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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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1月，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插手干预下，清政府授权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作为中国代表，同法国外交部进行秘密谈判。得到清廷授权后，金登干于4月4日同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毕尔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又称《中法议和草约》）。
金登干签的只是初步的合作意向书，正式文本还要双方正式代表重新谈判拟定。后来，法国政府代表兼驻华公使巴德诺来到天津和李鸿章进行谈判，以敲定和议最后的正式文本。1885年6月9日，中法双方在天津签订《中###订越南条约》（通常称《中法新约》），和约共十款内容。
在随后的1886年到1888年，根据《中法新约》的约定，清政府又和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专约》等后继条约，由此，法国终于打开了通往中国西南的商业之路。
中法之战结束了。在这个战争中，清廷乘胜求和基本没有什么疑问，但中法战争到底是不是“不败而败”，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不如来看看条约原文。条约第一款和第二款，说的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具体来说，就是规定越南境内的事情比如叛乱什么的，由法国自行弭乱安抚。中国境内的匪党等事情，由中国设法解决，不要弄到越南来。至于那些在越南的中国侨民，改由法国保护，一视同仁。无论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过北圻与中国边界，法国并约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法国既担保边界无事，中国约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
第二款说，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不管是已定的还是续立的，都请中国不要干涉，至于今后中越往来，也不要有碍中国的威望和体面。
这两款的意思就是，越南以后是死是活都改由法国来保护，清廷不必插手。反正大清帝国在越南也没有行使过什么实质性的权利，现在又无力承担义务，天朝的面子问题都是虚的，设法保全就是。至于第一款的后面规定，更像是中法互不侵犯条约。
第三款提出要勘测界址，划定中越国界。说句题外话，中国古代不存在什么具体的国界概念，“普天之下，尽是王土”，世界以中国为中心，不用划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兴起后，敲定双方的边界成为国际通常做法，划界也是迟早的事情，不提。
第四款讲的是对中越老百姓往来两国的边境管理，比如发放护照之类的，这些也是欧洲人搞的新鲜玩意，也算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了。
第五款说的是通商问题。中国与越南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的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以在此居住，和其他通商口岸无异。中国应在此设关收税，法国亦得在此设立领事官，其领事官应得权利，与法国在通商各口之领事官无异。中国也可与法国商议，在越南北圻各大城镇拣派领事官驻扎。
第六款是对第五款的补充，商定以后具体讨论关于通商的章程和税收等问题，这就是后来签订的《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续议商务专约》。
上面这两款，原来的观点认为是侵犯了中国的权益，说是法国人打通了侵入中国西南的门户，被骂得很厉害。但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通商条款，从条约内容上来看，双方都是平等的，谈不上谁侵犯谁的问题。看来，教科书的老调子有点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第七款是关于修建铁路的，法国将在越南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劝助”。但特别说明的是，“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
从这条来看，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平等的，法国人已经特别说明，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考虑和法国多合作，但没有规定这是法国独享的权利。事实上，战后中法两国和好如初，后来北洋舰队的船坞工程，和马尾港一样，还是请的法国人承包建造呢！
第八款约定通商条款和将来的章程十年为期，期满可续修。这也是当时的国际惯例，不提。
第九款是法国撤兵的规定，规定条约彼此画押后，法军立即退出基隆，并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画押后一个月内，法兵必当从台湾、澎湖全行退尽。第十款是关于双方换约的，不提。
