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辽同志兴衰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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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上写的又是什么？”
　　我读了第三张纸：
　　生命，类似生命的东西就其本身而言，是死亡的胚胎。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
　　居辽同志双手捂着头顶，感慨万端地说：
　　“噗！噗！这条注释将会叫我走投无路！这是黑格尔最强有力的思想之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生命与死亡’这一注释里还提到了它！下一张上写的是什么？”
　　我读了第四张纸：
　　个子最矮的人曾经是波利娜·玛斯戴尔斯，她身长56厘米。
　　我笑了，居辽同志皱起眉头说：
　　“你觉得高吗？”
　　我忘了他说的数字，肯定地说：
　　“高嘛。”
　　“戴木克，你玩什么游戏？我儿子迪奥金出生时就有54厘米，差不多和成年人波利娜·玛斯戴尔斯一般高了！”居辽说道。
　　我脸红了。
　　“请原谅，我是想说矮。”
　　“就是么，你叫我发疯！”他笑了，又给了我几张纸，以便补充我对他写在卡片纸背面的那些东西的认识。我检查了一下，找出五条在一边加了语录。
　　“怎么会这样子呢？！我竟然全都写上了！”居辽同志笑了，“说说看，我写了什么？”

居辽同志未能休成假（3）
我读了另一条：
　　思想像小鸟一般飞翔。鸟，我们看得见；思想，我们感觉得到。这就是区别。居辽·卡姆贝里评论。
　　我不解地凝视着居辽同志，我是读了他的一篇评论。
　　“得了，得了。这是我对抽象事物的想法。我觉得这些都属于特殊现象的范畴。对于具体范畴的那一些我都放在家里了。活见鬼，这些我给忘在桌子上了！另外一张上又写了什么？”
　　“写的字看不明白。”我说。
　　“给我看看，怎么看不明白呢！瞧瞧，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我喜欢音响，不过，可不喜欢教堂敲钟的声音……我喜欢听人的声音，但不喜欢牧师的声音。居辽·卡姆贝里评论。”居辽同志读道。
　　我笑了，居辽同志脸色通红，因为他以为我是在嘲笑他，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然后，他笑着接过话把儿：
　　“有带幽默的评论。另一张上还写了什么？”
　　我念道：
　　声响是歌曲的爸爸。居辽·卡姆贝里评论。
　　“你反对吗？”他问道。
　　“不。”我说道。
　　“下一张又写了什么？”
　　我念道：
　　为什么植物的名字没有性别之分？比如说吧，狗是有性别不同的名字的，公狗我们称它为“Qen”，*叫“Bushtёr”，可是，松树就没有性别不同的名字，我们称公松树为“Lis”，那为什么不称母松树为“Liseshё”，而同样称它们“Lis”呢？居辽·卡姆贝里评论。
　　这是我读过的最奇妙的评论，逗得我笑出了眼泪。居辽同志挽起我的手，说这是对具体范畴的现象评论的一部分，有时评论也涉及抽象范畴。然后，为了不把话扯得太长，他对我命令道：
　　“请记录我下面的几点要求，你要在这几点上下下工夫，为我的研究课题《知识分子与文化馆》搜集材料。”
　　我拿出钢笔，等着记录。居辽同志坐下来，埋头看着他在那个灰色笔记本里记下的东西。
　　“请记下来这些问题：我国有多少个文化馆和文化之家；有多少个知识分子；从前有多少名牧师和神甫；文化馆和文化之家的现实状况怎样；农业技术之角使用情况如何，是否有文化馆变成粮库的事情发生；是否有将这些设施变成了村子里的一种点缀，而不使用的现象出现？何地、如何、何时，要了解得具体才好。村名；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的名字；有多少册书，有人阅读或无人阅读；在文化馆里青年人唱些什么歌，我们的新歌曲传播得如何，人们所说的那首歌《噢，从山上下来着黑装的她是个啥！》是否在流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存在悲剧。在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要斩断旧事物的爪子。要唱《先进的队长》。在它之后是那首《噢，从山上下来着黑装的她是个啥！》……黑色产生悲观主义，当歌曲里也这么唱的时候，情况尤其是这样。歌里唱的这些东西是个啥！一位穿着黑衣服从山上下来，另一位来自德莱诺瓦，待在草地上。德莱诺瓦我是熟悉的，正像人们所歌唱的：德莱诺瓦，我说德莱诺瓦女人啊，你把我的心给抓去啦！似乎我们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似乎我们也拿不出个啥，可我们能把心儿往外拿！句号！那些科尔察男人没有放弃德莱诺瓦女人或从山上下来的那个她。来，戴木克！好好想想，对我说的这些要拿出一个主意！我们要为新歌开辟道路！”他命令道。
