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殇-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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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一直憋到太太从家里给我带来了晚饭，那一泡憋人的长尿总算在床上用尿壶给解决了，那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有意识地“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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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珠 江 神 内 的 日 子（1）
珠江医院的高治愈率名声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真正可靠的信息来源。我也是事后才从更多的媒体朋友处得知珠江医院居然有过伪造“高治愈率”的前科。
对于医院的医生“通过内部管道收取红包”的潜规则，亲友们反映不一，比较“愤青”的会指责医生道德败坏但同时觉得无可奈何，比较“世故”的则觉得非常正常。在大陆，似乎只有“人情”是信得过的。
我自己对于送红包给主任医生，心里有着一种非常不自在的感觉，但同时也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至少直接负责我的主治医生W大夫是正直而不收红包的。
就在我通过“内线”送红包住进珠江医院之后，我的家人竟意外在家里看到一张刊登了一篇“珠江医院惩治收红包医生”新闻报导的旧报纸，因为我的住院，这篇偶然在旧报纸上看到的文章题目马上吸引了我家人的眼球。
我还清楚记得那篇文章的大致内容，大意是说珠江医院的一个名叫朱为国的医生被发现收受红包，给接受骨髓移植后的病童使用了没有国家卫生部门正式批文的“走私药”，结果造成九名儿童死亡。最后医院严肃处理了该医生，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把坏事说成了好事”，并成功转移了焦点，也就是让读者觉得医院方面是很清廉的，只是个别医生作了违规的事情且已经受到严肃处理。
在媒体上尽可能消灭“负面报导”是医院宣传部门的工作重点，一个在广东某大医院当宣传科长的朋友曾经自豪地告诉我：“在广东，媒体是我的，报纸电视台我们都有朋友，凡是关于我们医院的负面报导，他们都是不会报导的。”这位宣传科长的工作就是和媒体的领导、编辑、记者们“搞好关系”，至于怎么“搞”，他没有多说，但谁都明白。简单点说，就是“欢迎来稿（搞），稿（搞）费从优＂。
非典流行的时候，广东某家大医院有一位敬业的护士长因为在医院护理病人期间，感染了非典病毒而不幸去世。医院和媒体连手把这件不幸的事件报导成了感人的好事，这位护士长被追封为烈士，不但立了铜像，还在后来的数年时间内，在多场文艺晚会上表演催人泪下的节目来纪念她。
当然，得益最大的还是这家医院以及医疗卫生主管部门，不再有人追问医疗主管部门造成非典流行的严重失职，也不再有人关心这位护士长的牺牲是否与医院安全防护措施的缺陷有关，报导只凸显出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有非常高尚的医德和献身精神。这位护士长若是她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在我住进珠江医院的第二个清晨，我终于看到了通过S教授转交红包的L主任，不知怎么一看到他我就是自在不起来。更要命的是，他居然一边给我检查一边打喷嚏，还掏出手帕“吸哩苏噜”地擤鼻涕，这种景象让我惊异无比！
我心里的恐惧越来越重，我觉得我不能够真正信任他。
医生应该会对病人有一份悲悯心，但我对L主任反倒生出了一份悲悯心，我突然觉得他好可怜，我无法想象这位看来和善的中年医生会如何对待一个没有给他红包的病人，难道真如S教授所言的，给了红包就能够省很多钱，不给红包就会花更多钱吗？
L主任在临离开我的房间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一句话：“放心，你的医生是不会害你的。”他身后的W大夫则俏皮地跟我挤了挤眼睛。
15。珠 江 神 内 的 日 子（2）
倒是这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大夫让我心里感觉到轻松和踏实，他白天和晚上都不断查视各个病房的病人，并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已经多次和我交谈，知道我是台湾身份之后，他跟我说：“我在你病历上只写你是大陆人啊，费用会少些。”他的语气自然而不做作，我能感觉到他的真诚，和北京朝阳医院要我交一万元住院费的女医生正好成了强烈对比。
