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要趁早-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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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峭寒 我信仰我心所向（3）
我开始学习英语是小学四年级，与大多数同学比这是一个很晚的开始。但是我一开始就很重视语音，每天早上一起床就会打开音响播放学校的课文朗读磁带。父亲的车里也常备一盘英文名著朗读磁带，这样每天早上的半个小时和在路上的时间都被充分利用了。我不一定在仔细地听，但是日久天长，相同的内容每天重复，那些内容我渐渐就可以脱口而出，语音语调也十分标准。这时就再换一盘磁带，这样我没有花费什么时间和精力就解决了语音和背诵，甚至英文写作的问题。因为当我背诵句子的时候，也就不知不觉中掌握了一个地道的用法并可以灵活运用这个句型，甚至单词也变得简单许多，当我精确地知道它怎么念的时候，拼写也就不是什么困难事了，我只需照读音自然拼出来，再多看几遍就可以精准地记住拼写。从小到大，课本的单词表我从来没有刻意背过。当然这种英语学习应试有余，应用是远远不足的。学英语恰恰需要跳出应试的思维。一则笑话说道：一位在国内学英语特棒的高才生出国留学，某日驾车坠入悬崖身负重伤。警察赶到，冲着悬崖底下喊：“How are you？”英语高才生一听太简单了，立马答：“Fine，thank you！And you？”于是警察就走了……所以，多看原版书、电影，用英文交流、实际应用英文才是正道。
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
自由的童年结束了，我怀着对未知的好奇和紧张升入初中。那时的我虽然有面对挑战的勇气和执著的信念，却并没有广阔的视野和闯荡的野心。我安于栖身一隅，与同学们一起重复日复一日的枯燥的学习生活，一起应付大大小小的考试。那时，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考入一所理想的大学；我的价值观很单一，就是做教育体制告诉我们的正确的事——学习、考大学、工作。毕竟，成绩才是决定我的轨迹的指标。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被剥离开来，成长的过程并不十分重要，素质、能力的提高，人格的完善，思想的深邃都不那么重要，甚至学习知识的过程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只是最后的那个数字。在这个过程中，成长的轨迹都变得模糊，只浓缩为几个节点：中考、高考……于是，我埋下头，开始学习。
“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就要改变你自己以适应这个世界。”家长、老师、社会如是说。于是，我一再改变自己。读“闲书”的时间一减再减，看些作文选就可以了；既然升学是目的，参加竞赛有可能加分，周末去上数学培训班是必要的；钢琴练习也停止了，因为时间有限，“情操”和“素养”可以以后再培养。我陷入了自己的世界——不，甚至都不是自己的，是周围的人告诉我的，是社会告诉我的，是体制需要的。我感到我们不再是一个个完整的人，而是一个个数字，考得好的是分子，考不好的是分母，反正都是数字；也有点像在流水线上被加工出来的一个个成品，学一样的东西，拼的只是谁更完美精确；更有点像木偶，那个强大的体制摆在面前，一条“阳关大道”被标记好，我们要做的只是往前走，被人领着，盲目地往前走，不必往两边看，不必关心其他。
然而，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状态在我初二暑假被改变了。
那次我与同学一起去临终关怀医院照顾老人，一位同在那里做过志愿工作的姐姐向我介绍，她一直在做志愿工作，除了定期来看望老人，还在郊区一家研究孤独症儿童的机构做长期志愿者。我答应她我也会去了解这个特殊的人群，并看望那些孩子。第二周，我来到这个叫做“星星雨”的地方。找到这里大费周章，大门毫不起眼，上面是孩子用稚嫩的笔触画的画，走进院子，只能看到一个破旧的滑梯和散落在地上的简单的运动器材。一位老师接待了我，告诉我这里是中国第一家专门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非政府组织，并告诉我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很落后，因为财政资源有限，他们的条件设施很简陋。随后她带我参观了里面的教室，介绍了这里老师的情况，并告诉我我国在孤独症研究方面也很滞后，很少有中文原创的研究资料，他们的资料大多来自国外。下午我旁听了一节课，看到了那些可爱的孩子，因为缺乏基本的社交能力而不能与他人无障碍交流，长大后也不能融入社会。