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1927:北伐军兴始末-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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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事无补，决定离粤赴沪。1922年8月9日下午，他怀着无可奈何的沉重心情，乘英舰“摩轩号”经香港，于8月18日到达上海。他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失败了。孙中山又一次陷入徬徨苦闷之中，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是他革命征途上极端困难的时刻，是他一生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过去的历次失败皆是失败于敌人，而这次失败，“祸患于肘腋，干戈于肺腑”，相从十余年的部属，竟要置他于死地。
就在这个时候，国际友人和中国的工人阶级分别向他伸出了真诚的友谊之手。
孙中山再次从广州回到上海不几天，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主动约见了国民党上海总部负责人张继，向他表示：陈炯明既已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即与之断绝关系。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将不因孙中山遭到挫折而改变与其合作的原有立场。张继立即将此事速报孙中山。共产党的诚意使身陷困境中的孙中山深受感动。
带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训令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的马林也主动上门再次会见孙中山。
马林告诉孙中山，共产国际已作出决定，要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希望两党尽快建立合作关系，在中国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孙中山很高兴，当即表示愿意为此作出努力。
马林诚恳地劝告孙中山，不要靠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活动。
孙中山痛定思痛，回想起多次与共产国际代表的会谈，为他们诚恳的建议和苦心深深感动，他下定决心：“由今日起将13年前种种宝贵最难得的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后的事。”为了改造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力量，走新的道路。
陈炯明的叛变，促使国共两党思想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共产国际在中共成立前后多次派代表来中国，这些代表来华后，帮助中共确立联合战线的思想，并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要人多次会谈，表达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也体现了共产国际希望国共两党由对立转向合作的一片苦心。虽然这些国际代表不是中###员，也不是中共派出的与国民党会谈的直接代表，但是由于当时中共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与共产国际联系紧密，所以，这些国际代表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共的意愿，他们与国民党的会谈，为中共与国民党的早期谈判，并通过谈判走向合作奠定了基础。
当然，国共两党的合作，毕竟是中国国内两个政党自己的事，需要两党成员思想观念上的转化，需要两党政策上的调整，需要两党逐步加深接触和了解，两党之间的直接谈判，是通向合作的桥梁。
国共两党怎么联合，以什么方式联合，联合后具体行动方案如何？两党各有其政治主张。
关于两党合作的形式，中共提出“对等联合”的办法，主张国共两党及其他革命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对于联合后的具体工作，陈独秀作了一些设想，他认为应按以下四项程序进行：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按现在的语言是指搞社会主义建设。
关于合作后的工作，孙中山考虑的较少，他很注重合作的形式。对此，他有自己的主张，他只同意“党内合作”的形式，而不赞成“党外合作”。孙中山此时把中共看作是一种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他认为，通过党内合作，吸收这种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可以挽救老气横秋的国民党，他对宋庆龄说：“国民党正在堕落死亡，因此，要救治它需要有新血液。”他希望通过救活国民党，完成救国救民的夙愿。同时，孙中山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本身就包含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容。
面对双方主张的对立，中共以极大的耐心寻求国共合作的最佳方式，同时也以冷静的态度对待孙中山提出的“党内合作”的意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了详密的研究，认为这种合作的形式也有合理的成分。首先，中共刚刚成立，无论党员人数或政治影响都还有限，而国民党建党多年，规模和影响都较大，同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后，中共可以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公开或半公开地从事工农运动，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其次，国民党愿意联俄联共，这就使国共两党能够在同一革命旗帜下，作为同一革命组织共同工作。再次，根据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科学结合的理论，无产阶级应当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现实条件为自己的革命任务服务。在孙中山反对“党外合作”形式的情况下，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便成为国共合作的唯一途径。于是，中###人从革命大局出发，接受了孙中山“党内合作”的方式。
在接受“党内合作”方式的同时，陈独秀通过张继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些条件，即取消打手模与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等原有的加入国民党的办法以及根据革命的原则改组国民党。
1922年8月23日，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由北京到达上海，他在参加中共中央第二次西湖全会之后，经张继介绍，与中共另一重要干部、原老同盟会会员林伯渠一道会见了孙中山。
见面后，李大钊向孙中山表示了中共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愿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孙中山双手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双手，明确告诉李大钊与林伯渠，他尊重陈独秀代表中共提出的合作条件。
李大钊、林伯渠这两位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决定表示欢迎并当面对改组国民党提出了一些建议。
这次会见后，孙中山对国共合作的兴趣更加浓厚。其实，近年来他目睹了中共领导的工人、农民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绵延不绝，特别是香港海员大罢工让他逐步觉察到工农阶级和中共的巨大革命力量，促使他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认为，过去单靠军队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但“兵力虽成功，而革命仍未成功”，究其原因，是没有发动多数人参加斗争，“革命行动缺乏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此他决心与共产党合作，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斗争。
1922年8月26日，孙中山在自己的寓所楼上客厅再次与李大钊和林伯渠会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会谈极为秘密，孙中山吩咐家人，在他们会谈时，任何人不得上楼。他们通过讨论，最后确定：国共合作，应以俄为师，发动工农群众，在苏俄帮助下，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进行中国革命。
孙中山此时心中非常兴奋，他要求共产党人迅速加入国民党，以便加快合作步伐。
