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痛-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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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外面买水要多少钱？
史毛秀：25千克一桶的水，一元一桶。然而，土地不能耕种，买水需要花钱，村民的生活难以维持。新马村的部分村民就以便宜的价钱把有毒的农作物卖到市区去，然后再从市区以市价买上足够食品回家，被污染的食品正在扩散。政府尽管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阻止村民的这种做法，但求生的本能使得良知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子墨：村里有多少人把自己家里的菜拿到外面去卖？
史毛秀：我们有个居民点专门以种菜为主，他们全部把菜拿到外面去卖，大概有几十户人家吧。还有其他地方，有一半以上的村民全靠卖菜为生。
子墨：有人买你们的蔬菜吗？
郑新云：有，挑到市里面去。
子墨：为什么自己家里人不敢吃？
郑新云：市环保局说有毒。
。。
镉中毒（4）
子墨：那你卖给别人呢？
郑新云：我没有办法啊。
子墨：政府阻拦过吗？
史毛秀：阻拦过，让我们不要把菜拿到市场去卖。城里人说，新马村的菜卖到我们市里，毒我们的居民。就到市政府去闹，政府发号施令，让乡政府把我们的菜都收了，收走一车子一车子的，都扔掉。但是老百姓为了生存还要接着卖菜。
子墨：这样做不觉得违背良心吗？
史毛秀：良心是违背了一点，但是政府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就不会这样卖菜了。不然老百姓以什么为生？政府不解决问题，我们没有办法。
子墨：有没有想过别人吃了这些菜会怎么样？
史毛秀：想过，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啊。如果政府帮我们解决问题，或者让我们吃低保，或者一户人解决多少钱，我们就不会种菜卖菜了。我们老百姓怎么办啊？没有办法，还是要依靠政府，政府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我们可能会上京告状，我们得生存。
子墨：向政府反映过这些问题吗？
史毛秀：反映过，我们上访市政府已经6次了吧。
子墨：政府的答复你们满意吗？
史毛秀：肯定不满意，满意我们就不上访了，一去就是五六百人。子墨点评： 对于我们的到来，新马村的村长和书记似乎并不欢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两个人都婉言谢绝了采访要求。事实上，新马村的村长和他自己的儿子都是尿镉超标。而且村长还曾经公开地表示，他最关心的就是孩子们在将来出现性功能方面的障碍以及有毒的食品正在向外扩散的问题，因为谁都不知道在市场上出售的稻谷和蔬菜会流向哪里？又会危害到哪些人群？但愿新马村的村民可以早日了解到污染的真相，并尽快得到及时有效而且是合理的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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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落的手指：珠三角工作报告（1）
谢泽宪，广东商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近年来，她带领上百名学生，对顺德、中山、东莞、惠州、深圳和广州6个珠三角城市的39家医院、582位工伤患者进行调查走访，结果触目惊心。据统计，仅每年发生在该地区的断指事故就达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他们历时3年实地采访写就的《珠三角“伤情”报告》仅仅揭开了事情的冰山一角。子墨：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对珠三角的工伤情况进行调查的想法？
谢泽宪：2002年9月，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就放下了手头工作去了解真相。之前看过一些资料，说顺德、中山、东莞、惠州等城市的工伤情况最严重，尤其是东莞和深圳。这两个城市的外来人口比例很高，深圳1000万人口中，有户籍的人口只有100多万，80％以上是外来流动人口。
子墨：为什么受工伤的都是外来人，本地人口的受工伤可能性很小？
谢泽宪：珠三角的经济是靠“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起步的。政策的开放，香港和台湾资金的注入，使这些当时以农业为主的城镇迅速工业化，迅速致富，迅速繁华。这个过程很短，不到20年。大量外省农民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这里，形成所谓“民工潮”。机械制造业第一线的产业工人现在都是外来人口，本地人几乎不做这个事情。按我的研究，不光珠三角，整个广东省的绝大部分劳动力都来自外省。本地劳动力与外省劳动力相比，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了。珠三角的经济就是在民工离乡进城与外来资金不断注入的刺激下发展起来，出现了诸多我们以前看不到的现象。这种以前不易看到的现象，就是大面积和频频发生的工伤事故。据统计，珠三角的企业发生过工伤，工伤数字以每年3万～4万人的速度增长。其中，来自农村乡、镇和县城的工伤者分别占工伤者总数的、和10％，城市户籍职工受工伤的只占，大城市的工伤者占。谢泽宪：工伤情况非常严峻，而且面积很大。据我们的调查，70％以上的工厂都有工伤问题，且工伤比例很高。这些受伤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6岁，多数未婚。也就是说，他们刚开始在人生路上起步，就遭遇到了工伤这种残酷的伤害和打击。此外，86％的工伤者都是男性，因为男孩子从事机械制造业的比较多，珠三角又是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男工比女工多。我们调查的行业如小五金、家具等，这些行业的受伤者大多是男性。