条约就是这样。
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关于越南的保护问题，正如从中调停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说，“中法争端是解决了，条件是所能希望中最易行的，简单的说，就是承认现状，这真是：‘谁能抢就抢，谁能抢到就算他的！’”
但是，笔者认为，关于越南沦为保护国，其主要责任不在清政府，而在越南阮氏王朝，退一万步来说，那也是实力问题，无可奈何的事情。据说，在李鸿章和福禄诺于1884年5月签订了《中法简明和约》后不久，越南阮氏王朝就在法国人的指使下，将清政府颁发的玉玺、封册等当众焚毁， 公开宣布断绝和中国的藩属关系，接受法国的保护。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越南阮氏王朝公开投降法国的举动，事实上让中国军队援越抗法失去了基本前提和理论依据。而且，这对后面的战局也有重大影响。清军取得胜利的镇南关等地，都靠近中越边境，后勤保障和补给相对容易，而且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但如果深入越南中部和南部，没有越方的支持，情况就很难预料了。
当时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远谈不上是什么大国，在自己国力并不强大，且万事待兴的情况下，去保卫一个没有太多利益且已经单方面宣布中断传统关系的藩属国，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越南的情况，和后来的保卫朝鲜，情况还不完全一样。
从战略上来说，做出一个决策，我们必须要界定自己的威胁是什么，利益在哪里，在怎样的资源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在大清帝国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去保一个对自己没什么实质意义的藩属国，正如李鸿章认为的，避重就轻，意义不大。
如果按这样的思路的话，中法和谈如能早日实现，反倒是件好事。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徐中约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的，“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两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事，因此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做决策，最可怕的就是首鼠两端，举棋不定，最后弄得两头落空，损失惨重。这些损失，和慈禧太后的意气用事是分不开的。至于《中法新约》，就条约本身而言，不但不能说是失败，相反，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尽管后人大都认为清廷腐败无能，但对于《中法新约》，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更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卖国条约，尽管它有着这样或者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作者的私人博客《与历史散步，和生活握手…西门送客的自留地》：。 。。
5．1、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以“国运”相搏的大战。只可惜，当一方积心处虑、倾其全力的时候，而另一方却仍旧是懵然无知。回头看来，日本的战略意图清晰而明显：先割朝鲜台湾，后取满洲，进而侵占全中国。毫不夸张的说，这场战争的结果，决定了东亚这两个主要国家后来五十年的命运。
清廷的那些大员们太小看日本了，甚至在战争中被彻底打败后，仍旧身处险境而不自知。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就像一只强壮的蚂蚁，在不断蚕食中国这头迟钝的大象。但蚂蚁毕竟是蚂蚁，大象有一天终究会痛醒。日本它并不可惧，但危害巨大的是军国主义。如果不彻底铲除军国主义，中国不得安生，亚洲永不宁日，而日本也将自取灭亡。
5．1、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
中日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但决不因为朝鲜而结束。
中国和朝鲜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极为密切。公元三世纪至七世纪，朝鲜分为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战乱频繁，后来新罗得到唐朝的帮助，在公元67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朝鲜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关系较其他国家要更加紧密。
譬如，如果现在韩国人要研究古代朝鲜历史的话，就必须要精通汉文，因为在十九世纪以前，朝鲜一直是使用中国的汉字，他们古代的典籍文章，也大都是汉文书写记载。事实上，日本的文字何尝不是由中国的汉字演化过去的？
