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 第6卷-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
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
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
万历十八年(1590),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
“不能打。”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总就是群情激奋,人人喊打,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
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
所以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十分正确。
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
顺义王,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但此人即不顺,也不义,好好的互市不干,整天对外扩张,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
对这号人,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
他敏锐地发现,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压根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
所以申时行反对。
当然,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
万历接到奏疏,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
消息传开,一片哗然,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帐。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我虽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仗是不用打了,但这事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立克,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
这种打法毫无成本,且收益率极高,明军乐此不疲,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
虽然张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立,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万历。
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处理政务,二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实际如此),名气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的冒泡,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
但要干这件事,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找打手,万历很快发现,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
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如江东之、李植、羊可立等人,虽说下场不怎么样,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
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万历很高兴,看见申时行被牵连,万历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
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是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偶有”,后来就变成常有,“微疾”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还是要办,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
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但凡在位者,除了个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见谁怀疑谁,今天这里搞阴谋,明天那里闹叛乱,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刀就架在脖子上了。
万历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
在他之前,有许多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还要上班,哪怕屁事没有,你也得坐在那,这才叫皇帝。
万历自然不干,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
万历十四年(1586)十月,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的万历,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
第一个上书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
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却被他搞得不正常。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还学过医,有学问在身上,不显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发挥专业特长,写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览。
第二天,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
以上言辞,系万历同志之原话,并无加工。
很久很久以前,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也频频出现,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混蛋,这王八蛋,不一而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字不是好话,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你看你也急。
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疾,皆非今日所宜有。”
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
可是担忧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
“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就是分析原因:
“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
所谓衽席之娱,是指某方面的娱乐,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综合起来的意思是:
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在我看来,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不知收敛保养,如此下去,问题非常严重。
说这句话的,不是万历他妈,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
再不收拾他,就真算白活了。
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
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言官们是不答应的;如果不处理,万历又不答应。
琢磨半天,想了个办法。
他连夜动笔,草拟了两道文书,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严厉斥责卢洪春,并将其革职查办。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上奏皇帝,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就这么算了。
按照他的想法,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有交代。
事实证明,这是幻想。
首先发作的是万历。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立即下令,即刻动手打屁股,不得延误。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午门很大,多个人不嫌挤。
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眼看自己要去垫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
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
言官们很惭愧。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都敢上书,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还有没有职业道德?
于是大家群情激奋,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为卢洪春喊冤翻案。
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万历毫不退让,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一旦让步,从宽处理了卢洪春,那所谓“喜欢某种娱乐,不注意身体”的黑锅,就算是背定了。
但驳回去一批,又来一批。言官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说白不说。
万历终于恼火了,他决定罚款,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从犯八个月。
对言官而言,这个办法很有效果。
在明代,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有不同的方法:要折腾地方官,一般都是降职。罚工资没用,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工资基本不动,罚光了都没事。
言官就不同了,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故十分害怕这一招。
于是风波终于平息,大家都消停了。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对此,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他既不想得罪领导,又不想得罪同事,为实现安定团结,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