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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清朝兴起史-第9部分

小说: 清朝兴起史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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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敦,是努尔哈赤的族人,甚为信任,权势很大(详见第十章)。汤古岱是努尔哈赤第四子,母为太祖庶妃钮祜禄氏。阿巴泰是努尔哈赤第七子,母为太祖侧妃伊尔根觉罗氏。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同母弟舒尔哈齐贝勒第六子,从小为汗伯父抚养,封授贝勒。《武皇帝实录》卷三载:“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与带善、阿敏、莽古儿泰、皇太极、得格垒、迹儿哈朗、阿吉格、姚托诸王等,对天焚香祝曰:……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盟誓。济尔哈朗能名列其中,可见他已成为执掌后金军国大权的“执政贝勒”了。
  博尔普,姓完颜氏,很早就率人丁来归,置牛录,初授牛录额真,继授虾(侍卫)和扎尔固齐,骁勇善战,屡立军功,封副将世职(后之男爵)。穆哈连,是努尔哈赤的亲信近臣,多次领军出征。天命四年正月,穆哈连率兵一千,往收东海瑚尔哈部遗民,来去五个月,带来一千户两千丁六千人,增加了八旗人丁,扩大了兵源,定世职时,授总兵官。
  扬古利,姓舒穆禄氏,库尔喀部长朗柱之子,幼年来投,努尔哈赤十分喜爱,以女嫁与,尊称“额驸”。扬古利很早就披甲上阵,从征厮杀,二十一岁时,即往略朱舍里、纳殷,降服二路。二十三岁,从征辉发多壁城,遇水拦阻,不能前进,扬古利不顾危险,率先渡河,士卒跟随,遂攻取其城,俘获很多。二十七岁时,从征哈达,奋战先登,生擒孟格布禄贝勒,灭掉曾经称雄女真的哈达大部,为努尔哈赤扩大辖区,建立了殊勋。万历三十五年(1607),扬古利随舒尔哈齐、褚英,往迎蜚优城主策穆德黑及其部众,编五百户。扬古利与扈尔汉率兵三百,护送先行,归途中,突遇乌拉布占泰贝勒领军一万,拦路劫杀。在这敌众我寡的危急关头,扬古利鼓励士卒说:“吾侪平居相谓,死于疾宁死于敌,此非临敌时乎?”持戈冲敌,奋勇拼搏,杀乌拉兵七人,“敌兵退回,渡河登山,畏惧,无敢复来”,夹河相持,争取了时间,军心稳定下来,为后军赶来全歼敌兵创造了有利条件。天命四年三月萨尔浒会战时,扬古利奋勇冲杀,击破明军主力杜松总兵部队,松等皆死。第二日又往击马林总兵,努尔哈赤命受伤之人停下,不参战,扬古利虽然负伤,却裹创系腕,率十牛录兵,凭高驰击,明兵大溃。随后下沈阳,取辽阳,皆树奇勋。努尔哈赤“嘉其战多屡受创”,命“位亚八贝勒,统左翼兵,授一等总兵官”。后来扬古利晋超品公,“仍带六章京职”,“位亚贝勒,帽顶嵌珠”,死后追封武勋王,为满洲异姓贵族中唯一追赠王爵之人,子孙世袭一等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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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元勋与功臣(3)
扬古利等固山额真,除阿巴泰、汤古岱、济尔哈朗是宗室,多弼是觉罗以外,都是行伍出身,久经战阵,南北转战,为女真国、后金国的建立和扩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封授爵职,成为异姓贵族的重要成员。
    三、 抚顺额驸与石乌礼额驸
  抚顺额驸是李永芳,石乌礼额驸是佟养性,这两个额驸是负责管理汉民事务的高级官将。
  李永芳,辽东铁岭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任备御,守抚顺,十二月,收受努尔哈赤上呈明朝的“诉状”,转呈兵部,第二年,改为游击。后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率领大军,以“七大恨”誓师伐明,围抚顺,招劝李永芳投降说:“汝若不战而降,则不扰汝所属之兵及所辖之地,仍以原礼养之。……吾岂有不超升汝职如吾之一等大臣相养之理乎!……城中大小官员军民,汝等若举城投降,父母妻子亲族俱不使离散。”李永芳一面声称愿降,一面又令军士备守具,八旗军进攻,瞬息破城,杀千总王命印,李永芳出城投降。努尔哈赤第一次和明朝正式交战,第一次得获明朝降官,为了便于今后对明用兵,了解明情,统辖汉民,争取更多的汉官归顺,决定厚待李永芳。为使“抚顺游击情愿归顺,特加优遇,使其乐居于此”,努尔哈赤与八旗大臣商议后,特设大宴,“以汗子阿巴泰之长女,妻与抚顺游击”,尊称“抚顺额驸”,升授三等副将。降民千户,仍依明制设大小官员,“令伊故主游击李永芳管辖”,并厚待降民,父子兄弟夫妻不使分离,因战失散的亲族眷属及包衣阿哈等,皆令返家后查明归还相聚。又赐予降民马、牛、阿哈、衣服、被褥及粮食,给牛一千头令杀而食用,又赐每户各大母猪两头、犬四条、鹅五只、鸭五只,令其饲养。
