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另面-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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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纭！耙冶Q”，沈曾植，“黄楼”，张之洞之侄张彬，张之洞为安全及保密起见，要求他们的来电均不署名。
除了德国在山东修建的胶济路，江苏特用道容闳此期要求修建津镇铁路，对芦汉铁路更有利益上的冲击，张之洞等人决心阻止。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1898年1月26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急。闻德造山东铁路，已允许。又闻容闳报效百万，请造清江至天津铁路，亦准行，必系洋股，惶骇万分。德路接容闳路，两年可成，德陆军长驱，一日而至永定门。京城危矣。两事皆京城确电，惟不知德路究系如何允法。祈设法速谏阻。中国存亡所关在此矣。切祷。务望即复。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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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
此电的最为关键之语为“祈设法速谏阻”，即让杨锐发动奏折攻势，阻止容闳的计划。此电发出后不久，张之洞又于正月初九日（1月30日）再发电杨：
“京。乔；急。庚电悉。德路造至济南，与我路接，确已议允。容闳铁路，自清江经济南至津，正与德路接。容报效百万，要地有人主持。容名为华商，实系洋股。外国华工多商少，断无巨赀，更无事前报效百万之理。且在美华商财产归洋人保护，与洋股无异，且铁路股票转卖，各国洋人皆有，容路即洋路也。路近款足，两年必成。德路一年必成，胶州到京止一千四百里，德路接容路，陆军长驱，一日可抵京城，不及战，并不及迁矣。总署意欲以容路阻德路，实以容路引德路耳。皆百万作祟也。芦汉路至速须五年，且容路成，西路废矣。容路成，中国危亡即在目前。广雅昨有电奏切谏，不知动听否？必有多人迅速力阻方好。焦急。切盼。钝。佳。”¤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庚电”，即杨锐于初八日的复电，张之洞此电再次说明容闳主持的津浦路与德国将建的胶济路的关系，实际上是开出杨锐作文的主题。根据张之洞“必有多人迅速力阻”的指令，杨锐在京城中也有所行动。张之洞之侄张彬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的密信称：杨锐“又言，前闻容铁路可不办，近又闻虽南北电阻，仍无益，定拟举办。伊拟一文，尚未脱稿，成时觅人陈达，但恐当道之计甚坚，无能挽回了。”杨锐虽遵令“设法速谏阻”而“拟一文”，也准备觅台谏以“陈达”，但已感到“无能挽回”。
前已述及，光绪二十三年底，杨锐与刘光第商议，拟请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在他们的密谋下，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徐桐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1898年4月19日）上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事宜”。经慈禧太后批准后，光绪帝于闰三月初三日（4月23日）发出电旨，命张之洞“来京陛见”。由于杨锐此前并没有说明，张之洞也不明底里，收到电旨后，几次发电给杨锐，让其打探消息。沙市事件发生后，清廷见日本有军事干预的迹象，便让已到上海的张之洞返回湖北。军机大臣翁同龢很可能是让张回鄂的主谋。杨锐与张之洞之间有着许多电报往来。恰在此时，另发生了一则事件。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康有为、梁启超在李盛铎等人的支持下，发起保国会。黄绍箕、杨锐、乔树枏皆参加了其中部分活动。天津《国闻报》于闰三月二十三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录保国会第一次与会人名单，其中有黄绍箕、乔树枏。《国闻报》于闰三月二十四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录“入会列名之人”，其中有乔树枏、杨锐。张之洞很可能看到此两则消息，于五月二十六日发电其侄张检、其子张权，从侧面了解情况下：
“康、梁近日情形如何？仲韬、叔峤与之异乎？同乎？众论有攻击之者否？即复。壶。宥。”
