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风雅-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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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怨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社会混乱不堪，食品奇缺，没有饭吃。唐除自己节食外，还忍泪控制孩子们进食，吃红薯根和皮的“神仙饭”。日军烧杀掳掠，遍街建卡设哨，唐怕逃难时孩子们会散失，含泪用毛笔在布上写上小女儿的名字、出生年月及亲友们的住址，缝在四岁小女儿的衣襟里。两个大一点的女儿，怕碰上日本鬼子万一被糟蹋，强行给她们剪男孩头式，穿男孩衣服，惶惶不可终日。1943年在成都燕京大学的日子，钞币贬值，柴米飞涨。唐常发病，还得照料家中生活。为了能给陈寅恪增加一点营养，喝一口羊奶，家里养了一只跛足母羊，她和未上学的小女儿共同饲养。陈寅恪不顾病目和疟疾之灾，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除完成上课任务外，坚持写完了《论元白诗之分类》、《长恨歌笺证》。学期终了，填写学生成绩单，格子小，纸张劣，陈寅恪看不清楚，唐和女儿帮忙完成。1945年陈寅恪双眼失去光明，手术仍不见效。为了能给病弱的陈寅恪补身体，唐把两件像样的出客衣服送进当铺……
在人生重大抉择关头，唐倾心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底留在广州，坚拒不去台湾。1949年“土改运动”冲击了唐的亲属，她害怕，暂避香港月余。后经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劝返广州。
唐，本是一家庭主妇。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唐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直至一年后黄萱到来才作罢。
唐不止是丈夫的贤内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贤外助”了。陈寅恪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所写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之手，她甘为丈 夫遮风避雨。“文革”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十分愤怒。学校配给陈寅恪的护士和清洁工全部取消，重任全落在唐一人身上。申请保留一老工友助陈寅恪坐椅上厕干杂活，因他们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被冻结，嗣以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先后故去，家中的家具被人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每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教人不忍卒读。
一个贤内助，两个好帮手（2）
墨池飞出北溟鱼。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喻陈寅恪为史学界“北溟鱼”的话，那么唐就是那方广瀚融和的“墨池”。没有她，他是“飞”不出来的。绝对。
陈寅恪常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一次唐心脏病突发，陈寅恪在万念俱灰时，事先为爱妻写了挽联：
涕泣对牛衣，1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人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
陈寅恪又是幸福的。他的人生之旅除了上帝给他安排了一个贤内助外，还有两位好帮手。
远在1941年陈寅恪一家困居香港，有一位女性托人给以四十元“军票”小小资助，陈婉拒。这份情谊，却由此在岭南大学得到延续。她叫冼玉清。
冼玉清，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自号“碧琅馆主”，是广东著名女诗人、女学者，也是一位“怪”女性，终身不曾婚嫁。上世纪20年代她便出言：“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带着浓浓的人情味，她走入陈寅恪的视窗。两家亲人般地相互关怀和照顾。陈家的外到与学校的对话，内至女儿婚事，冼玉清都十分关心。这给晚年的陈寅恪精神上增添了暖色。1956年春节，唐曾手书陈寅恪撰的春联赠冼玉清：
春风桃李红争放，
仙馆琅碧换新。
也就是这位冼玉清，孑然一生，身后将祖传遗产四十四万港元捐给国家，将广州房产、书籍、收藏悉数捐给了中山大学和广东文史馆。
另一位女性叫黄萱，印尼华侨首富黄奕住之女、周寿恺教授夫人。195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黄萱应中山大学之聘为陈寅恪的助手兼助教。陈寅恪晚年著述融入黄萱大量的心血。《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都是由黄萱记录、整理的。陈寅恪与其合作十分愉快，对其工作十分满意，曾借著作出版之际专事附记鸣谢。她在陈寅恪身边工作了十四年。因爱人工作调动，黄萱一度欲辞职。陈寅恪说：“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黄萱被感动，又留了下来。直至1966年被迫离开。不可设想，倘若没有遇到黄萱，陈寅恪晚年的著述将又是一番什么样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黄萱在中山大学工作了十四年，月工资七十六元一分也没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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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目膑足，慈眉傲骨（1）
陈寅恪1937年右眼失明，五十二岁时左眼又发现眼疾，希冀有良药治疗能康复。兵荒马乱，岂容幻想。五十六岁时，左眼视网膜剥离，终致双目失明。日本投降后，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请陈赴伦敦再治目疾，仍不见好；拟次年赴美医治，闻此疾美国名医亦无良策作罢，遂与赵元任夫妇等于1946年春返回清华。“五十八年涕尽，可能留命见升平。”诗句可见情哀意悲。时国事蜩螗、民生凋敝，陈寅恪将书斋命名为“不见为净之室”，于昏昏中度过最后二十年苜蓿生涯。
祸不单行，1962年陈寅恪右腿骨跌折，因年迈不能手术，住院半年，仍不能站立。即在失明膑足后他仍坚持著述不辍，彰显了一纯正学人的襟抱与风骨。