W大夫告诉我，L主任的诊断是“脊髓炎”，但是原因依然不明，考虑到我之前在中医院用过冲击疗法，并且口服过激素“强的松”，为了保证病情不反复，他依然要求我口服激素，不过可以改用另外一种国外的品牌“美卓乐”，副作用会相对小些，然后再视情况慢慢减量，同时还要给我使用各种营养神经、舒筋活血以及镇痛的药物，这些药物有些是口服，有些则是通过静脉注射进入我的身体。
每天早上我都要吃下一小杯的各种药丸，并在床上躺好几个小时打点滴。
身上的疼痛转变成了麻木感和发作频率比较低的刺痛，比起那死去活来的莫名剧痛，我觉得自己已经踏出了地狱的大门。我也会在不用打点滴的时候约上邻床的老伯伯，一起到楼下走动一会儿。
珠江医院的病号服非常破旧，而且没有我的大尺码，每套病号服穿在我身上都显得很短，病号服上衣的胸口处有两个大大的字；“神内”。病号服不但破破烂烂皱皱巴巴，而且连裤裆处都有不小的破洞，除了通风之外，实在找不到任何优点。
我一再告诉自己要既来之则安之，而且广州这么多家医院，在家人和朋友的到处奔波和张罗之下，我们一直觉得似乎珠江医院的神经内科已经是名声最好的了。
几天治疗下来，身体没有比冲击疗法之后有任何进展，反而还出现了其它症状，我的右半身一度不能正常排汗，随后演变成右半身不正常地狂出汗！除了原本右半身的剧烈疼痛已经变成麻木感之外，原来没有丝毫异常感觉的右腿也开始麻木，右边颈项还出现刺痛，再就是喉咙右边感觉到有异物，时常让我忍不住咳嗽。而且每天晚上都会准时发烧。
我意识到我的右半身神经系统正在逐步出现新的症状，我意识到我身上一定还有医生没有查出来的病源！我很担心神经系统正在被某种病毒蚕食，我更担心这样发展下去，我会果然如医生们警告的那样出现“瘫痪、呼吸肌麻痹”等高危症状。
我不敢想象自己将来在轮椅上或者病床上眼神呆滞地靠仪器维持生命。如果真是那样，我宁愿体面地死去。但我不能死，我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我无法想象没有我的日子，我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将要面临什么样的生活？
固然知道“死生，命也”，但我不敢再想象下去……
在对自己身上的新症状提出了疑问之后，W大夫跟我说，珠江医院还有一个权威，就是T教授，在神经内科方面有颇高的知名度，他可以安排帮我请T老教授会诊。
T老教授每个星期有一次专家门诊，必须一大早就要去排队挂号，W大夫帮我安排了挂号，并亲自带我到T老教授处听取诊断意见。
这位将军级的老教授在我的诊断书上写下的诊断结论还是“脱髓鞘性脊髓炎”。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疾病，老教授也说不明白，而且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T教授在嘱咐他的助手在我的病历上写诊断意见时，特别交代了一句：“就按照L主任的诊断意见来写。”如此这般，我还能说啥？
每天晚上，我都会颠来倒去地在“死”和“瘫痪”的假设中想象自己和家人的将来，也都会听到隔壁病房一个女病人时而凄厉时而哀怨的呼号声。那是一个在另家医院发生了医疗事故之后转来珠江医院治疗的年轻女孩，听护士们说，那个女孩子开始只是因为很小的问题住院，开刀之后，脑部的手术损伤让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已经完全丧失自理能力，听说珠江医院的神经内科好，才把病人转了过来。因在以前那家医院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弄到现在连每天最基本的治疗费用都难以承担。医疗事故的官司打了好几年还没有着落。护士们告诉我，那个年轻女孩恢复健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夜深的时候，那个年轻女孩的凄厉呼号声让人无法入眠，我总是睁着眼睛不由自主地倾听，她的呼号声里没有任何有逻辑的成形语句，但那种无比直接的哀怨和凄凉穿透了我的心房。
我抬头看着墙上我的床号：43号。
不禁想：难道这是上天考验我，让我在“死生”之间悟道吗？
16。我匪夷所思地卷入了“福寿螺事件”
因为我的病，家人变得异常忙碌，除了日常照顾两个孩子之外，还要为我担惊受怕和送汤送饭，我明显感觉到他们的憔悴，这让我内疚万分，我总觉得是我拖累了家人。
更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家人都陆续地生病，大人们各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舒服，女儿窝窝头更是莫名其妙地持续高烧和出现类似肺炎的症状，父母和太太得不时地抱孩子去医院看病，可是好几家医院都不能够诊断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孩子的爷爷奶奶整夜抱着高烧不退的孩子不敢睡觉，生怕自己睡着了孩子会发生任何意外。
经历过非典风波的父母心理压力极大，他们非常非常担心孩子得了什么奇怪的传染病。
我是事后好久才知道家中这种情况的，在那段时间，家人对我隐瞒了所有的情况，给我送饭的太太只是偶尔跟我提起父母身体“不太舒服”和窝窝头“有点感冒发烧和咳嗽”，他们生怕自身难保的我担心太多，影响我的病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我在珠江医院住了近一个月时间，每天按照“脊髓炎”来治疗，每天除了照例的一小杯药丸和静脉点滴之外，还增加了高压氧舱治疗。