  李永芳受宠若惊,尽忘旧君恩情,竭力效忠新主,通报军情,领兵从征,用计行间,煽诱明国兵民降顺,效尽了犬马之劳。天命四年七月,后金攻清河,参将邹储贤领兵死战,火器齐发,滚木矢石俱下,李永芳大声呐喊,招诱胁迫守兵弃城投降,遭邹痛斥,邹储贤等兵民万余皆死难。第二年攻铁岭,天命六年三月取沈阳,下辽阳,李永芳皆率汉兵,“从征有功”,升三等总兵官。
  佟养性,辽东人,在抚顺经商,见建州势盛,暗与努尔哈赤联系,通报明情,守将发觉,捕押于狱。佟越狱潜逃,进入建州,努尔哈赤大喜,以亲族之女嫁与,尊称“石乌礼额驸”,授三等副将,从攻辽阳,晋二等总兵官。
  努尔哈赤还以优遇李永芳、佟养性为例,多次劝诱明将投降,极力争取汉官归顺。天命四年六月取开原,明将守备阿布图,因妻子被掠,带两千总及兵两百余人前来投降。千总王一屏、金玉和、戴集宾、白奇策及守堡戴一位,亦因子女被俘,共带二十余人来降。另外一些守堡、把总亦降。努尔哈赤甚喜,以“明国向无叛逃他国之例”,他们的归顺,是因为“天意祐我”,“闻吾养人”而来,应予重奖,特赐阿布图人一百、牛马一百头、羊一百只、骆驼五头及大量布帛,并擢升副将。赐金玉和等六千总各人五十、牛马五十头、羊五十只、骆驼两头。赐戴一位等守堡、把总,各人四十、牛马四十头、羊四十只、骆驼一头。对这些官员的从人,亦照职位赐以妻、奴、牛、马、衣、谷等物。授金玉和甲喇额真,给予三等副将世职。
  李永芳、佟养性等降金汉官,就这样以效忠新汗,奔走厮杀,立下功劳,封授爵职,进入了贵族行列,成为清朝异姓贵族的一个重要集团,后来演变发展成为汉军贵族。
   。。

第一节  国号和汗称(1)
随着女真各部的逐渐统一,后金国也就应运而兴了。后金国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明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定国政”,是这个国家的萌芽形态。万历二十一年(1593),击败九部联军统一建州女真,萌芽的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被尊为“英明汗”,标志着一个新兴的、强大的国家,正式屹立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随着这个国家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它的国号及其首领的尊称,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先后有着一些不同的称呼。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叫女直国、建州国、女真国、诸申国和满洲国,天命四年(1619)才开始叫“后金国”,不久改号为金。
  万历十五年(1587),附近的图伦、玛尔墩、界范、哲陈、萨尔浒、安图瓜尔佳、贝欢、瓮郭落、播一混、托漠河、鄂勒浑等屯寨部落,相继被努尔哈赤征服。努尔哈赤于虎拦哈达东南加哈河两界中的平岗,筑城三层,这就是有名的费阿拉城,是女真国——后金国第一个“都城”。《满洲实录》卷二汉文体,对这时的状况,描述说:“筑城三层,启建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同书满文体,记载得更准确一些:“筑三层城,建衙门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禁革作乱、窃盗、欺诈,立禁约法制。”
  “定国政”,是建州女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空前的创举。尽管此时努尔哈赤只征服了十来个小部,还未统一建州女真,领地狭窄,人丁不多,仅仅是辖众数千的一部之长,与臣民亿万疆域辽阔的明朝相比,与兵强马壮人丁数万的哈达、叶赫、乌拉大部相比,十分弱小。但是,他却胸怀大略,高瞻远瞩,开始定辖区之政。这个“国政”,首先是禁止“作乱”,即禁止阿哈对家主作乱,不许诸申、阿哈对贝勒作乱,要他们安分守己,辛勤耕耘,不得滋生“杂念”,心怀不满。一句话,不许破坏现状,维持统治秩序。
  清朝兴起史第三章后金国的建立和发展“国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禁“欺诈”,即要求阿哈忠于家主,不得作伪撒谎,不能冒犯主子威严,不许诸申怠慢贝勒,责令他们听从驱使,遵守命令,不能借口对抗,拖延不行。
  “国政”的第三个内容,是严禁“窃盗”,这是女真历史上第一次以法令的形式,来维护私有制,保护私有财产,使贝勒、大臣占有的阿哈、牲畜、财帛不被他人窃取,不准阿哈偷盗。努尔哈赤还制定了另外的法禁,兴建了“衙门”(amun),作为贝勒发布命令、管辖兵民体现国家权力的公堂。这一切,和过去氏族制末期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这次的“定国政”,标志着满族国家的开始产生,是国家的萌芽形态。
  这时,还没有“国号”,因为努尔哈赤辖区太小了,他既难以启齿给它命名为什么国家;同时,他恐怕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但个人的尊称却已经有了,即“僭称”“淑勒贝勒”。《满洲实录》满文体,从努尔哈赤出生之日起,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都称他为“淑勒贝勒”。淑勒,乃满文Sure的音译,意为“聪睿”,淑勒贝勒就是聪睿贝勒。