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从来不愿抬起头来看看这个世界。老师告诉我，不知怎么的，患孤独症的孩子大多可爱漂亮，眼睛纯澈，好像星星的孩子，无意中降落人间。因此他们把这里叫做“星星雨”。听了这个美丽的故事，望着那些美丽脆弱的孩子，那些忧心如焚的家长，我第一次发现，我们身边有这么多迷失的群体，临终的老人、孤独的孩子、无助的盲人……当我们在追“梦”的时候，他们正在默默承受。尤其是那些天生处于劣势的孩子，他们没有选择就陷于如此境地，他们的父母必须默默承受不能承受之重。这里的志愿者，包括我见过的那位大姐姐，在大学忙碌的学业中每周都抽出好几个下午来到这里，无偿地默默奉献，不求回报。而我们身边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居然都如此漠然。
李峭寒 我信仰我心所向（4）
回到学校，我把我的感受见闻与同学分享，我的一位老友有一个理论：这不是那些人的错，他们不过是环境的必然产物。那些学业、生活、事业顺利，总之混得好的人，往往多有真实的感人温馨的家庭观，他们往往对他人洋溢着友爱积极的爱心，对社会充满感激。而混得不好的，感到自我价值没有实现，或干脆是自觉也没什么自我价值的，因而生活充满郁郁不得志的愤慨、不屑和挣扎，同时对他人也冷漠。当时的我很同意。但是同时，我突然感到一种需要：不是“适应”世界的需要，不是“反抗”世界的需要，而是与世界“和解”的需要。我们想要这个社会成为我们希望的那个样子，我们自己首先要做到。
于是我索要了一张志愿者申请表，申请为这个机构志愿翻译英文学术资料，发表在每期的《星星雨通讯》上，供家长和老师们参考。毕竟，学习知识的终极目的并不是升学。在每周的翻译过程中，我都对这个群体多一点了解，也多一分为他们做事的动力。
初三暑假，我终于有时间来这里亲身做一线志愿工作了。工作人员分给我“简单地陪伴这里的孩子一下午”的任务。我来到操场，找到我的女孩，七岁的“琳”。“你好，琳！”我蹲下来，热情地与她打招呼。琳低头不语，一直摆弄手中的玩具。我继续用各种“你在玩什么呀”“给我看看好不好”的开头试图与她对话，但她始终不理我。虽然之前早就了解到孤独症儿童经常出现不理人的情况，但这样的现实仍然让我有点失落。整个下午，我只是尽到了照顾她的职责，喂她喝水，保护她玩运动器材，把她从楼梯上抱下来，却没有达到与她交流，让她通过我了解外面的世界，试图与朋友交谈的目的。直到下午活动时间结束，铃声突然响了起来，琳尖叫起来“不要铃不要铃”，我赶紧抱住她，轻声安慰她，抚摸她的头，让她安静下来。琳一直在小声地嘟囔“不要铃”，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谈话”。
这个暑假，我每隔几天就去看琳。最开始，琳看到我毫无反应，漠然地继续玩玩具或是低头不语。我照样整个下午追在她后面，在铃响的时候捂住她的耳朵。逐渐地，随着我去的次数越来越多，加上琳在研究所的学习治疗，她慢慢地认识我了。有一次，当铃响而我恰好在远处的时候，琳第一次大叫着“大姐姐”向我跑过来。我抱住她，感到了一种被人信任被人依赖的幸福感，和一种公民的责任感。我不再只埋头于自己的世界。我尽我的努力进入了琳的小小世界，改变了她，哪怕只是一点点，哪怕起点只是一个个小小的对话。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我经常玩笑似的想，如果我能够搞定这样一个从不回应的“谈话”对象，我的交流能力应该会有质的飞跃。
带着这样的沉甸甸的感觉，我通过保送升入高中。与以前尽自己绵薄之力不同，我知道非政府组织最需要的是更多人的了解、关注，和更多志愿者的支持。于是我开始通过电视台向全校介绍孤独症的知识，协助“星星雨”在图书馆举办讲座，并且建立爱心社，组织同学们一起到“星星雨”陪伴那里的孩子们。“星星雨”的老师说，我们是他们接待的第一个中学志愿团体。从此，我走上了志愿者的道路，与同学们一起，我们假期有时间就去那里陪伴孩子们。从这以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我们也逐渐有了更强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感。
李峭寒 我信仰我心所向（5）
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则更需要这样的责任感。在2008年突如其来的“5？12”地震后，作为校刊“汇文天下”部门的负责人，我发起了义卖捐助灾区的活动。我召集志愿者加急赶制海报，联络广播站进行宣传，与销售部合作在校园内外各个角落设计销售点。我们还设计了各种“合集”进行促销。最终我们募集了两千多元，并将款项全部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
