
中城联盟组织的这次活动有两条路线，一条直飞以色列特拉维夫，一条先访迪拜再辗转以色列会合。近年，迪拜堪称全球房地产开发商必访之城，这座*联合酋长国的最大城市，不满足于作为中东经济金融中心的地位，以新颖、梦幻的手法，推动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吸引全球注目，也吸引来全球资本，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速的城市之一。
从2000年开始，迪拜兴建了许多超大型房地产项目，如众人皆知的在海岸线外生生填出来的棕榈岛、世界群岛以及世界上最高、最奢华的饭店——帆船酒店。当地的伊玛尔地产正建造一栋建筑——迪拜塔，决心问鼎世界最高建筑，为此不惜时间金钱，目前预计高度810米，而最终高度仍是一个谜。正在建设的迪拜新中心完成后，在河畔将矗立起约500栋摩天大厦。
各国移民大量移居迪拜，观光游客更不计其数。但老王没有选择迪拜，而是直飞以色列。作为一个房地产公司董事会主席，老王对教堂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摩天大厦的兴趣，为什么？这要从早些年受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影响说起。
老王酷爱读书。万科创业之初，老王利用公务去香港的机会购买财会、企管书籍。头两年，白天辛苦一天，回到住处无论多晚也要自学两个小时的课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惊喜地发现国内出版界开始大量出版过去被视为禁书的书籍，令我开心智的是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尤其是张五常先生的《卖橘者言》、《增长的极限》，科尔内的《增长、短缺与效率》……犹如紧闭的屋子，窗户洞开，一股清新空气扑面而来——其中也有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至今对老王影响深刻。
马克斯·韦伯认为，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他强调清教徒思想在西方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论述，一般宗教往往排斥世俗事务，尤其是经济上的追求，但后来，某些禁欲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加尔文教派，逐渐转向争取理性的经济利益，以此表达他们受到上帝的祝福。
虽然这并非教义的最初目的，但这种教义的内在逻辑，直接或非直接地鼓励人们忘我追求经济利益，并为此作理性计划。在这种动力驱使下，资本主义会很快发展起来，甚至发展到与原先的教义发生矛盾的程度——因此，韦伯认为，社会的理性化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1620年11月11日，一艘大约30米长的三桅帆船在北美大陆的科德角外抛锚，这艘名为“五月花号”的大帆船载着102名乘客，在抵达之前，在茫茫大西洋上漂泊了66天。由于抛锚的地方远离预定目的地，无论是他们与英国垦殖公司签订的经济合约，还是与上帝之间的宗教约法（船上有清教徒，还有许多非清教徒），此时都不再有效力，船上的临时团队面临解体。
乘客们脱离社会秩序，回到了自然状态。如果他们就此解散，各自为战，显然无法在严寒、贫瘠的新大陆生存。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如何开始？以清教徒为主的41名成年男子签署了一份公约：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
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
有教堂的商业文明（2）
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
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
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这份写在一张简陋的纸上的契约，就是日后有名的《五月花公约》，它从法理上肯定：国家权力来自全体社会成员以契约形式出让的部分私权利的组合；法律是为了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为了维系某种统治秩序。
《五月花公约》是美国政体的基石，它清楚地表明了“宗教和商业”在美国至关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人认为，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堪称美国的精神国父，加尔文的清教主义不仅是一种宗教理论，更是一种政治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的约法观念，以及其中所体现的*观念、习惯和操作规程。
清教徒视世俗的职业为天职，殚精竭虑、持久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种伦理观，造就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独特人格：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严肃刻板、讲求实效、严于律己。他们认为：人的一生时光都应用来为上帝的荣耀服务，浪费时间是万恶之源；人要热爱工作，工作是上帝安排给人的任务；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神的意志，这样会促使人们将分散的精力集中起来进行精工细作，社会总财富也会增加；杜绝铺张浪费，崇尚俭朴之风。这些构成了西方企业家的基本特征，用一句话概括：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对内GDP贡献过半，对外“中国制造”遍及全球，与此同时，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企业家。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即从赚钱的角度来看，很多企业家都很成功。在“拼命赚钱，拼命省钱”这方面，他们做得很出色，但是在“拼命捐钱”这方面，似乎做得不多。一些企业或企业家进行慈善捐款，往往是响应政府部门的要求，或是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而非出于内心深处的善意。