我的长期住院引起了所有亲友的关注，没有人相信向来壮得像头牛的我会突然间病得如此严重，而我确实病了，还病成这副模样。
对养生颇有心得的父亲一直对医院充满不信任，他一直认为医生没有做对最基本的一件事情，那就是：首先诊断出真正的病因。
在我发病近两个月之后，一直在网上寻找相关信息的父亲被一则新闻所吸引，这则新闻说的是北京数家医院早在六月份就收治了许多“怪病”患者，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的纪爱萍大夫在收治到这类患者之后，出于对专业领域的高度敏感和责任心，令她马上作出了推断：这些病人都有可能是因为饮食感染了一种叫做“广州管圆线虫”的寄生虫病！在仔细地观察和询问了多位病人的症状之后，纪爱萍大夫发现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这些突然得了怪病的患者们都有同样的经历：突然发病，出现严重的中枢神经受损症状，包括肌肉刺痛、触觉异常、颈部强硬、急性剧烈头痛和持续低烧，甚至还有患者出现短暂失明。这些病人的种种症状和我的症状几乎一模一样！
当父亲来到医院，带给我另一条更加靠谱的消息：纪爱萍大夫不但在六月二十四日就成功诊断出这些患者的病因，细心的她在调查了这些发病患者的近期共同饮食史后，发现这些患者都曾经在北京的蜀国演义餐厅进食了“香香嘴螺肉”或者“凉拌螺肉”！
为了找到确切的致病源，纪爱萍医生特地到这家餐厅吃饭并打包了原封未动的螺肉做的菜肴回实验室做检验，并通知了北京市卫生局去蜀国演义餐厅的厨房直接取样做了检验，检验的结果是这些被蜀国演义餐厅冒充“海螺”提供给广大食客的螺肉其实只是一种肮脏的淡水螺：福寿螺。而且螺肉内含有大量广州管圆线虫！
蜀国演义！？我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这家餐厅就在我们北京住处仅隔一条马路的地方，我们不止一次在那里宴请过自己的朋友。二锅头满一百天的时候，我们还差一点决定在蜀国演义摆“百岁宴”宴请北京的亲朋好友们。
而那所谓的“凉拌螺肉”，我更加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非常喜欢吃海螺，当时我们为了宴请来北京参加学术会议的台湾朋友，特地选择了这家离家很近的餐厅，这家餐厅不但装修、菜色都过得去，而且还有杂技和川剧变脸表演。我清楚记得我们在这家餐厅点过“凉拌螺肉”，从事过多年远洋渔业工作的我因觉得口感有些异样，还特意问过服务生，服务生坚持告诉我说那是海螺！宴请朋友时，第一盘螺肉上来很快就被我带头消灭了，于是又立即再点了一份让大家分享。
天哪，原来真是我贪嘴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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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怪病谜底就此揭开！
虽然我们看到确诊的希望，但W医生却断然否定了我们的“非专业判断”，他告诉我，我的确是得了“脱髓鞘性脊髓炎”，而不是什么听都没有听过的寄生虫病！他说哪有看看报纸就知道自己是得什么病的？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都这样，还要医生干什么？
但W医生仍然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染上“脱髓鞘性脊髓炎”，他说这种病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很难说得清楚。
接下来的几天，“北京福寿螺事件”大规模见诸媒体，父亲更与我在上海的干爸干妈连手，从专业网站上搜索关键词“广州管圆线虫”等等，并将一篇篇与此有关的文章打印出来带到医院给我看。
即便在我们数次向W医生明确提出我很可能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怀疑后，W医生依然坚持他自己的观点，而没有让我做更进一步的跨科会诊。
八月下旬在北京，关于福寿螺事件的报导已如潮涌，非法商家提供的生吃、半生吃的螺肉已经被全面叫停。北京卫生局还组织了全市136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405名临床骨干医生进行培训。
但这些动作距离纪爱萍大夫确诊首例病例的六月二十四日已经近两个月，纪大夫工作的北京友谊医院早在确诊后就随即通过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北京市卫生局进行了相关疫情的报告工作。在北京，见报的重症患者达到了一百多人，大都有和我大致类似的痛苦求医经历。
而广州，这个“广州管圆线虫”的原发现地则显得相当平静，毕竟广州近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集体感染事件。
8月29日，在《广州日报》工作的记者朋友邱瑞贤得知我的病况后，把我介绍到中山一院消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