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痛-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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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酸暑期工（3）
廖献文：不用（联系），我们哪有时间去找他们，他们一般一到每年的四五六月份就会找上门来。一般由学校老师带来的（学生工），我们都会相信。他们不是那种黑工，都有家长允许的，也不会是贩卖人口那种。如果他们有合法证件，比如劳动部门发给的营业执照，我们就OK了。不可能还去查一下，我看没有哪个（企业）做得到。老师的管理费要给，他要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集中办理学生相关的手续，学生有问题还要跟他请假、协商什么的，这种管理费一个老师一个月给800块。
梁春梅：刚开始时候我们只知道是去深圳一个电子厂。去的那天晚上又改变地点，说是去东莞了。我们都说，这是不是骗人的？有些同学不相信他们。后来带队的老师说，如果去东莞，之前要交的100块介绍费现在改为80块。不过介绍费减少了20块，车费又加了5块，成了85块。一共交了165块。至于我们的工资，去的时候听了很多传言，说可能要扣伙食费，如果不扣伙食费，加班费中的7毛5就要给老师，加班费也和正班费一样了，也是3块钱。后来我问老师，我们的保底工资是多少？老师说我们没有保底工资，是厂里直接发的。去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一个月有824块钱工资，可是到了工厂，工资的计费又变了。我们也没有签合同，是校长帮我们签的，老师说他也没有机会看合同，合同只有校长和厂方领导人知道。
不仅没有劳动合同，有些打工学生的年龄甚至不满16周岁，属于违反国家劳动法规的“童工”。8月9日，东莞市劳动部门在一次检查中发现，全市34家企业共招用学生暑期工2000多人，其中16家企业招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38人。与梁晓雯一起打工的梁春梅就是其中之一。梁晓雯病倒后，工厂突然在一天内将数名未满16周岁的学生辞退。记者：你们雇这些学生的时候，了解他们实际年龄吗？
廖献文：实际年龄，我大概全部看过。一般都是拿户口本复印件，因为身份证什么人都可以办，很多人换第二代身份证也比较麻烦。
梁春梅：我的户口簿上的出生年月是1991年11月27日。听说7月之前出生的才可以去，我是11月的不能去。后来同学拿我的户口簿去照相馆改了一下，将“11”去掉“1”，这样我就可以去了。晓雯出事以后，有律师找过我们，工厂知道了，就查我们的年龄，要把我们送回去。我们说我们不想回去，因为舍不得这些同学。老师说，如果你不回去，被劳动局发现了，要罚10万块，到时候老师是不会保你出来的。他这样跟我们说的。我说我要打电话回家，他说不可以。我说要跟同学说“再见”，他不让。他让我们不要透露一点风声，否则出了什么事要我们自己负责。后来我就回到宿舍哭，抱着同学哭，刚想说什么，那个老师就站在门口望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再说了，快收拾行李，如果慢的话，我们就搭不上车回去了，就要蹲街边了。我们当时心情很糟糕，很迷糊，就这样子被他送回去了。与晓雯相比，这些被遣送回去的孩子是幸运的——他们仍然活着。7月27日，茂名市人民医院宣布梁晓雯死亡。诊断书上写着：病毒性脑炎、呼吸麻痹、肺炎。从7月10日入院到7月27日死亡，16岁的晓雯在生命最后17天里几乎一言不发。她对病床前一遍遍呼喊自己名字的母亲说出的唯一一句话是：“妈妈，你愿不愿意借钱让我读书？”
晓雯死后一个月，梁平帮女儿领到了初中毕业证书以及打工得来的135元工资。尽管梁家对女儿突然死亡这一事实无法接受，但几经交涉，最终还是同意和学校、工厂方面达成私下和解，停止了法律程序。梁晓雯的同学梁春梅和梁雨萍，则从同伴的意外死亡中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训。梁雨萍：我们这个年龄，如果去做暑期工，有的人顶得住，有的人顶不住。毕竟是学生嘛，如果上夜班，肯定顶不住的。尽管家里穷，但至少有父母关爱，到了那儿，什么亲人也没有，感到很不适应。
梁春梅：有点可怕，不过经历一次也好，可以有个经验，人生难免有很多曲折道路，以后要看好才去打工。