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当年被誉为“哈佛三杰”。陈寅恪为人孤清、倔傲，处事情感“深挚”，吴宓为人谦和、宽容，做事“投入”。陈寅恪给人的印象是狷介、孤傲，实则对朋友、门生他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蔼蔼长者。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中，说他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一个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在奖掖提携后生方面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他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教授。后来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陈寅恪爱才，他还推荐朱延丰给胡适翻译史学；他向主管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推荐过张荫麟，推荐信中说：“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他还同时为北师大史学系系主任陈垣推荐过吴其昌，信中说：“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历史证明，张荫麟、吴其昌后来都是卓有建树的教授、历史学家。遗憾的是两人都英年早逝。张荫麟死时年仅三十七岁，陈寅恪闻讯极悲，还作诗以悼。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早年毕业后曾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同样，令北大教授王永兴感动的是，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纪念文集”，在查阅清华校史档案中，发现1947年陈寅恪致校长梅贻琦的信，希望解决王永兴的住房，其言辞恳切，语意感人：“思考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又云“详情悉有内子面陈”。为了成全弟子，陈寅恪竟令夫人出面说项。王永兴拜读四十多年前这封信，“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与夫人都从来未向王永兴说过。王永兴特作《种花留与后来人》颂扬先生仁者之怀的厚德。
陈寅恪也不乏幽默，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王国维曾是帝师，他便送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是“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残目膑足，慈眉傲骨（2）
然而，更令我们品味、三思的是陈寅恪狷介、梗直和“骇人听闻”的另一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陈寅恪一家在香港，食品奇缺，没有吃的。一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军军部希望不要为难他。军部行文给香港司令部，司令部派宪兵送去好多袋面粉，陈寅恪与夫人坚拒，不吃嗟来之食，行将饿毙，也不为五斗米折腰。后来朱家骅派人将其一家接到广东，转至重庆，住在妹丈俞大维家。全国解放前夕，国内物价疯涨，陈寅恪家穷得买煤取暖的钱也没有。季羡林知道后，将此事告诉胡适。胡适以爱才名世，马上决定拟赠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赠之。陈寅恪不愿无功受禄，又迫于燃煤（眉）之急，决定以自己的藏书来“易”取。胡适责成季羡林承办，季羡林用胡适的小汽车从陈寅恪家拖走一车藏书，多为西文佛教中亚古代语言珍版书，陈寅恪只收了两千美元。而据市价，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书值就远过此数。
解放后，政府对陈寅恪是礼遇有加，一般学者不能企及；而他的孤傲个性仍一如既往。从吴宓1961年8月30日访他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别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2此后政府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1955年岁末，中华书局来函要修改与陈寅恪已签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合同，因有失公允，陈寅恪声言宁愿不出版，也不改合同。最后易手，由三联出版。
1958年，陈寅恪被推上政治前沿。陈伯达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报告一发表，中山大学大字报直冲陈寅恪等历史系知名教授，称其学术为“伪科学”，要 “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陈因病不出席批判会，唐抄录大字报要点，哭诉不忍卒睹的批判场面。陈寅恪为表达他“生命愤怒”，疾呼“辱不能忍”！遂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以讨回做人的尊严。此后虽没有搬出学校，但真的不再上课了。后来，学校劝他带研究生，陈寅恪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他要为“学术争自由”。运动过后，当年充当批判陈寅恪的急先锋金应熙，本是他的学生，金后来悔过了，负荆请罪。陈寅恪只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次年，时任###副部长的周扬访问陈寅恪。陈问周新华社你管不管。周扬说“有点关系”。陈说：1958年某月某日，新华社的新闻说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要向老师学习？这不是前后矛盾？周扬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周扬用买鞋作比喻，要实验穿一穿才知道满不满意。陈寅恪不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
最令人震撼的要数1953年那件被世人称之“骇人听闻”的事了。
汪，1938年清华历史系毕业，师从陈寅恪研究隋唐史。有两年多时间与陈寅恪朝夕相处，吃住都在陈家。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对汪影响尤深。汪1950年入党，后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学习。1953年汪作为劝说陈寅恪“北上”的使者到广州，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函。一到广州，汪一头住进老师家中。本想叙师生之谊，再谈“正事”。不料，两人谈“崩” 了，汪负气住到招待所。
汪是受托，劝老师返京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一职。11月21日晚，汪将两位院长的信转交给陈寅恪。据传汪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引起陈寅恪的反感。次日，陈寅恪写《对科学院的答复》（由唐执笔），信中说：“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竟然提出两个“骇人听闻”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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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目膑足，慈眉傲骨（3）
一、 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 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据传，当时陈寅恪的助手冼玉清、黄萱在场，都劝陈寅恪不要这样提，陈却坚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