　　我机械地写着，因为我的思想溜了号，心思都在我需要炮制的整个那份报告上了。他口授给我所有的几点，居辽同志称其为提纲。是这样，是这样，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我整个一生都要在报告中度过，倒霉啊，泽奈柏，她以为我们得救了。

居辽同志未能休成假（4）
居辽同志把话说得很长，他给我的几张纸我全写完了。《噢，从山上下来着黑装的她是个啥！》，他对这首歌的想法，我记在了他在背面写了评论的纸上了。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请求他原谅，他把手在空中一挥说，没关系，因为他要在一张新卡片纸上再抄写一次。他只是命令我念给他听。
　　那张纸上只写了一个格言：嘴里叼着烟，整个嘴唇痒不了。
　　我不由得大笑起来。
　　“戴木克，你发神经？”居辽同志看我不停地笑，对我说道。
　　“高！”我说道，我笑得说话都有些困难了。
　　“奇怪，有些事情并不能让我发笑，可是却能叫你那样地感到好笑。”他说道。
　　我停下来，不笑了，因为我注意到居辽同志发火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好好干，搜集好资料！深入地研究悲剧问题！在社会主义现实哲学万花筒的照耀下，今日生活中的悲剧观念不应该存在于乡村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悲剧只作为范畴的东西存在。生活的欢乐——这应成为基础观念。”他说道。
　　我大胆地插话：
　　“我们是否坠入了享乐主义哲学？”
　　他耸了一下右肩，说道：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让生活过得愉快，不是享乐主义，我看你与我是相隔十万八千里，说话根本说不到一起，我要把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清理出去，因为你会无意中把一些毫无关系的东西汇集到资料里，然后为了我的课题你还要交上来，对此我可不感兴趣。然后，你就停止为我提供服务于国际会议的材料！这么一来，事情可就完蛋了。政治路线在受到伤害！”
　　我深受震动地走了出去。居辽同志曾是个严厉的人，他真的挺厉害！
　　他能在我为他准备的报告中找出某一思想性错误。真是见鬼了！是什么火燃起了欲望，促使他要求我来面对悲剧范畴的问题？这个范畴同农村知识分子有联系吗？
　　他打开门，再次把我喊了回去。
　　“戴木克，”居辽同志说道，“你当初同现在调到戴佩莱那的塞姆塞丁一起工作是比较轻松的，他要求你随便去搜集什么资料，而我要的则是科学性的、在文学方面被鉴别为有价值的东西，对哲学（fillozofi）这个词不要在发音时读成一个‘l’，而要读出两个‘l’，即‘ll’。不说了，这是正字法要求的！在人类精神生产的这些领域，我劝你得学习才成啊。你应该知道，精神生产转换为物质生产，转换为生产力。而你们却对我说，要我去休假！你们在想什么？想要我把工作扔下一半，要我把身体躺在海滨浴场的沙滩上？领导过这个处的塞姆塞丁，曾经叫身体躺在海滨浴场的沙滩上，所以才把这个处领导得一团糟，然后等着从上面派来一个工作组调查我们处的情况。这个工作组应该找我这个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人。当前，在这种状况下，我怎能到海上休息呢？”
　　“话是这么说，居辽同志，你还是应该休息休息。”我说道。
　　“你什么时候有我这样一种负责精神，那时咱们再一起说话！”居辽同志说道，摇着头，想着心事。
　　“那我哪儿知道！是同志们在为您担心。”我说道。
　　“我有个原则：同志们的话我听，但这一次，说到我休假的事儿，我不听，请原谅。不过，你听着，明天你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我说道。
　　“那么晚上你带着巴基里一起到我家来一下，彼此亲亲热热地坐坐，就会有更多的了解。你一点儿都不要害羞！从前，你们不到我们这些领导者的家里，现在，你们就来吧！咱们大家都是人民的儿子。咱们之间不存在鸿沟。”居辽同志说完这番话又说，“我不愿意你们再跟我念叨休假的事儿。就这些。埋头工作，好好干吧！”
　　我从居辽同志办公室走出来，他刚把门关上，又从屋里喊我：
　　“阿洛！”
　　我又走回去。