子墨点评： 工厂的需求创造出了巨大的暑期工市场，暑期工的弱势处境和法律意识淡薄，又给了打着学校旗号的中介机构以可乘之机。乍看之下，企业、中介、暑期工，似乎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然而利益关系一旦遭受到冲击，暑期工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手里不掌握任何可以和其余两方抗衡的资源，他们有的只有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穆薇的抑郁（1）
穆薇，女，30岁，北京人，重度抑郁症患者。患病之前，她曾任台资公司职员、餐饮公司人事培训师，如今辞职。穆薇抑郁的时候，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某个地方，发呆，抽烟，对任何事不感兴趣，无法专注。子墨：你陷入抑郁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穆薇：我陷入抑郁状态的话，觉得就算有太阳，整个世界也是灰的。自己看不到阳光，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接触任何人。
子墨：亲人、好朋友，也不愿意见？
穆薇：对。最好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里，谁也别理我，死活由我去。反正这种状态特别难受，我知道这是病态的，我也想爬出来，希望寻找到一个突破口，把它解决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它的方法。2007年年初，穆薇开始感觉心理不适。工作中，她总觉得不如别人。阴霾的天气、正常的工作压力、上司稍显严厉的口气，甚至朋友间不经意的玩笑，都会让她神经紧张，充满不安全感。她曾试图调整自己。5月，就在这种调整还没有步入正轨时，穆薇崩溃了。她先吃了20片安眠药，发现没有太大药效，又割腕自杀。子墨：崩溃那天的情形，你记得吗？
穆薇：是5月中旬吧，北京的天阴得厉害，造成心情更不好。我总是失眠，必须靠安眠药来入睡。有一天，晚上下班后，正好手里剩下20片安眠药，我一口气全吃了。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又醒了过来。当时就想，哎呀，怎么没就这么睡过去啊。爬起来以后，正好看到桌上有个新买的修眉刀，拿过来就割腕。修眉刀不锋利，一下不成，太浅了，又割了好几下。
子墨：这是自然而然做出的举动吗？还是之前你也挣扎过，考虑过其他的因素？
穆薇：挣扎过。会想，哎呀，放弃？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一定要坚持住，坚持地活着。无论得到也好，得不到也好，一定要坚持活着。醒来后穆薇躺在医院里，这是她第二次自杀。6年前，因为一名关系要好的异性朋友的离开，她吞下了60片止痛片。幸亏妈妈及时发现并将她送进医院。一天之后，穆薇回到家中。在日记里她这样描述这次自杀的经历：死亡依旧瑰丽得诱人，但是已经离我远去了……她努力让自己好好活着。子墨：当时脑海里出现了什么东西促使你下决心去吃那60片止痛片？
穆薇：空了，世界一下空了。那是夏天，当时醒来的时候，看见医院窗外的天特别蓝，我就想天堂的颜色是不是那种蓝呢。
子墨：就那么向往天堂吗？
穆薇：我觉得抑郁症到一定地步，对生的恐惧会大过对死的恐惧，人会特别无望。
子墨：有没有想过父母会多伤心，其他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人也要和你一起承受痛苦？
穆薇：当时没去想这些，可能还是年轻嘛。现在我知道患抑郁症的人会觉得自己不存在比存在要好得多。
子墨：这6年中，你说自己一直在不断地努力，这些努力对你有多大帮助呢？
穆薇：时好时坏。
子墨：好的时候会感觉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吗？
穆薇：会，但是很短暂，立刻又被一种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给淹没了。快乐是短暂的，以后还有漫长的痛苦等着。2001年，穆薇第一次自杀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出了问题，对抑郁症也一无所知。出院后，在妈妈的照料下，她的生活逐渐归于平静，但抑郁已经在她心里埋下了种子，6年后重新爆发，让她彻底明白自己存在的心理问题。穆薇在会见心理治疗师时，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子墨：今天当你冷静下来，回想那段时间发生的一切，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刻就集中爆发了呢？
穆薇：可能和天气有关，和心情有关。有的抑郁症可能就是一件事情引起的。我6年前第一次自杀是因为一个具体的事件引起的。这次是一点一滴积累，积累到最后，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便一个小事都变成了致命的压力。
