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1927:北伐军兴始末-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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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0月，孙中山从上海乘轮船经日本，再度回到自己少年时读书的地方檀香山，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于1894年11月底创立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的兴中会，吸收会员20多人。会员填写了入会盟书，由孙中山领导，举行了秘密宣誓仪式。选举出刘祥、许直臣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
中国封建社会从战国、秦、西汉起至唐、宋、元、明、清，经过2000多年漫漫的历史长河，封建社会制度的思想政治理论自孔子学说形成之后，逐渐有了牢固的社会基础，“三纲五常”可谓深入人心，任何企图冲破封建社会制度的思想都难以发展，而封建社会制度的弊病最终归结于帝王身上。因此，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中国，只有朝廷的变更，而无社会革命。然而，社会的发展必定有它自己的规律，任何阻挡社会规律的意愿，终归要不破自灭的。兴中会的宗旨，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它体现了孙中山早期的民主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即派员到檀香山各埠扩展组织，不久在茄荷尔蒙雷埠建立了以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为主席的兴中会分会，孙眉又亲到百衣建立了以邓荫南为首的兴中会分会。兴中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吸引会员130多人。
檀香山兴中会虽然带有狭隘的地域性，缺乏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它的成立非同寻常，它发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信号，它不仅标志着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初步形成及其革命活动的正式开端，并且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组织形式上的初步形成，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从此之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进入了新时期，孙中山登上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舞台。
孙中山在建立了檀香山兴中会后即到了香港，召集陆皓东、郑士良、杨鹤龄等人，讨论在香港建立兴中会的组织事宜。
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参加人数达几十人。为避人耳目，对外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
不久，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赴广州秘密串联，设立了广州兴中会分会，陆续加入者达数百人，并设立了起义机关。
早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便开始着手引导会员筹集军费，并召集宋居仁、夏百子等20余人组织兵操队，聘请一丹麦人为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回国进行反清武装起义。香港兴中会总机关一建立，他就同大家商议发动起义，筹划袭取广州。孙中山打着行医的招牌，积极联络会党、绿林、游勇、防营、水师，共谋举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兴中会武装革命（2）
同年4月17日，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日本侵占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勒索了二亿多两白银的赔款，还允许日本资本家直接来中国办工厂。全国人民闻讯，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许多人撰写文章或诗歌，声讨清朝政府卖国罪行。反对割让台湾、要求废除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的孙中山这时更是激愤，认为时机已到，不能再等待了。他立即筹备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清朝政府，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为发动起义，孙中山和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辛勤奔走，往来于港、澳之间策划部署一切，在广州设立“农学会”作为掩护起义的机关，又在香港同兴中会领导成员多次开会，讨论起义计划和起义后的具体政策。孙中山亲自承担军务，拟订攻取方略，并率陆皓东等到广州主持起义事宜。孙中山决定由杨衢云、黄咏商等留在香港负责筹措经费和购运军械等后勤工作，由谢缵泰与《德臣西报》主笔黎德、《士蔑西报》主笔邓肯联系，争取这两家英文报纸的支持，又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联系，想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经过半年的积极活动，起义机关购买了600支新式手枪，联络并组织了广东省各地的防营、水师军队及附城一带会党、“绿林”和游勇等，先后建立秘密机关数十处。在筹备工作大致就绪后，孙中山决定于当年10月26日（旧历9月初9）利用重阳节回乡群众来省城扫墓的机会，炸毁两广总督署，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规定参加起义者用红布缠臂作标志，以“除暴安良”为口号，陆皓东又设计了一种青天白日旗以代替清朝的黄龙旗，并制定了夺取广州后北捣清廷的计划。到10月25日晚，各地的“绿林”首领、军队首领等，都集合到了起义总机关等候命令，准备起事。但由于内部步调不一，谋划不密，起义事先被清朝政府察觉，从香港秘密运送的枪械又被海关查出扣留，香港殖民当局也将兴中会活动情况向清政府的两广总督告密，两广总督谭钟麟急调军队加强广州防卫，并派兵封闭革命机关，搜捕起义人员，这次起义没有正式发动就被镇压了。参加革命的陆皓东、朱贵全等牺牲，另有40余人被捕入狱。
被孙中山称誉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的陆皓东，在他慷慨就义前的供词中豪迈地写道：“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他深信起义之火必成燎原之势，含笑慷慨就义。
虽然广州起义带有单纯军事冒险的性质，缺乏群众基础，以致最终失败，但这是“孙中山战争事业”的起点，从此，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正式揭举起武装革命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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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风云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朝政府疯狂捉拿革命党人，广州城内外及南海、番禺等县，遍贴两广总督谭钟麟缉拿革命者的告示，并分别悬赏花红银一千或数百元，通缉革命首领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等人。孙中山镇定地遣散了前来参加起义的队伍，然后于10月27日夜乘船逃出广州，经香山屈家湾到澳门，于29日抵达香港。但当时英香港政府已答应清政府的请求，宣布五年内禁止孙中山等人入境。他只好于30日晨离开香港，东渡日本。从此，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前后有16年之久，孙中山一直流亡在外，为革命事业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1900年，中国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年夏季，义和团主力进入北京、天津，反帝爱国运动发展到了最高峰，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武装干涉也已开始，流亡海外的孙中山看到清朝统治力量遭到严重削弱，认为“时机已发，祸福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疑”，决意把握时机，加紧在广东再次策划武装起义。他偕同杨衢云、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人，不避艰险地奔走于日本、香港、新加坡之间，具体部署起义的发动、策应和进攻路线等。1900年7月16日，孙中山自日本经西贡抵香港海面，由于香港当局不准登岸，他便在船上召开干部紧急会议，决定以会党为主力，在惠州发难，沿海东进，并将发难的指挥权交给他十分信任的郑士良，同时决定由福平诚在香港主持起义筹备工作，陈少白、杨衢云等负责接济饷械，毕永年再赴长江流域各省联络会党，孙中山则转回日本折台湾，俟起义发动后再设法潜入内地。9月28日，孙中山由日本神户经马关抵台湾，即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招募了一批军事人员，等待起义军进抵厦门时渡海接应，并与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代表新平取得联系，请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台湾日本当局为达到在福建沿海扩张侵略势力的目的，假装支持孙中山的起义计划，应允在起义之后给予帮助。