为了表示共产党人对两党合作的诚意，李大钊当即向孙中山提出他愿意加入国民党，并向孙中山说明自己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党员，是不能脱离第三国际党籍的。孙中山明确回答：“这不打紧，你尽管一方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这表明了孙中山尊重共产党的独立性，欢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诚意。
于是，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人便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所宣誓的入党词，已不是服从孙中山之类的语句，而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誓后，每人签上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打手模。议程完毕后，陈独秀告诉孙中山，中共领导人还有张国焘，因不在上海，所以不能参加。孙中山表示，张国焘回上海后，也欢迎他参加。后来，张国焘回上海后，在张继家的客厅，由张继主盟，也举行了简单的入党仪式，原极力反对国共合作的张国焘也加入了国民党。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改组国民党会议。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应邀参加了会议。会上，孙中山要求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陈独秀欣然答应。这次会后，中共中央迅速地向党内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各级组织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国民党。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立即将可以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央局，以便中央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第二，各地党组织应当与国民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应进行诸事。
第三，各地党组织要安排好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
第四，对于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的各种文件，代表动身前各区应详加讨论。
由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进行了精心布置，使国共合作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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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越飞宣言》（1）
1922年8月间，和马林一同从莫斯科来到中国的还有一位当时苏俄的著名人物越飞。
越飞是苏俄的外交老手，在十月革命后，苏俄为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单独媾和的谈判中，他是第一任首席代表。谈判成功后，他就任苏俄驻德大使。而在十月革命成功时，中国的北洋政府跟着英、法、美、日等国不承认苏俄政权，断绝了与旧俄国的一切外交关系。这次越飞被派往中国全权代表苏俄政府与北洋政府谈判中苏复交问题，实际上还担负着一项重要使命，即为共产国际在“联吴”与“联孙”问题上作出最后抉择。
越飞来到中国后，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来北京与中国北洋政府谈判的越飞身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则穿梭于上海和北京之间与越飞及国共各方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秘密谈判。
1922年11月5日，孙中山派张继携他的亲笔信去北京拜访越飞，商谈他要和越飞晤谈的问题。
1923年1月1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
由于马林、张继等人的斡旋，终于促成了孙中山与越飞的直接会晤。
1923年1月16日，共产国际正式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决定。
此时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达到顶点，其标志是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李大钊为首的党的北方区委，利用直系军阀吴佩孚“保护劳工”的旗号和吴派交通总长与北洋政府梁士诒交通系的矛盾，迅速扩展了京汉、津浦、京奉、京馁、陇海、正太6条铁路上的工会工作。其中尤以京汉铁路工会工作的成绩最为显著，到1922年4月，全路已有16个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达3万多人。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当16个分会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共计数百人齐赴郑州后，吴佩孚却强令禁止开会。2月1日，代表们冲破军警的封锁进入会场，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吴佩孚又派军警捣毁和封闭了总工会。为了反抗军阀的压迫，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并将总工会移往汉口江岸办公。罢工命令下达后，2月4日12时，全路所有的客货车一律停开，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2月7日，吴佩孚在英、美在华机构的支持下，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有44人惨死，300多人受伤，60余人被捕入狱，1000多人被开除。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人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林祥谦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威武不屈，高呼“头可断，工不可开”，英勇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英雄气概。
“二七”惨案发生后，共产党号召全国工人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二七”罢工。共产国际及赤色职工国际也发表了支援中国工人罢工的宣言。
“二七”大屠杀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使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认识到：政权和武器掌握在军阀手里，要打倒他们，“没有组织力很强的很广大的国###动”是不行的。因此，“必须做统一的国###动”，“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动”，如此“才能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
“二七”惨案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全国对工人运动实行残酷镇压，中国的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提高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政治威望，也扩大了中国无产阶级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更加关切中国的革命事业了。
越飞以神经痛养病为名从北京南下上海会见孙中山。他们接连进行了多次会谈，李大钊、宋庆龄等也参加了会谈，进一步商讨了改组国民党与建立革命军队以及苏联政府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
虽然越飞初来中国时考虑过“联吴”与“联孙”并存的策略，但由于“二七”惨案发生，吴佩孚杀害了著名的共产党人，京汉铁路大罢工又直接威胁到吴佩孚军饷的来源，在英美势力加紧对吴的拉拢的时候，吴立即翻脸，李大钊等苦口游说换来的吴佩孚“保护劳工”的通电，变成了一张废纸，使共产国际远东局“联吴”的幻想彻底破灭。与此同时，越飞与孙中山的会谈达成了令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共产国际的天平便急剧地向一边倾斜，马林对中国革命的主张终于得以实现。越飞和孙中山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这是孙中山联俄的重要文件，它标志着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最后确定，标志着苏联在外交上公开与中国北洋政府翻脸，支持中华民国的南方革命政府，也反映出孙中山丢掉了对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幻想，结盟于苏联。
《孙文、越飞宣言》（2）
宣言签订后，孙中山指派廖仲恺去日本和越飞继续进行细节商谈。
廖仲恺同越飞在日本一处叫热海的地方会谈了一个月左右的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