张对杨锐等人的政治态度表示了担心。六月初三日，张之洞再电张检、张权：“康气焰如何？黄、乔、杨与康有异同否？前电久未复，闷极。速复。”“黄”，黄绍箕；“乔”，乔树枏；“杨”，杨锐。张之洞再问此事，仍是保国会的传闻，他因未收到回电而“闷极”。张检等人的复电我虽未见，但肯定报告了杨锐等人在保国会的活动中与康保持着很大的距离。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日（1898年7月23日），杨锐之兄杨聪在四川酉阳学正任上病逝。杨锐听到消息，即刻要求奔丧。然此时进入戊戌变法的关键期，张之洞于六月十三日发电其子张权，命其转给黄绍箕、杨锐：
“急。京。张君立：转韬、峤。佳、蒸、真三电未复。昨有电旨催黄遵宪、谭嗣同迅速来京，系办何事？必康秘谋，速复。钝。元。”
“佳、蒸、真三电”，即初九、初十、十一日张已有三电给杨锐等人，此电又让查明电旨命黄遵宪、谭嗣同迅速入京的背景；对张之洞来说，杨锐此时在京的作用甚为重要。他不愿杨离开。杨锐的门人黄尚毅，对此称言：
第38节，
“戊戌诏开经济特科，南皮及张长沙百熙，均以先生应诏。是年六月，先生胞兄听彝先生卒于酉阳学正任，先生痛悼，欲回籍奔丧，南皮电止之。先生不可，定期十五启行矣，而十三日朝旨以湘抚陈宝箴荐，诏先生预备召见。十四日召对”
杨锐屡次参加会试，皆不中。光绪二十四年初，光绪帝从贵州学政严修之策专设“特济特科”取士，张之洞等人保之。按照当时的规定，保荐若至100人，将举行考试。“听彝”是杨聪的号。“定期十五”，指七月十五日。张之洞“电止之”的电报，我还没有找到，但找到六月二十五日（8月12日）张之洞发给张权的电报：
“急。京。张君立：敬电悉。转商茂萱，东海如荐贤，叔峤实为不愧。此人才非仅特科也。可否？祈示复。”
“茂萱”，乔树枏，“东海”，指徐桐。张之洞请乔树枏与徐桐商议，由徐桐出面保举杨锐。与此同时，张之洞的大幕僚、杨锐的同乡王秉恩也于六月二十六日（8月13日）连发两电。其一电给杨锐：
“北京绳匠胡同，内阁杨叔峤：昨电奉慰，想鉴及。闻当远赴，足征友谊纯笃。惟视敛已来不及。酉、涪水陆现在均难遄行。不如即令肖严取道常辰、镇（上竹下旱），倍程前往，部署一切，较为妥速。阁下即欲归视，俟秋冬间为宜。此时暂留，勉应特科，以副师望，以光盛典。至属。秉恩。”
“肖严”，即肖岩，杨锐四弟杨悦。王秉恩请杨悦先行办理杨聪之丧事，而让杨锐“秋冬间”再“归省”。“昨电奉慰”、“以副师望”两语，说明了张之洞确有电报“止之”离京。王秉恩另一电给乔树枏，由其出面劝杨：
“北京绳匠胡同刑部乔茂萱：比来朝政日新月异，阁下信电颇稀，殊深跫望。师帅命即由祥记兑寄百金，以为电资，用完续兑。同人均欲叔峤暂缓出京，勉应特科，想有同情，望慰挽之。东海夙重钝叔，何不特荐马周耶？息。”
“东海”，徐桐。“马周”，唐初大臣。此处指唐代中郎将常何荐其门客马周于唐太宗之事，即让乔树枏说徐桐以保举杨锐。张之洞等人虽以“经济特科”为由阻杨锐奔兄之丧，但最深一层的原因是恐失去其最重要的情报来源。然杨锐似没有因此被说服。七月初七日（8月23日），张之洞又发两电，其一是给杨锐：
“急。京。乔：《邸报》五月二十五日谕旨催考特科，何以云不遂考？《申报》云已有八十余人，确否？酉阳运柩事，肖岩似可任之，运到涪州停寺内，候足下冬间到彼筹办，似不迟。如必出京，川资需若干，当即寄。钝。阳。”
“何以云不遂考”一语，说明杨锐发电要求奔丧；而张之洞再次劝说杨锐冬间再出京。其二是给张权：
“急。京。张君立：昨汇百金，查收。特科究竟何时考？叔乔如必欲出京，汝可同来。川资需若干？当寄往。编纂经书何以停？速详复。壶。阳。”
第39节，
至七月十三日（8月29日），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人才奏折到达，光绪帝当日下旨，命杨锐预备召见。七月十六日，光绪帝召见了杨锐。二十日，光绪帝命杨锐及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杨锐写信给杨悦，说明其不能奔丧的原委。张之洞听闻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消息后，于七月十九日（9月4日）发电张权：
“京。张君立：急。叔峤召见奏对如何？有何恩旨？”
这封电报还开列一连串的问题，张之洞想了解的秘情甚多，然其第一项仍是关于杨锐。七月二十一日（9月6日），张之洞起草了杨锐的电报：
“京。乔：急。召对大喜，欣贺。王照是否即直隶开小学堂之王小航？何以堂官谓为挟制？所条陈何事？何以遂蒙超擢？速复。钝。养。”1米1花1书1库1 ；http：//__
很可能考虑到杨锐的新身份，张又将该电改发给张检而未发给杨锐。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急。钱念劬何日召见，有何恩旨？速复。钝。东。”
“钱念劬”，钱恂，张之洞手下的大幕僚，此时因张的保举而入京召见，张之洞从侧面打听消息。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张之洞听到英、俄为争夺中国北方利益而开战的传闻，发电杨锐：
“京。乔：急。闻英、俄已开战，确否？速复。节电已转交。入直其系何日？钝。歌。”