朝鲜由于地理位置和日本接近，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于曾派兵大肆入侵朝鲜，几乎让朝鲜亡国。危急之时，明朝应朝鲜的请求派兵入援，苦战一场，方打退日本人的进攻，取得了“壬辰战争”的胜利。从此，朝鲜便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在明清时期，朝鲜一直是头等的朝贡国，每年都要派三到四次贡使前来进贡，很受天朝重视。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也不简单。唐朝时，众多的日本遣唐使前来取经学习，搬回中国的典章制度甚至文字书法，成就了大化革新，至今日本人取名都多用中国汉字，以为典雅高贵。明朝时，倒有日本浪人伙同中国海盗，骚扰中国东南沿海，是为倭寇之患。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前往日本贸易的商人甚多，日本仿照广州十三行之例，于长崎设立三名商业官员管理华商，长崎也成为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鸦片战争后，欧美国家打开中国的大门，逼迫开口通商，但日本不在开放互市的国家之列。
同治元年（1862年），日本长崎商业官派下属跟随荷兰商船载货来到上海，并请荷兰领事给上海道吴煦递话，请求按照西洋的小国待遇，让日本商人专到上海贸易。慑于天朝威势，日本当时还不敢请求和天朝直接立约。
同治三年（1864年），日本胃口大了，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到天津拜见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给予西方列强同等待遇，和天朝缔约通商。总理衙门听到后，很是诧异……这小小日本竟然也想和西方列强一样，和天朝平起平坐？
总理衙门很生气，答复日本只许通商不准立约。但后来小日本纠缠不休，总理衙门被烦不过，答应与之缔约，这就是1871年的中日修约：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通商口岸等等。这些让西方人笑掉大牙的条款，其实是互不平等条约哪。
1871年底，琉球船民因飓风而漂流到台湾，其中五十四人被台湾生番（土著，高山族等）杀掉。另外又有日本商民也因为飓风漂至，其中四人遇害。日本人跑到总理衙门告状，大臣毛昶熙、董恂说：“这些生番，都是些化外之民，就像贵国的虾夷，不服王化，随意杀人，这也是稀松平常之事，就不要大惊小怪了吧？”日本人说：“生番杀人，你们要是不管的话，我们招呼打在前头，我国可就要向生番问罪了。”这个无知的毛昶熙说：“生番既然是我化外之民，伐与不伐，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说起这琉球国，自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就开始称臣于明朝，一直受明朝册封并定期朝贡，五百年间从未间断。但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506年），日本岛津藩入侵琉球，强迫其称臣，由此琉球形成既向中国纳贡又向日本称臣的两属局面。但对日本称臣的事情，琉球一直隐瞒于天朝。
由于总理衙门对琉球事件处置不当，这给了日本人征台的借口。1874年5月，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率日军三千人在台湾琅桥登陆，征讨台湾生番。当时的台湾土著，被清朝官员按关系和文化远近，分为生番和熟番，有如贵州之生苗和熟苗。而台湾的生番和熟番，世代为仇，日军登陆后，台湾的熟番前去迎降，并引导日本人大败生番。生番不甘失败，经常埋伏丛林之间，时而暴起狙击，日本人措手不及，便焚烧了生番的村落后退守龟山，随后竟然设立都督府，开荒屯田，打算久驻不走了。
清廷听说日本人兴师动众的前去台湾征讨生番并赖着不走，心头一惊，感到大事不好，赶紧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福州水师赶往出事现场。日本人说，“我国为贵国征化外，辟荒秽，你们总得有点表示吧？”清朝官员说，“要是你们立刻退兵的话，可以赏你们点军费。”当时日本人见清朝军队不是很多，便不肯退兵，谈判陷入困境。
于是清廷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派福建巡抚王凯泰率兵二万五千人渡台。日本人听说清朝大军将至，赶紧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来议和约，最后清廷答应赔偿日本人的抚恤费和辛苦费合计五十万白银，让日本人赶紧从台湾撤军走人。
这个小小的胜利，让日本这个小帝国知道清朝不足畏矣！
1879年4月，日本进而吞并琉球，并将之更名为冲绳县。清廷限于自己的海军实力不足，加上因伊犁问题和沙俄局势紧张，难以应付两场战争，只能置琉球国王的“泣血求助”于不顾，甩手不管。从此，琉球便永为日有，即为现在的冲绳县（如今也是驻日美军的主要基地）。受此刺激，清廷开始在欧洲采购铁甲舰以建设北洋舰队，此是后话。
台湾的事情刚完，日本人又在朝鲜惹下事端。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秋，日本兵舰闯入朝鲜江华岛，逼迫朝鲜签约。当时，日本人考虑到朝鲜和中国的特殊关系，派人到总理衙门问朝鲜是否中国属国，若为属国，则由中国来主持朝鲜通商之事。
当时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大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