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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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笔者忍不住要叹一声，以文学创作取代学术考证，这本就是历史学的悲哀。有冤情并不可怕，比冤情更可怕的，是不许喊冤。
就在方伯谦被正法后不久，就有人以《冤海述闻》为方伯谦喊冤鸣屈，这桩公案到现在都不能平息，这本身就很蹊跷。到底方伯谦是贪生怕死、死有余辜呢，还是李鸿章或者小皇帝红笔一钩、一怒使然，让方做了替死鬼？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事实的本身。
方伯谦，字益堂，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福州船政学堂一期毕业生，和刘步蟾等人同学，并一起被公派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留学，回国后任济远舰管带。战争爆发前，方伯谦屡次上条陈给李鸿章，奏请速添快船，改善装备，将舰队聚零为整，“有事则全队出北洋游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如此人才，大清帝国找不出几个。
丰岛海战中，济远以一敌三，虽有广乙相助，但广乙不过一国产的千吨级小舰，自顾不暇也不堪一击，很快就丧失了战斗力。就单舰而言，敌方三舰无论在吨位、速度还是炮火指标都在自己之上，一舰尚且不敌，何况三舰乎？济远接战后，舰上人员伤亡非常严重，包括大副、二副在内，已有五十七人死伤，伤亡惨重。
诚然，济远是不敌对方三舰而向中国方向撤退，甚至在被敌舰追击的过程中悬挂白旗，继而加挂日本旗，但被众人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一点，那就是济远在整个撤退过程中，甚至在吉野见济远已挂白旗，发出“立即停轮，否则炮击”信号后，仍旧疾驰不已。这不是投降，而是逃命。
如真想免于击沉而投降的话，济远就应该停船俯首，象炮舰操江号一样。济远仍旧疾驰不已证明其并非真心投降，悬挂白旗乃至敌旗乃迷惑敌方之逃生手段，以期摆脱对手追击并免于被击沉的命运，何况最后还因此麻痹对手，终用尾炮击伤吉野，迫其退却并挂上大清龙旗逃跑，而济远也得以保船回归。若不论方式方法，单纯的从结果来看，方伯谦不但无罪，反而有功。
在黄海海战中，方伯谦见致远沉没，加上济远已经受伤，炮不能发，便率舰先于全队撤出战场，而这也就成了临阵脱逃的铁证。李鸿章在海战后参奏逃将称：“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方伯谦随后被押至旅顺黄金山下处斩，时年四十二岁。
方伯谦率济远先于全队撤出战场，这是事实，但是临阵脱逃还是合理撤退，就值得推敲了。海战有海战的特点，倘若己船的确受伤无法再战，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允许退出作战海域甚至投降的，而并不是一味的非要全船尽毁方为报国。这种观念，既不符合海战的实际，也不尊重理性和人的基本生命权。如果战场上被俘是必然，这是势不可为，也不是件丢人的事情。
《冤海述闻》倒提到，方伯谦回港后屡次提请验船，丁汝昌和刘步蟾均不予理会，而船是否受伤却是判定是否临阵脱逃的最重要证据，考虑到方伯谦是在“军中无法”的情况下被“从速”处决，而按照大清的潜规则，黄海海战的失利必须要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以振士气。如此一来，方伯谦的确是最佳人选了。
事实上，在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也有几艘军舰受伤后先行撤离，北洋舰队也有军舰起火后撤出作战海域扑灭大火的，如平远舰；也有因敌不过敌舰围攻而暂时退避到浅滩的，如靖远和来远。而方伯谦见致远被击沉后认为自己再不撤退，济远即有可能遭受致远同样命运，这个决定固然是为了保船，但其作战精神不强，也是事实，靖远和来远受伤程度不比济远差，但也只是暂避敌锋，而不是直接回基地了。
若不撤退即被击沉，倘若方伯谦的判断是对的，方无罪。但说真的，从国人的心理来说，济远还不如被击沉了。击沉了至少可以算是杀身成仁；而没有被击沉的结果是，后来威海卫陷落的时候，济远被编入日本舰队，后来还参加了侵占台湾之役呢！国人痛恨方伯谦，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同样情况的高升号上千名士兵，却大部分壮烈殉国了。在丰岛海战时，高升号运兵船和运输舰操江号不巧经过作战海域。高升被日舰浪速追上并完全控制。英国船长高惠悌在此情况下只得承认被俘虏，并准备跟随浪速而去，但这遭到了船上清军将士坚决反对。