“节电”，指杨给梁鼎芬（节庵）之电；“入直”，指杨入值军机章京事。这是我所看到的张之洞发给杨锐最后一封电报。第二天，戌戌政变发生。
由于“张之洞档案”的形成及保管等因，在移交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之前，会有许多遗失；我所看到的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发给杨锐的指令，只能是其中一部分。但就以上张之洞的亲笔电报，已经可以想象，张之洞的手伸得有多长，杨锐的工作任务又有多重。
第40节，四、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的两件密信：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应是杨锐
四、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的两件密信：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应是杨锐
尽管在“张之洞档案”中可以看到大量张之洞的亲笔电报，但除了前引杨锐的7封电报及《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中杨锐的一封密信，我找不到更多的杨锐在京中给张之洞的信函电报。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不明，但我可以肯定，杨锐在戊戌变法期间会有大量的密报给张之洞，而这些密报中会有戊戌变法的许多隐情与细节。
就目前为止，史学界发现的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只有两件。李宗侗教授提供一件，孔祥吉教授发现一件。
先看李宗侗教授提供的一件。1959年李宗侗在台北《大陆杂志》上发表《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一文，并在杂志封面上影印了杨锐原信。该信虽由汤志钧教授所引用，但未能注全其出处，且未将头尾引全。学术界的转引者，亦有所不解。故再次引录下于：
“受业杨锐谨禀夫子大人钧座。
敬禀者。窃前月十二日由折差寄呈一禀，计蒙垂察。公入对之举，前沮于常熟，昨日之电，则出刚意。何小人之，必不能容君子耶。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谬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公条陈科举一奏，立奉俞旨，一切允行，天下仰望。上方锐意新政，凡关涉改革之事，但有论建，无不采纳，转较胜于身在政府也。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近事数则，别纸录呈省览。谨修丹禀，祗请钧安。伏祈慈鉴。
受业锐敬禀”
该信的内容，主要有三事：一、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一事，先阻于翁同龢，后阻于刚毅；二、张之洞与陈宝箴联衔改科举一折，光绪帝允行；三、京中人士虽厌恨康有为，但去康无方。从内容来看，发信的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李宗侗也予以注明。还须注意的是，李宗侗说明了该信的来历，称其在地安门外“估人”处收购了张之洞的信札等文件“两木箱”，此件是其带到台北来的“劫余之一”。
再看孔祥吉发现的一件。孔祥吉发现的这一密信，被其命名为“百日维新密札”，内容极其重要，也多为研究者所引用。（以下称“百日维新密札”）该信既无写信人署名，亦无收信人台端，从信中所述内容可知，该信也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孔先生根据李宗侗于1961年发表的《杨锐致张文襄密函跋：高阳李氏所藏清代文献跋之一》，比较该文发表的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杨锐给张之洞之密信，确认“百日维新密札”收信人为张之洞；然“百日维新密札”又存于“李鸿藻文件”之中，孔祥吉认为写信人为李鸿藻之子李焜瀛（字符曾），称言：
“我所发现的这两通密札，被整理表糊者分类在“外官禀”一类，很令人怀疑。因百日维新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已于光绪二十三年去世，何以会有外官再作密禀。因此，我怀疑这两通密札均系鸿藻之子李符曾写给张之洞的。”
孔祥吉的证据是，在“李鸿藻文件”的“外官禀”之中，另有“笔迹纸张亦皆相同”的一信，末尾有关于捐照的内容，孔祥吉推论称：
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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