子墨：可能有些人做出这样的举动之前，会有些话要留给父母、亲人、好朋友，你想过吗？
穆薇：没有，当时就想着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没时间做了。
子墨：死对于你来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诱惑？
穆薇：死对我来说就是让我得到解脱。它会让整个人处于一片黑暗之中，什么都不用去考虑了，什么都不用去担心了，不需要得到什么，也不需要去期望什么。你期望的东西总是得不到的话，是很痛苦的。既然这样，我干脆就不要希望，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放弃。洪鸿是穆薇的治疗师。在对穆薇的诊疗中，她发现穆薇总是企图让自己看起来乐观开朗，即便在讲到割腕自杀的痛苦经历时，她也努力让自己面带微笑。洪鸿：现在的社会是崇尚强者的社会。穆薇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典型的用强大掩盖脆弱的人。她头脑中的指令是，如果我不够强大，那我就完了。所以她即便给你说特痛苦的事情时，都表现得无所谓，用笑的方式来表达。
穆薇的抑郁（2）
穆薇：我不理解人为什么老要让自己变得乐观、快乐。我知道自己不乐观、不快乐，也没人能让我变得乐观、快乐，所以我只能自己给自己一个力量。
洪鸿：她的个性中如果说有缺陷的话，她的强大就有一点变态，不是一种真正的、健康意义上的强大。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曼曾将抑郁症称为精神病学中的“感冒”。大约有12％的人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期都曾经历过相当严重的需要治疗的抑郁症，其中大部分抑郁症不经治疗也能在3～6个月之内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你感到抑郁时可以不用管它。严重的抑郁有别于正常的情绪低落，甚至危及生命。对于心理治疗师来说，治疗每位抑郁症患者的首要条件，是帮助他寻找发病的原因。
与许多抑郁症患者一样，穆薇的病根来自童年。她1977年出生，因为父母在内蒙古插队，刚出生不到两个月，她就被送往北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7岁时奶奶去世，她又被送回内蒙古。那时的父母对她来说已是陌生人。14岁时，她又重新被带回北京。穆薇：记忆特别深刻的事，一个是我奶奶去世，她的葬礼，我奶奶是回民，我记得去清真寺的整个过程；第二个是我被父母带到内蒙古，下火车走出呼和浩特火车站的情景，那天天气特别阴霾，雾气很大，我感到压抑。当时我只有7岁，与父母一年才见一次，他们对我来说基本上是陌生人，而我最亲的爷爷、奶奶却再也见不到了。心里感到惶恐、茫然。
子墨：后来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时常想起小时候那段经历吗？
穆薇：会想啊。我会想起呼市的夏天，那种炎热，蚊子，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都是很美好的东西。
子墨：但是这些快乐不足以来弥补那种阴霾？
穆薇：对，因为从小就有种漂泊感，不安全感。亲人去世，不停地迁徙，造成从小就没有安全感，总想抓住一些什么东西，长大以后，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不能正确去面对，老觉得得到的东西太少了。
洪鸿：穆薇小时候经历了一些突然的变动。在孩子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突然的变动。两方面（父母和祖父母）都要竭尽全力给她爱，但是这种爱却不能被孩子理解。成年以后，穆薇对母亲始终有距离感，她不会在母亲身边撒娇，也不会向母亲表露自己的脆弱。母亲留给穆薇的印象与母爱无关，更多的是她的能干和强势。子墨：母亲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穆薇：我妈对我在物质生活上照顾得无微不至，精神上的东西她让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她说解决不了，那是你自己没本事，你要反省一下你自己的错误。她从小给我灌输的就是这种理念，造成了我一直认为有什么事都必须自己去扛，扛不住的话是你没本事。
子墨：比如说你留不住朋友，得不到什么东西，是因为你自己不好，没用。
穆薇：对，都是因为自己不好。
子墨：这和你患上抑郁症有直接关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