在敌舰大炮对准高升号的时候，清军将士只能用步枪还击敌人的军舰，不到半小时，高升号全部沉没。船上官兵一千一百一十六人中，有八百七十一名壮烈殉国；船上工作人员七十四名，只有十二人得救。
在我们的记忆里，投降是可耻的，是罪恶的，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决不应该鼓励一艘载满步兵的商船去对抗一艘全副武装的军舰，这不是明智之举。我们不应该对那些将士再说什么，包括赞颂在内，我们更应该问的是，高升号为什么没有本国的军舰护航？
再说操江号。操江本是一艘木质的旧式炮船，当时已经被改作运输舰使用，基本没有战斗力。日舰秋津洲追上操江号后先放空炮一响，命操江号立刻停驰。操江仍旧加速西驶，秋津洲猛追后发实弹警告立刻停船。
无奈之下，操江被俘虏并被押送到日本佐世保港，清军官兵八十多人，一直关押到1895年8月才被遣返回国。对于这些官兵，笔者找不到他们后来际遇的记载，但如果是现在，我们应该对他们的回归表示真诚热情的欢迎。即使他们不是英雄，我们也无权对他们进行指摘。
最可恨，莫过于一些将领的无能和指挥失当，譬如叶志超和卫汝贵之流。牙山敌众我寡，守不住是正常；平壤敌强我弱，守不住也情有可原。但是，胜有胜法，败也有败法，即使是撤退，也要有撤退的章法，这叶志超和卫汝贵之流，对平壤溃退的严重后果是负有全责的。这次无组织的撤退，导致清军死亡一千五百多人，被俘六百多人，平壤城外，尸首狼藉，近五个营的兵力被白白葬送（详见前文）。
这种灾难性、无组织的大撤退，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再次发生，总指挥是立下军令状的某唐将军。平壤失利后，叶志超被械送京师，定斩监候；卫汝贵则因纵兵抢掠被斩决，算是罪有应得。更可笑的是，卫汝贵听从其妻“善自为计，勿当前敌”的妇诫，遇敌则逃，被日本人传为笑柄，并作为教材警戒国人。
在陆路战场上，虽然清军是一路溃退，但也有可歌可泣的英雄将士，譬如平壤城头朝服战死的回族将领左宝贵，白发将军宋庆，守卫旅顺的将领徐邦道和英勇顽强的淮军将领聂士成、马玉昆等，那都是英雄好汉，中华的好儿郎。
比陆军更为壮烈的，是那些海军的将士们。据查，北洋舰队14名管带中，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超勇管带黄建勋和扬威管带林履中，均在黄海海战中壮烈殉国。四人中，除经远管带林永升是当场阵亡外，其他三名管带都是座舰沉后，不顾救援而决意与舰同亡，意在殉国。
譬如镇远管带林泰曾，因镇远号入港时不慎触礁受伤，无法出战，他为此自责过度，心情忧愤而自杀身亡。在余舰被困、救援无望的情况下，为防止军舰资敌，定远管带刘步蟾炸毁自己座船后，在极度悲愤的情况下自杀身亡。次日夜，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生服鸦片自杀，同晚，护军统领张文宣也以同样方式自尽殉国。两天后，镇远的继任管带杨永霖用手枪自尽。
北洋舰队十五名高级将领（提督丁汝昌加十四名管带），就有八名阵亡或自杀殉国，一名自杀未遂（靖远舰管带叶祖跬在船被鱼雷击毁时自沉，被水手拼死救起），而方伯谦则可能是冤杀。
帝国的海军精华，一时俱去。这是何等的惨烈！
最让人寒心的，莫过于我们某些历史学家听信一些洋员的回忆录，抹杀北洋舰队将士的英勇。正如唐德刚先生指出的，以英人泰乐尔的谰言最为无耻，竟然骗了我们学界这么多年，连电影《甲午风云》都是以之为脚本，遗毒甚大。
这个泰乐尔，本是英国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洋瘪三，跑到上海来掘金，后经人推荐到定远上当差。估计定远管带刘步蟾没正眼瞧过他，此人一直怀恨在心。刘步蟾是留过洋见过世面的人，连货真价实的英国海军将领琅威理他都不放在眼里，何况这营中混混？怪不得此人后来咬牙切齿，要把刘步蟾等肆意抹黑，将我殉国将领说得一文不值，以泄私愤。至于其他洋员如美籍洋员马吉芬、英籍洋员马格禄，这些人的话恐怕都要打个折扣才行。
事实上，黄海海战开战之初丁汝昌即受伤后，刘步蟾升旗代为指挥，战功卓著。定远和镇远两舰血战近五个小时，各中敌弹数千发，幸有铁甲护船，炮战中巍然不动。定远在刘步蟾的指挥下，击中并差点俘虏敌舰比睿，随后，定远巨炮又击中敌舰赤城，当场打死赤城舰长坂元八郎太，赤城驶逃过程中又被来远屡屡击中，好不容易逃出作战海域，宣布报销。战至下午三点半，定远一炮击中松岛，松岛当下就舰体倾斜，烈焰冲天，当场杀死杀伤敌方八十四人，并令松岛丧失了指挥和战斗能力。正因为如此，日本舰队才首先撤出战斗。
