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兴起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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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频繁入京，叩拜明帝。是否按时朝贡，是判定女真酋长是否忠于朝廷安分守法的一个重要标志。努尔哈赤深知此事的紧要，多次亲自入京朝贡。万历十七年（1589）九月晋都督佥事，第二年四月，努尔哈赤就率领属下一百零八人，携带贡品，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朝拜，明帝令“宴赏如例”。过了两年，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努尔哈赤又进上表文，入京奏事，亦“赐宴如例”。二十一年（1593）闰十一月，他又带领属下，“赴京朝贡，上命赏宴如例”。二十五年（1597）五月，努尔哈赤及其部将一百人，重至京师，“进贡方物，赐宴赏如例”。第二年十月再次入京，明帝特命侯陈良弼设宴款待。后来努尔哈赤不止一次地宣扬自己曾经长期忠于明帝，主要的论据就是：“忠于大明，心若金石”，“看边进贡”，“年年向帝叩拜”。“年年向帝叩拜”一词虽略有夸张，但他从受封都督佥事以后，九年之内，五次亲自入京朝拜，次数并不算少，这对争取明帝的信任和嘉奖，显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五为笼络明朝官将，表示忠顺。远在北京深居九重的大明天子，很难知道“属夷”真情，除了发动大军，进边掠取人畜财帛、攻城略地这种明显的行动以外，忠顺与否，关键在于明朝边将对女真酋长的看法和对策，如若招致他们不满、愤恨、厌恶和怀疑，这个酋长就会被判定为僭谋叛逆行为不轨，就会遭到惩处，如若获得他们的欢心，取得他们的信任，这个酋长便会博得忠顺美称，就能晋升职衔，多领“抚赏”财帛互市贸利。幼习汉书，常入马市，多次至京朝贡的努尔哈赤，深知这一问题的重要，花了很大力气，想了许多办法，施展高超权术，极力笼络明朝辽东官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与李成梁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李成梁征阿台时，觉昌安、塔克世为明兵误杀。按说，兵有过，将为主，李成梁应是致死努尔哈赤父、祖的仇人。这一点，努尔哈赤非常清楚，李成梁父子也是知道的。《朝鲜宣祖实录》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二月，李成梁之子御倭副总兵李如梅，对朝鲜国王讲述努尔哈赤情况说：“厥父为俺爷所杀，其时众不过三十。”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2476页。杀害父、祖之仇，不共戴天，努尔哈赤应该立即起兵，书写问罪檄文，###李成梁，诛其弟兄子侄，报仇雪恨。但是，李成梁英毅骁健，身经百战，强酋王杲、阿台、仰加奴、逞加奴皆死于其手，王兀堂、纳林布禄、布寨是其刀下败将。从隆庆四年（1570）始任辽东总兵官，到万历十九年（1591）冬离任，二十九年（1601）再任。三十六年（1608）八十三岁时致仕，坐镇辽东三十年，大破“诸夷”，屡建奇勋，“威振绝域”，“边师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蒙受帝宠，封宁远伯，世袭，禄一千三百石，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皆任至总兵官，父子世握兵权，“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抚镇以下，非其亲嫟，无不立被斥逐”。对于这样一位统兵十万势焰熏天的大帅，小小的努尔哈赤怎能奈何，不要说兴兵问罪，就是稍露复仇之意，或辞色不逊，便会被李成梁发军征剿，家破人亡。相反，若暂埋深仇大恨，对彼奉承维谨，馈送厚礼，卑辞逢迎，倒可获其欢心，擢升奖赏，发展自己实力，扩大在女真各部的影响。聪明的努尔哈赤，明智地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对李成梁百般奉承，力表忠顺，屡送厚礼，甚至以弟舒尔哈齐之女，嫁与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妾。这样，赢得了宁远伯的信任，得到了他的关照，因而利用其权，势力愈强，时人皆认为，建州之兴，与李成梁的受骗受贿提拔努尔哈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明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连上奏疏，痛斥李成梁“结连建州”，“建酋与成梁谊同父子，教之和则和，教之反则反，诛成梁而建酋自不敢动”。朝鲜君臣亦以李成梁厚待建州，“与老酋亲”而坐卧不安。兵曹判书李德馨甚至向国王直述说：“助成声势者李成梁也。渠（努尔哈赤）多刷还人口于抚顺所，故成梁奏闻奖许。”由此可见，努尔哈赤对李成梁采取的策略是十分正确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仅对于李成梁这个宁远伯、征虏将军、辽东镇守总兵官的大帅，努尔哈赤极力奉承，就是对辽东的兵备道、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中下文武官将，他也十分恭顺，竭力笼络，仅举一例为证。万历二十三年（1595），努尔哈赤以朝鲜边将斩杀进入其境采参的女真，欲出兵问罪，明游击胡大受应朝鲜请求，发书谕令建州停征，指责建州违法入朝，努尔哈赤立即遵令罢兵，并上书游击，申诉冤曲说：