10月8日夜，惠州三州田山寨起义爆发。三州田属惠州归善（今惠阳）县，群山环抱，“山深林密，路径纡回”，形势险要，又是会党啸聚之区，三合会深入周围农村之中。同时，归善是郑士良的家乡，他对这里人地熟悉，与当地会党及绿林首领素有联系，选择在此地发难非常适宜。当天夜间，郑士良等率领三合会的精壮人员600人猛袭新安县沙湾清军，击毙70余人，缴获枪支40支，清军“惊溃退却”。孙中山在台湾得知起义已经发动，便积极准备内渡指挥和筹运军械支援，并命郑士良率军东进福建南部。惠州起义军按计划向东挺进，一路势如破竹，十几日间经过佛子坳、崩岗墟等地到达三多祝。沿途屡次击败清军，击毙、俘虏敌军数百人，缴获很多枪械。起义军经过的地方，人民燃放爆竹迎送，声势浩大，士气很旺。但由于革命党人未能在人民自发斗争浪潮汹涌高涨的时刻发动群众，起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上单纯依靠外援，而计划中的海外接济，因日本政府内阁易人，禁止台湾军火外运和日本军人参加起义军，并不准兴中会在台湾活动，以及一些伪装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政客从中破坏而未能实现，以致起义军虽连获胜利却仍处于困境，最后粮械失继，弹尽援绝，遭到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同月22日，日本人山田良政等持孙中山手书赶到三多祝前线，书中指示：“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为。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郑士良仰天长叹三声，不得已将起义队伍解散，自己率领少数精锐退往香港。日人山田良政在归途中遇害。大批起义将士流亡海外。
当起义军苦战惠州时，出身官僚家庭的革命党人史坚如在广州屡谋响应，皆因没有机会未能如愿，迫不得已，决定用炸药炸毁广东巡抚衙门，炸死署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德寿，打乱敌人的中枢和后方，配合起义。1900年10月28日，他预埋的炸弹爆作后，震坍抚署后围墙一角，德寿被从床上震落到地面，饱吃一惊。史坚如于31日前往码头途中被捕，11月9日在广州壮烈就义，年仅21岁。孙中山在后来他著的《孙文学说》一书中，表彰史坚如是继陆皓东之后“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赞扬他“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
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在兴中会时期所策划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也是他发动的历次起义中规模较大的一次。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孙中山丝毫没有灰心丧胆。由于这次起义所产生的积极政治影响，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逐渐觉醒和民主革命浪潮的逐渐高涨，也使得孙中山的处境较以前大为好转。当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时，他被不少人看成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得不到人们的赞同，甚至在檀香山的亲友也把他看作洪水猛兽，不敢和他接近。但在惠州起义失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以前咒骂他为“乱臣贼子”的，这时反而惋惜起义没有成功，认识到他不是什么强盗了，同情或赞助革命的人空前增多。这使身历其境的孙中山感触很深，他说：“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心中快慰，不可言状。”人民的觉醒，群众革命斗争的风起云涌，大大鼓舞了孙中山，他深信总有一天青天白日旗会插遍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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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与三民主义（1）
在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的同时，震撼中华大地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也被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联合镇压下去了。1901年，腐朽的清政府与英、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11国的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出卖国家大量主权的《辛丑条约》，使得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控制和掠夺，企图瓜分古老而幅员辽阔的中国。清朝政府公然提出他们的对外方针，即“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忠顺走狗。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危难的时刻。
此时，经历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庚子之变”的晚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威逼下，不得不“开放门户”，但同时又把选派留学生去西方学习列为一项图存的重要措施。当时中国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的小小的日本原也是个封建之国，也曾与清王朝一样为防西方势力的侵入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吃尽了苦头后，日本明治天皇决意以西方为榜样实施欧化政策——史称为“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后，到19世纪90年代，它作为世界列强的后起之秀，同大洋彼岸的美国一样，已发展成为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强国，所以日本堪作贫弱中国图存的老师。当时洋务派领袖人物张之洞“留西洋不如留东洋”之说在留学生中就很有市场，大批优秀的中国学子东渡日本探索振兴中国的道路。张之洞这位著名的晚清重臣，做梦也没想到正是这批东渡学子成了日后清王朝的掘墓人。
1903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重要的一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表现得非常活跃，革命思想如涓涓细流逐渐汇合成洪流巨浪，革命的学说、理论、行动，由分散的个人独唱演变为民族的大合唱。留日学生陈天华发表的《警世钟》、《猛回头》则是这首大合唱里最强的主旋律。他疾声呼唤中国人民起来革命，他把革命定为当时的主要的时代主题，认为只有革命，才能推翻腐朽透顶的满清王朝，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建立新制度，拯救苦难的中华。
从1903年夏到1905年夏这两年中，随着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国内外各地——特别是南中国各省的重要城市中，在孙中山多年革命行动的感召下，陆续涌现出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反清革命小团体，它们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一样，共同的目标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这些革命小团体中比较突出的有：1903年5月留日学生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2月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领导的以两湖留日学生为中心的“华兴会”，1904年7月湖北知识青年曹亚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