这其实反映出，我们企业家的财富观停留在财富本身，目的仅仅是“拥有财富”、“实现自我”。这又进一步反映出，我们企业家缺乏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叩问、自省。面对这个问题时，中国的企业家很难作答：“我们生活、工作、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当人离开这个世界时，生命的意义何在？”
当我们面对另一种既有的，却常常被忽视的原则时，便会发现，原来自己仅仅停留在此岸，而非彼岸。时间来到21世纪初，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前后，我们发现，灵魂在徘徊。
正是在思考企业使命和个人价值的终极意义过程中，很自然地，我们会向一些国外的标杆企业和企业家学习。从那里，我看到，他们对于企业使命的思考，是与西方传统文化、社会背景甚至宗教信仰一脉相承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行为。谈万科的企业使命、个人价值的实现，只和国外标杆对位比较是不够的，毕竟我们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
新教伦理是西方企业家的精神源泉，那么，中国现代企业家的精神源泉在哪里？
【资料：洛克菲勒】
约翰·洛克菲勒的父亲做过游医、木材商人、马贩子，母亲是一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徒。作为长子，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经商的兴趣，又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精细、节俭、守信用、一丝不苟的品质。
约翰·洛克菲勒创建的标准石油公司，在巅峰时期垄断全美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他的身家按今天的价格计算，相当于2000亿美元（2003年比尔·盖茨的身家为407亿美元）。洛克菲勒却严格遵循浸礼会的教条生活——不喝酒、不抽烟、不跳舞，他对购买法国庄园或苏格兰城堡毫无兴趣，也不屑于购买艺术品、游艇或带有中世纪韵味的西服，一生沉溺的爱好只有骑马。
1897年退休后，洛克菲勒专注于慈善事业。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之一，青霉素的应用、北京协和医院及医科大学的建立，甚至周口店“北京人”挖掘考古，都得到这家基金会的帮助——尽管在中国，他一直是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寡头资本家形象；在美国，他也被视为不惜“割断别人喉管”的无情竞争者。
事实上，洛克菲勒那个时代之前的富豪，更多是靠巧取豪夺、投机、操纵股票和资金以及彻头彻尾的欺诈来发财致富，而洛克菲勒聚敛财富却是靠投身一个新兴、疯狂、难以预料而又反复无常的行业，并根据自己的逻辑无情地将之改造成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涉及面很广的事业。洛克菲勒对外界的批评不屑一顾，坚信他的美孚公司是改善人类境遇的工具——它以稳定取代混乱和反复无常，使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将“新光明”这一礼物送给了黑暗的世界。
躺着的摩天大厦
回忆起2007年中城联盟组团访台，同宝岛房地产同行交流的情形。抵台北当晚安排到“台北101”观光。
“台北101”楼高508米，地上101层，地下5层。508米的高度已超越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高452米的双子星大楼，成为全球最高建筑物。城市夜晚，绚烂浮华跃动……
城市建摩天大厦源于西方的工业文明，西尔斯大厦、帝国大厦……都在美国。20世纪末，亚洲国家（包括发达、欠发达的）在摩天大厦的高度上急起直追，表现出东方民族的高楼情结。“9·11”之后，美国在反思摩天大厦的利弊，亚洲国家和地区却仍不惜财力营建超级摩天大厦。目前，世界排前十位的摩天大厦有六座在亚洲绝非偶然。
在中国大陆，1985年，150多米高的深圳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的深圳速度开大陆超高层建筑先河；1990年，北京京广中心突破200米；1996年，深圳地王大厦以“九天四层楼”的新深圳速度将楼高拔高到384米；随后上海金茂大厦以420米的高度排入世界第三。正在建设中的上海陆家嘴环球金融中心对原设计方案作了修改，增加32米，力图象征性超过世界第一高的台北101大楼。不过即便如此，以美国建筑机构CTBUH所制定的高度计算标准而言，环球金融中心仍低于已建成的台北101大楼。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在此期间新冒出来的迪拜塔将以超过800米的建筑高度傲视群楼，环球金融中心只能屈居第三了。
万科早期也曾尝试开发摩天大厦——深圳海神广场，开发过程中遭遇经济紧缩，市场状况急转直下。公司紧急应对，把写字楼改为公寓住宅，高度从180米降到150米，不仅建筑面积缩水，还须追加投资……但经过公司上下努力，住宅项目（改名为“俊园”）赢得市场，保证了公司运营安全。万科得出教训：不轻易上高层项目，那可能不是纪念碑，而是墓碑。
时间来到2009年，这年末，万科将拥有一栋新的“摩天大厦”：万科中心——不过不是高耸入云，而是一栋水平的摩天大厦。如果把它竖起来，与美国帝国大厦差不多一样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