　　“你忘了记的东西！听着！我给你提个意见。塞姆塞丁可以对忘事儿的马大哈感兴趣，你不能像从前跟塞姆塞丁那样跟我工作。把卡片拿去！”他皱起眉头，以权威者的架势对我下命令。然后他软了下来，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补充说，“好吧，戴木克，明天晚上我在家里等你们，你和巴基里两个人。借此机会你了解一下我另一方面的生活，这方面的生活我们称作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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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辽同志接待来访（1）
“咱们走进屋里，将看到迪奥金伏在总乐谱上忙活，居辽同志埋头研读一本厚厚的书。”在居辽同志居住的公寓门外边，巴基里以一种令人纳闷的腔调说道。
　　“你从哪儿知道的？”我问道。
　　“我想出来的。”他说道，“迪奥金要出去玩，居辽同志好不容易把他留在屋里，这个场面咱们将会看到，咱们要对这个孩子异乎寻常的毅力表示惊奇。”
　　我们在门前稍站了一会儿，楼梯上闪着微弱的光，一片安静。巴基里摁了一下门铃，没听到有人的动静，他又摁了一次，一阵鸦雀无声。
　　“居辽同志在埋头学习，用心钻研问题呢！”巴基里一边摁第三次铃，一边说道。
　　这时候，听见脚步声了。开了门，阿蒂拉肩披一条丝巾出现在我们面前。她穿了一件蓝的确良连衣裙——那裙子裁剪得非常得体、时髦，鸭蛋脸，白白净净的皮肤，又大又黑的眼睛，厚实而漂亮的嘴唇，全身闪耀着健康而快乐的神情。即使一个陌生人也会明白，在这个女人身后的住宅里，笼罩着欢快和乐观的气氛，绽开着无忧无虑的富有生命力的百合花。这些乐观主义的百合花的芳香也向我们的脸上扑来，扑到正派的工作人员——我的朋友巴基里的脸上，也扑到我这个闷头写报告的人的脸上。她的住宅里飘散着这种幸福的百合花的芳香的时候，阿蒂拉可晓得我在纸上刷刷地写着，忙个不停，在为她的丈夫、非常可敬的居辽的研究提纲梳理“资料”？阿蒂拉是否知道，我在塞姆塞丁身边工作时写下了多少页的东西？不过，可怜的塞姆塞丁对我写的报告没有哲学品位的要求，正如居辽同志所说的，他连平铺直叙的东西都接受。只要把一页页纸填满了数字和事实，对他来说就足够了。而居辽同志则不然，他要求哲理性论证，要求文字要有评论色彩和思想性，甚至还要有格言警句和民间谚语。
　　她那动听的声音唤醒了我：
　　“请进，请进！巴基里，你好吗？戴木克，你怎么样？在居辽讲话的会上，我就没见到你。”她说道，然后向丈夫喊：“戴木克和巴基里来了！拿什么款待你们呀？太棒了，太棒了！”
　　“阿洛！”从屋子里传出居辽同志的声音。
　　居辽同志躺在长沙发上，阅读一本厚厚的外文书。他穿的是军装，下身穿的是上腿肥下腿瘦、紧紧贴在腿肚子上的马裤，上衣是呢料制服。帽子挂在墙上，同样是军人式的。我们一进屋，他就站了起来，用一个手掌把马裤理得板板正正。然后，擦了擦眼睛，不声不响地待了片刻，好像要使足力气作出重大评判似的。后来终于皱了皱眉头，高高地举起一根手指，做了举手不动的姿势，说道：
　　“我回来有一个钟头了。我跟Q同志到达依迪山上打野鸽去了……”转过身来对像个小大人似的拿着乐谱坐在桌子旁边的迪奥金说：“够了，够了，别老摆弄那些乐谱了，你这样要得病的！”
　　“算了吧，居辽，让他作曲吧！作曲，妈妈的宝贝儿子，作曲去！”阿蒂拉说。
　　迪奥金手里拿着钢笔坐在桌子旁边，在密密麻麻的五线谱上面勾勾画画地忙碌着，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与此同时，阿蒂拉做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动作。她展开双臂，使劲儿地拍巴掌。这是一个信号，表示发生了一点儿令人惊奇、预想不到的事情。
　　“居辽，你忘了从腰带上卸下手枪了！”她说道。
　　“真的！”居辽同志说着就把手枪带子解了下来，“嘿，真是！”　。　想看书来

居辽同志接待来访（2）
阿蒂拉接过拴着宽皮带的手枪，将它挂在墙上。巴基里对我挤眉弄眼，点头向我作了个暗示，靠到我跟前，慢慢地对我说：
　　“手枪是这会儿别在腰上的！别在腰上给咱们两个看，阿蒂拉装出一副没看见的样子！”
　　“小声点儿，慢慢说，都让人家听见了。”我胆怯地说。
　　居辽同志再次靠到我们跟前，拍着我们的肩膀说：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你们干得蛮漂亮，让我很开心！”然后，他稍停了一会儿没做声，接着又补充说，“只来了你们两个？”
　　“我们想叫克里斯托夫也一起来，但他没有来，因为在‘达依迪’宾馆他有一个活动，要出席款待几位外国民间文艺家的宴会。”巴基里说道。
　　居辽同志用手掌拍了一下额头，说道：
　　“啊，他哪里找到机会今天晚上要去出席宴会！我对克里斯托夫很感兴趣，因为他挺幽默。他若是来了，从地方报纸上刊登的犹如珍珠宝石一般的话语中来上那么一两句，该有多好！他找到那么些笑话，真是好极了。从《山谷的雷声》那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