子墨：受伤的部位集中在哪儿？
谢泽宪：手指和手臂。机械制造业主要用手。发生工伤最直接的原因是机器压伤和割伤，受伤部位最多的是手指。在谢泽宪调查的582名受伤者中，401人手指受伤，占受伤者总数的69％，受伤手指765个。1998年，仅深圳龙岗和宝安两地对外公布的断指个案就1万多宗。然而令人心酸的是，每天冒着断指危险工作的工人们的报酬竟少得可怜。根据广东省总工会2005年初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的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水平处于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501－1000元占％，500元以下占％。而他们的生活成本却达到每月500元左右。子墨：受伤的工人的收入水平高吗？
谢泽宪：工资水平似乎比农民工还低。平均可能在700多元，甚至低于这个水平，挣100多的也有。
子墨：为什么他们的工资会比农民工还低？
谢泽宪：工伤受伤者这个群体可能多是刚刚进城，没有技术，年龄又小，资历又比较浅的人。因为工资水平跟他的技能水平和岗位相关。那些容易受伤的人普遍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缺乏城市阅历和工作经验，学历可能也比较低。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工伤事故频发的原因首先是部分企业机器设备陈旧老化。很多在国外被淘汰的机器设备却被珠三角“引”了进来。据媒体报道，法院对深圳一家港资企业进行查封拍卖时，发现该企业的设备是20世纪20年代出厂的，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此外，工人缺乏技术培训、仓促上岗，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据统计，在珠三角地区工作一年内就发生工伤的占75％。其中，新上岗仅一个月就发生工伤的占，上岗几个月之内发生工伤的占，上岗一年左右发生工伤的占。工伤发生最多的行业是五金（）、家具（）、电子（）和建筑业（5％）。40多岁的老王，刚从湖南老家来广州打工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惨剧。子墨：您伤到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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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落的手指：珠三角工作报告（2）
老王：手指。
子墨：怎么伤的？
老王：我做皮带的插扣。两个指头被铡断，剩下三个。
子墨：受伤的一刹那，心里怎么想？
老王：什么也没想，疼得要死。
子墨：之前做过这样的工作吗？
老王：没有。
子墨：这份工做了多久？
老王：十多天。
子墨：之前有人给你做过培训吗？
老王：没有，只是跟着做熟的工人做了几天。
子墨：您一天工作多少小时？
老王：12个小时。
子墨：一周几天？
老王：7天。
子墨：有休息的时候吗？
老王：没有。
子墨：您知不知道这超过了法定劳动时间？
老王：不清楚。只有停电的时候，放假一天，不停电就天天做。
子墨：每月能挣多少钱？
老王：三四百块，没多少钱。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的进城务工人员入不敷出，％的人没能攒下多少钱。％的进城务工人员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为了挣钱，他们只能靠加班。报告显示，的被调查者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日平均工作时间为小时。超过五成的打工者经常加班，加班的时间最短1小时，最长8小时。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没有任何休息日。谢泽宪：工人很累，长时间工作，经常加班，几乎没有星期天。不休息，机器也会出故障，何况是人。劳累容易走神。
子墨：您调查的工伤者一般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谢泽宪：一周7天，每天12个小时以上。
子墨：这跟《劳动法》是冲突的啊。
谢泽宪：《劳动法》管不住。
子墨：难道工人没办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吗？