游击宣谕莫与高丽为仇，我并无违法，只是遵守国法，保守九百五十余里之边疆，学好。上年高丽避乱达子地方，收留在家，将一十二名回送满浦，其五名送还天朝，两家为一家，往来行走。达子违法进入边境，杀了，全是无有为仇。……衔冤在诉，请游击转上抚部。……达担国、海西及建州必直有好人歹人，而把好人作歹人，以为违法之罪，难当领受。今将冤曲情由，诉禀游府老爷，将老亦可赤忠顺情由奏与朝廷。……开天门见天日……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2165页。
第一节 龙虎将军（4）
一则说遵守国法，学好，保卫边疆，再则尊游击为老爷，三则叩请游击老爷将己忠顺情由，转达巡抚，上奏朝廷，读来确实令人深感其身怀忠顺之心，对天朝皇帝百依百顺，实系“顺酋”，辽东官将当然会赞赏其忠，当然要予以关照，擢升嘉奖。
由于努尔哈赤“年年向帝叩拜”，忠顺不逆，保守边疆，送还人口，乞讨职衔，笼络官将，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辽东边将，到中央官员，以及朝鲜君臣，都认为努尔哈赤忠顺可嘉，未怀逆谋。比如，明副总兵佟养正告诉朝鲜国王说：“老胡（努尔哈赤）比岁效顺，贡献不绝。”朝鲜备边司上奏国王说： “此胡仰顺天朝。”明兵部赞其请求援朝抗倭为“忠义可嘉。”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努尔哈赤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龙虎将军”的崇高职衔，成为女真各部中官阶最高、职衔最显的有名酋长，这对提高他的政治地位，扩大势力，加速统一女真的过程，都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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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争执频仍（1）
一、 致书明巡抚
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到天命三年（1618，万历四十六年），是明满关系的第二阶段，此时，争执频起，猜忌丛生，但仍保持和平，未动干戈。
自万历二十七年灭哈达起，明朝的一些官员就对努尔哈赤产生了怀疑，随着其并辉发，灭乌拉，统一女真各部的加速进行，辽东督抚和京师官员，不少人便主张应加强边防，待机发兵，征剿建州。努尔哈赤感到，军力尚不够强，准备还差，不宜动兵，故一面尽力扩大耕地，储备粮饷，一面又应付明朝，有时还甘言上告，委曲求全，延缓了明廷兴师的时间。
万历二十七年，叶赫纳林布禄、金台石贝勒屡侵哈达，哈达向建州求援，努尔哈赤乘机灭了哈达，杀其酋长蒙格布禄。明廷既惊又怒，遣使诘问，责令恢复其国，努尔哈赤虽然不愿放弃已得之地，但又不敢直接拒绝，怕起兵端，只好遵命，并以大福金富察氏所生之女莽古济格格，嫁与蒙格布禄之子乌尔古岱，立为贝勒，护送回还旧土，又于二十九年（1601）七月，亲诣抚顺关外，“刑白马，誓抚忽答（乌尔古岱）保寨”，过了一段时间，才再行并回。
努尔哈赤因明曾于万历二年（1574）起开辟宽奠、大奠、长奠、永奠、新奠等六城堡，“广袤八百余里”，军民屯种，“成家乐业”，欲图移垦侵占，乃行贿李成梁之婿参将韩宗功，疏通关节。李成梁亦以其地“逼邻东虏”，“争扰时起”，“易起边衅”，并欲藉此“援招回之例，冒邀封赏”，遂以“奴酋索地为名”，与巡抚赵楫议定，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尽弃其地，“凡种地之家，概作逃户”，调军强迫押解入内，不少住户逃入建州，迁入内地的有六万余户。努尔哈赤拱手而得八百余里沃土，而且还以参与“招徕”逃民之功，蒙受明帝奖赏。
努尔哈赤的扩展耕地，攻取哈达、辉发和乌拉，用兵叶赫，震动了明朝，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文武大臣，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纷上奏疏，建议调兵遣将，待机征剿建州。万历三十五年（1607），辽东巡按肖淳奏称，努尔哈赤“明肆桀傲”，“声势叵测”，实系大害，应整备兵马，谕令叶赫出兵相助，内外夹攻，“期如昔年剿处仰、逞二奴、杲酋父子故事”，以除祸患。万历三十六年（1608）二月，蓟辽总督蹇达上疏，力言“建酋日渐骄横”，“殆有不轨之谋”，实为“东方隐忧”，奏请“蚤备战守机宜”，遣使谕劝，“如彼酋输情驯服，照常抚驭，倘果稔恶不悛”，则调兵征剿，“以歼凶恶”。兵部尚书李化龙，一再上疏，认为“为患最大，独在建州”。内阁辅臣叶向高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一月，特上《奴贼日横疏》，极言“今日边事，惟建夷最为可忧，度其事势，必至叛乱”。辽镇必失，“天下事将大坏不可收拾矣”，力请“下廷臣会议”，“共作区处”。