但是只有物质上的支援是远远不够的，灾区的同龄人最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帮助。作为学校电视台的主持人，我策划制作了一个心理救援的短片。我们请了年级的几位同学和心理小屋的老师，请他们每人对远方的同龄人说几句鼓励的话。话语不能过于伤感，不能触及伤处，而是要体现出年轻人的活力与承受挫折的勇气……我们还排练了一曲“真心英雄”。经过对参与摄制人员的培训和外景拍摄，摄制部分完成了。我们回到电视台制作室，将之前学校心理老师在汶川做心理咨询志愿者的时候采集回来的照片和志愿者给学生的信制成视频。经过几天紧张的制作，我们刻录了二十张光盘，捐赠给了全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现在，我是PEER（Peer Experience Exchange Rostrum）的一名志愿者，目前我们2009PEER的五十多名成员正在紧张地进行前期准备工作，为7月、8月即将在陕西、湖南的三个国家级贫困县分别进行的为期两周的支教活动作准备。在做志愿者、服务于NGO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一群可爱的人，熟悉亲近了一个个特殊的群体，心中的归属感和责任感逐渐地增加，对社会的认识越来越立体。是的，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国的NGO发展还很落后，但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参与进来，我们做得越来越好。中国有一百五十万孤独症儿童，无数偏远落后地区的孩子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当我们无数人在各个地方一起做一些事情，我们就已经在改变这个世界。
从小窗到大窗
出于对文字的热爱，我加入了学校的校刊编辑队伍，开始了约稿、催稿、采访、校对的生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总想着要把小小的专栏设计成一扇窗口，一个同学们观察校园动态的窗口，也是展望外面广阔天地的窗口。我也给校刊贡献了很多稿件。写稿虽是个苦差事，但也是促使人思考，使人思路清晰的动力。当我们报道一个校园或社会的热点问题的时候，比如文理分科问题，那些来自不同人的不同声音总能促使我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多角度的思考之后再得出一个自己深思熟虑后的答案。这样，对一个个问题的思考使得我能够较为敏锐地捕捉到社会问题，并全面地分析这些问题。
高二时，作为校刊核心栏目“汇文天下”的负责人，我的工作转向组织策划。每周的例会我都试图激发讨论，使大家碰撞出更多的好点子。在尝试创新的过程中，我和另三名成员一起增加了“看世界”这个双语栏目，每期都到国际部采访一个不同国籍的同学，并收集整理该国家的相关资料、图片，使每一期栏目都成为了解留学生生活和这个国家的窗口。我们还采访国际部的老师，以了解更多留学生在中国的故事。我们采访来自瓦努阿图的师兄，让同学们了解了这个许多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太平洋岛国的风情；我们采访已经在北大就读的上届留学生状元，向她学习如何在异国的求学路上取得成功；我们向每个留学生班级发出问卷，调查他们对中国教育的看法。一期期的栏目都是一个个窗口，我们与国际部的交流，让我们“看”到了更多“世界”。
李峭寒 我信仰我心所向（6）
我们做开拓者，更做拾荒者。大家注意不到的东西，我们捡起来，串成回忆的项链。
现在想来，校刊的经历也许对我是种历久弥新的磨炼。在稿件堆积成山的日子里如何平衡审稿与做作业的时间，约稿不成的时候用什么技巧可以成功地拿到想要的稿件，平息初中部成员对于初中部分数量过少的抗议，收集教师语录的精髓……在校园这个相对简单的环境中，运转一个最后需要见到实际成果，并需要把成果展示在全校面前的组织也许是最有效的锻炼方式。
电视台则是更生动、色彩更丰富的窗口。高二伊始，我成为了学校电视台的主持人，第一个任务就碰到了一个大型活动：校庆报道。到场的有几百位五六十年代的校友，其中不乏各界精英。我与摄像师在学校的各个会议室里捕捉有意义的瞬间，与老校友交谈，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常常发出由衷的感叹。在每周三的主持中，我向学校开启了一扇窗口，一个展示学校、思考社会的窗口。
模拟联合国成为“世界公民”
从模联的选修课到北大模联的磨炼，我在其中又发现另一个通向世界的窗口。初上高中，周四下午内容丰富的选修课使我获得了学习的热情。我认真地浏览选课单，在法语、摄影、古诗词鉴赏各种课程中，我看到了模拟联合国。也许是联合国的威严震慑到了我，或是因为它新鲜的模式吸引了我，最后我毫不犹豫地踏进了模联的课堂。在选修课中对文件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