谢泽宪：你不干，只能走。实际上只要进了厂，要走都难，老板不让你辞工，厂方押着你的钱和身份证。比如你干了俩月，他不给你钱，走的话，俩月就白干了。所以工人也怕辛苦挣的钱到不了手。工厂老板完全从自己利益的角度出发，很不道德、很卑劣。现在整个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人像走马灯一样，留不住人。20多年的发展，珠三角地区不但没有摆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道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和血腥。加上一些政府官员与投资者的利益关系，使当地打工者的生存状况持续恶化，使越来越多的民工选择抛弃珠三角。2004年开始，广东的“民工荒”现象有增无减，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学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文化缺位。无论是企业老板对于企业文化，还是当地官员对于人权维护，抑或是劳工的自我维护，都显得粗陋和短视。人们只认钱，不认别的。文化的缺位，使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子墨：工伤这么频繁，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谢泽宪：珠三角地区很多小企业的老板都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没有办工厂、办企业的经历，管理素质低下。工人自身也有问题，从农村青年到城市产业工人的转型，其实是很痛苦的过程。没有任何人帮他，靠他自己，靠他用生命、血肉、痛苦完成这样一种不合理的、悲惨的转型，代价非常大。
子墨：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些人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
谢泽宪：为什么要是农民工？为什么不是全国每个人都付出？为什么你不付出，他应该付出？为什么大家都熟视无睹，觉得这种付出是应该的？为什么替工人打官司的律师那么少？全国只有不到10％的律师帮工人打官司，90％的律师都去帮富人打官司了，因为工人根本付不起钱。当然这里的“工人”还要打引号，我叫他们“泥领工人”，他们甚至连“蓝领工人”都不是，农不农、工不工、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我觉得把他们当工具不符合和谐社会的构想。
子墨：工人受伤之后能得到医疗救治吗？
谢泽宪：按我的判断，绝大部分人得到了基本的医疗救治。
子墨：什么是基本医疗救治？
谢泽宪：就是及时把你送到医院，然后治疗，然后出院。
子墨：医疗费谁付？
谢泽宪：如果企业给工人买了工伤保险，医疗费用是保险公司付70％，老板付30％。如果没买保险，所有费用都由企业自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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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落的手指：珠三角工作报告（3）
子墨：如果老板不付钱，医院会给他们救治吗？
谢泽宪：肯定不会。
子墨：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谢泽宪：只能出院。发生工伤事故最多的是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比率高达，台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工伤率位居第二，占37％。而在这些工伤高发的企业里，超过六成的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八成以上的企业根本不为工人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者所在企业建立了工会的只占11％。绝大部分工伤者没有按规定获得医疗期间的工资，正常发了工资的企业只占，减发工资的占，没有发工资和不知道有没有工资的分别为和。子墨：工人上班之前会签一份对工伤有所保障的合同吗？
谢泽宪：60％以上的人没有合同。就算签了合同，也不会牵扯到工伤问题，老板会回避这些问题。
子墨：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签合同就开始工作了？
谢泽宪：主要是因为劳动力过剩。一个工人当着我面说，他所在的那个厂天天招工。为什么？因为老板不怕招不到工人。他说三只脚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脚的工人到处都是。工人的生存状况与劳动力过剩有关系。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社会福利保证，如果社会力量不介入的话，他们为了生存会迫不得已，即便是火坑也要往里跳，根本不能保证自己的尊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伤事故最严重的国家。虽然《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各级司法、执法部门加大了劳动监察力度，社会福利、慈善救济、法律援助等制度体系日益完善，但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还远远没有构成一张强大的、真正能够保障工人利益的保护网。伤残工人的命运不仅悲惨，而且无助。
“伤者能否得到外界帮助和支持”的调查显示，朋友、老乡、同事、家人对工伤者的关心程度非常高。而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维护女工权益的妇联等机构，理论上应该是工伤者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