此时，努尔哈赤虽已攻取哈达、辉发，有兵数万，但叶赫尚存，又与乌拉长期为敌（1613，万历四十一年，始灭于建州），实力还不够强大，不能与明朝正式对抗，需争取时间。因此，万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608—1612），努尔哈赤一再上奏申诉辩解，遵令减少车价，退还部分耕地，入京朝贡，并遣大将阿都、干骨里，送第七子巴卜海入明为质，表现得比较顺从，麻痹了万历四十年、四十一年（1613）的辽东巡抚张涛，明廷因而放松了对建州的警备，搁置了主战诸臣的建言。
从下述努尔哈赤对辽东巡抚的回信，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有的辽东大员会相信他的辩解。
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山西布政使郭光复被任命为辽东巡抚，四十二年（1614）春到任，遣人赍书，指责努尔哈赤收容逃人，盗窃牛马，谕令送回人畜，解押盗贼。努尔哈赤回信说：
马法（mafa）尔曰： 有云吾来之前，我等之汉人逃往汝处。不仅收取逃来之一、二光棍，六万人畏惧高太监之赋役而来到边境告曰： 汝若收容，则我等将出境而至汝处矣。吾曰： 于尔光棍，吾有何福耶？吾若将尔收取，则受谴于帝。因而不收。不收取六万人之人，吾岂收容一、二名逃亡之光棍乎！
又云： 有于近边地方盗取牛马而携走者。吾自立誓之后，（残）岂有偷盗之理？……吾毫无罪过，若盗摘边境草，吾有所誓，居心贼恶之人，焉能有幸！因吾心之正直而蒙受天帝爱恤之身，岂能附合如斯之恶贼！……
且又云： 我等汉人之盗贼，窃取牛马后送尔。汉人之贼，汉人查之，女真之贼，女真查之耳！吾岂能查出汝等汉人之贼乎？万历三十六年，吾闻汉人之二贼给吾等女真送来五头牲畜，查出后，擒此二贼，遣刚古里将其盗窃送来之五畜，尽行送与抚顺王备御，对汉人之盗贼，吾不得而知矣。吾若知之，则将如是捕擒，送往尔方矣。
又云： 此皆显系新债矣。吾遣通事赍书，令尔查究送来，尔作不知，未还一人一畜，尔不查出尔之女真之杀人之盗贼。若有盗贼，则查获捕送耳，无盗贼时，吾将捕谁送来耶！
万历三十九年，尔等将我等之五百道敕书裁削一道。此被削敕书之主巴哈多朵之孙，前往抚顺，于夜间杀死汉人一男人，带回一马，汉人不知，未能查究。吾闻悉之后，自动捕捉捆缚。吾曰： 大国之人，若违誓言，则违之矣，汝何为毁坏吾誓，杀人牵马而回。我方之人带此人往抚顺教场斩之。该被带往抚顺教场斩杀者之父，以我之数代相传之敕书被削而怨恨，不令人见，黑夜窃杀明人，明国不知不查。彼因怨削敕书及杀其子，乃携五人五马逃走。我方女真追之，清河地方之人出而迎接该被追于边境欲捕之人，将逃走之五人五马收容于汉人之村后，汉人出来，与来追之女真对敌射杀，汉人、女真皆受伤。如若亲见追逐带走之逃人尚不归还，吾焉能信赖！今年五月，眼见我方六人六马逃走，进入抚顺河口台，却云不知而不归还，吾今复能信赖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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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争执频仍（2）
何时能见云贯日出。……思念地方之主，视尔马法如太阳，凡事皆信赖尔马法，而今无吾信赖之人也。……
因吾心如阿哈之忠，故天惠于吾，吾思天亦将推惠于尔大国之人。开原之人，以种种恶言诬吾，吾思“我地之主马法尔何时到来”而曾信赖于尔，尔却以开原人之言为是，长期不助吾。如斯不归还我之逃人，吾复信谁？吾无摘取境草之恶心……
马法，吾以尔慈，期待尔将逃去之人马给与。……《满文老档·太祖》卷七十四。
这封信，是迄今所知努尔哈赤致明辽东督抚的唯一保存下来的信，内容丰富，十分珍贵，说明了很多重要问题。其一，尊巡抚为上司，自居属下。从信的用词和行文方式看，完全是下级对上司的谦卑口气，是微员末吏对主管长官毕恭毕敬的态度，是地方属臣对“天皇帝”（女真酋长对明帝的尊称）委派的钦差大臣的顺从表情。
此时的辽东巡抚是郭光复，刚从山西布政使加右副都御使，就任本职。辽东巡抚，不过是明朝一省一地的长官，并非中央朝廷的宰相，也不是主管全国某一方面的尚书，一般都以加都察院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衔充任，官阶为从二品或正三品。而这时的努尔哈赤，已自称女真国“聪睿恭敬汗”，吞并了哈达、辉发、乌拉，重创了叶赫，基本上统一了女真部落，第三年（1616，万历四十四年）就登上了“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