硝烟散去，遥想当年（1891年7月），李鸿章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访问日本，后来晋见天皇，备受礼遇，而刘步蟾等人的英国海校同学东乡平八郎只能叨陪末座，很是灰溜溜的。后来东乡平八郎应邀上舰参观，见船上水兵竟在两尊主炮炮筒上晾晒衣裤，如此的藐视武装，不觉心中暗自冷笑，回去后告诉同僚，说北洋舰队不足为惧。
1886年，北洋舰队在黄海上进行第一次大操时，比两位海军大臣醇亲王奕澴和李鸿章更重要的检阅官，居然是下面没有东西的太监李莲英。如此说来，在神圣的主炮炮筒上晾晒衣裤，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情。
体制之误，夫庸何言？
说到这封建王权体制，要碰到开明有为之君，倒也不是什么坏事，不过，晚清数朝偏偏运气不太好，皇帝不是早死就是生不出儿子，让慈僖太后这个狠毒的女人把持权位几十年，在她的治下，大清帝国一步步滑入深渊。
光绪帝亲政后，退休的慈禧太后仍旧抓着大权不放，加上多年的后党已成气候，在这权力移交过程中，就隐然形成了帝后两党之争。随着年龄的增长，小皇帝也开始变得自主和逆反，自知为一国之君，当奋发图为，特别在一个状###师的教导下，也颇想做一个明君圣主。
这个状###师翁同龢，乃出身“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帝师名门，光绪帝从小就跟着翁老师学习，后者在各方面都给予了光绪帝悉心的指导和照顾，弄得光绪小皇帝“每事必问翁同龢，眷倚尤重”，过于依赖了。
翁师傅乃当时著名的清流派领袖，此人在甲午战争中一味主战，却不知兵。据说，翁师傅主战乃夹杂着和李鸿章的个人恩怨。原来，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见前文），李鸿章不欲战，翁师傅就偏要他战，至于结果如何，就不在翁师傅的考虑范围之内了。李鸿章和翁同龢斗了几十年了，再斗一次又有何妨？
据说，一代中兴重臣恭亲王奕䜣临死前，光绪帝亲自前往探视，但时就问皇叔，“朝中人物，谁可大用？”小皇帝想让他推荐自己的翁师傅的，但他恭亲王坚决不提。小皇帝等不及了，就问，“如今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何啊？”恭亲王挣扎着起来，大声说，“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也！”
恭亲王阅人无数，老于世故，如此大的反应，估计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光绪皇帝当时毕竟年纪轻，经验不足，被他的翁师傅一鼓噪，便成了最坚定的主战派。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细查道光、咸丰和光绪祖孙三人分别应对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时候，发现其心态如出一辙：
“开战之初，三位万岁爷总司令都意气风发，坚决主战。臣民有畏缩主和者，简直是杀无赦。可是迨战争爆发，洋兵把清兵打得一败涂地，万岁爷又惊惶失措，抱怨当初主战者欺君罔上，误国误民，要他们提头来见。”
正因为如此，小皇帝才不断辱骂那七十多岁的李鸿章，逼迫老李立刻率领他那过气的淮军，杀奔战场，至于有无准备，结果如何，从不考虑，或者干脆瞎指挥一通。
譬如旅顺吃紧后，李鸿章收到小皇帝的谕旨：“前因旅顺防务紧要，电饬李鸿章亲自巡历，激励守御，迄今旬日，不见一字复奏。当此军情万紧之时，岂容如此玩误！‘定远’等船，迄今尚未修好，不知丁汝昌所司何事？殊甚痛恨！‘定远’‘来远’等为该军制胜利器，著丁汝昌即日前往旅坞，将两船带出，倘两船有失，即将丁汝昌正法！”
北洋舰队被围困在威海卫后，小皇帝又下令：“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威海一口，关系海军甚重。在事将弁兵勇，倘能奋力保全，将登岸之贼迅速击退，朝廷破格酬功，即丁汝昌身婴重罪，亦可立予开释。”
小皇帝火气很大，但他哪里知道，北洋海舰队在军舰减少、多数军舰有伤的情况下，乘间出击恐怕是加速死亡，而断贼归路，又如何断起？
李鸿章访问欧洲时，德国铁血宰宰相俾斯麦曾经暗喻李鸿章只会打内战，李鸿章渭然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矣！”作为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李鸿章倒腾的那些瓶瓶罐罐，竟然被东洋小鬼子打了个七零八落，呜呼哀哉！
眼见“中兴”大业就此沦落，老李也只能叹道：“老夫办了一辈子的事，就是练兵和海军。如今看来，都是些纸糊的老虎，何尝能真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