  万历十六年(1588),苏完、栋鄂、雅尔古何和礼等三部长来投,又相继兼并了王甲、兆嘉,人丁上万,辖区扩大,努尔哈赤就想当当“王子”了。万历十七年(1589)七月,朝鲜平安道兵马节度使援引归顺的建州女真童海考等四十八人的报告说:
  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胁制群胡,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1530页。过了几年,大败九部联军,征服朱舍哩、纳殷二路,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辖地西抵明朝抚顺,南至鸭绿江,东达长白山,相当广阔,人丁成倍增长。这时就出现了最早的国号。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努尔哈赤上书明朝游击胡大受说:
  游击宣谕莫与高丽为仇,我并无违法。……达担国、海西及建州,必直有好人歹人……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1530页。
  这里,将建州与达担国、海西并列,显然意味着建州与海西一样,与达担国一样,也是一个国家。但建州左卫是明朝属卫,努尔哈赤是明帝封授的女直都督,他当然不敢对天朝明帝自称建州国,因而含糊其辞,只有在另外场合,才敢抬出这个国号。就在上书之前,努尔哈赤已在朝鲜人面前,自称国家了。八月,朝鲜通事河世国随明朝差官,进入建州辖区,努尔哈赤对河世国说:“两国别无仇怨……今后如前和好。”十一月初,其部将马臣等来到朝鲜,对满浦佥使柳濂说:“我王子计虑长远”,归还朝鲜人口,而朝鲜无友好之意,斩杀进入渭原采参的女真,“至今子丧其父,弟失其兄,妇哭其夫,号呼冤痛,惨不忍闻。我王子不堪目前悲苦之状,将起兵报仇”。
  十二月底至第二年正月,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入使建州。努尔哈赤令马臣告诉申忠一说:“继自今两国如一国,两家如一家,永结欢好。”其族兄多之亦说:“我王子与你国将欲结为一家”,故归还人口。努尔哈赤还致书朝鲜说:
  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禀,为夷情事。蒙你朝鲜国我女直国二国往来行走学好,我们二国无有动兵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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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号和汗称(2)
申忠一观看书中印迹,“篆之以建州左卫之印”。申忠一:《建州图录》。
  这些事实表明,此时努尔哈赤对朝鲜已自称“王子”,自称是女直国或“女直国建州卫”,即包含了建州国、建州国主的含义,但毕竟还不十分明确。他还只能自称“王子”,不敢称“汗”,只能沿用明朝政府对女真的称呼——“女直”,不敢恢复祖俗,引用“女真”本名。他既称女直国,又不得不加上建州卫,不敢彻底摆脱明朝政府在称呼上的规定束缚。他既僭称女直国之主、王子,又只能钤盖明朝政府颁发的“建州左卫之印”,没有另行铸造建州国主的印玺,不敢以建州国王、建州国汗名义与朝鲜交涉。这都说明,努尔哈赤既有雄心大志,要称孤道寡,又很明智,很有节制,在势力不够强大的时候,暂且委曲一下,使尊称和国号与实力相应,不要过分狂妄。几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万历二十九年(1601),灭哈达,努尔哈赤自称“女真国龙虎将军。”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十一日,努尔哈赤致书朝鲜边将说:“建州等处地方国王佟,为我二国所同计议事,说与满浦官镇节制使知道……”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建州国王”。王,即汗,朝鲜将努尔哈赤送来的“番书”、“胡书”,译成汉文时,对满文“汗”(han),译为王、国王或皇帝。这个“建州国”、“建州国王”的称号,延续了十四年之久,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建州军攻下明抚顺时,还是用的这个名号。茅瑞征的《东夷考略》载称,努尔哈赤下抚顺,“赍番书请和,自称建州国汗”。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亦载,“赍夷文请和,自称建州国汗”。海滨野史的《建州私志》,也说努尔哈赤“自称建州可汗”、“建州国汗”。朝鲜亦说此时的努尔哈赤,自称“建州王”、“建州主”。
  尽管努尔哈赤很早对朝鲜就自称建州国王,在国内又“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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