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另面-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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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戊戌变法的另面
作者：茅海建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内容简介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本书作者茅海建从新近披露的张之洞档案中试图还原戊戌变法的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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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师从陈旭麓教授。曾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裕罚�1995）、《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1998）、《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009）、《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2011）、《依然如旧的月色》（2014）等。
书摘正文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导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有着数百上千件史料，涉及到戊戌变法。为了使读者能更多地了解、使研究者能更广泛地利用这批史料，我采用了“阅读笔记”的写作方式，以能较多地发表史料，并加以详细的注释。
然而，这一写作方式造成了两个后果：一、各章叙事的时间顺序会有重复，这与一般著作大体以时间为序的写作方式有所不同——其好处是方便阅读，其缺点是有相当部分的内容需要互相参阅。我也将需要参阅的内容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二、本书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关于总体情况及相关背景的内容，难以融入于各章之中，需得另行说明。由此，在本书的叙述正式展开之前，为了读者阅读理解之方便，我作此长篇的导论。
第2节，一、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
一、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道光三十年（1850，虚岁14岁）中生员，入南皮县学；咸丰二年（1852，虚岁16岁）中顺天府试举人第一名（解元）；同治二年（1863，虚岁27岁）中进士，殿试一甲三名（探花），入翰林院，授编修。科举路上，凯歌猛进。同治六年，出任湖北学政，十二年，又任四川学政；光绪五年（1879）二月起，他先后任国子监司业、左春坊左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讲、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至光绪七年六月，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数月一迁，飞黄腾达。该年十一月，升任山西巡抚，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员。光绪十年，他调任两广总督，十五年，改任湖广总督。
张之洞是那个时代官场上的特例。他有着极高的天分，使之在极为狭窄的科举之途上脱颖而出，又在人材密集的翰林院中大显才华。他深受传统经典的浸润，成为光绪初年风头十足的清流干将。他尊崇当时的大儒、曾任同治帝师傅的清流领袖李鸿藻（亦是同乡，直隶高阳人），而李鸿藻出任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高官，又使之身为疆臣而又“朝中有人”。曾国藩、李鸿章虽同为词臣出身，然以军功卓著而封疆；张之洞的奏章锋芒毕露，博得大名，竟然以文章发达而封疆，实为异数。此中最为关键者，是他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睐，从殿试名次的提前，到地方大员的出任，以及在其人生数次关键时刻，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或显或隐的“慈恩”。
梁鼎芬的“周旋”张之洞的个人经历，使得他特别关注文坛士林，尤其是有思想、敢作为的官员士夫，幕中亦养着一大群“能人”，其中一位是广东名士梁鼎芬。
梁鼎芬（1859…1919），广东番禺人，字星海，号节庵。小张之洞22岁。光绪二年（1876，虚岁18岁）中举人，六年（虚岁22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九年散馆，授编修，亦是一位科场青年得意者。光绪十一年（1885），即中法战争时，他因弹劾李鸿章而得罪慈禧太后，降五级调任，于是弃官回籍。此时他年仅虚岁27岁，张之洞恰在两广总督任上，邀入幕；并聘梁为肇庆端溪书院山长，从“张之洞档案”中可见，张为这位青年才子安排一切，甚为殷勤。广雅书院开馆后，又请梁主持。张调任湖广总督后，再请梁主讲两湖书院。从两人交谊来看，梁尽管在年龄上是晚辈，却是对张影响力极大的幕僚。而梁鼎芬的一个同乡与朋友，即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曾用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小张之洞21岁，大梁鼎芬1岁。他数次科举不第，先后以捐监生、荫监生的资格参加乡试。光绪十九年（1893，虚岁36岁）中举人，二十一年（1895，虚岁38岁）中进士。虽说在当时科举途中，康有为还算是成功者，年龄也不算太大，但他是一个极富才华又相当自负的人，多次应试未中，引发其改科举的心思，对未取其的考官，也极其不满。康在科举仕途上不如张之洞、梁鼎芬那般顺风顺水，但在中进士之前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并开堂讲学（后来称“万木草堂”），收在帐下的门徒此时已有数十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后来名声大振的梁启超。
康有为与梁鼎芬，本是同乡，且多有交谊。康有为称其受翰林院编修张鼎华的赏识，而张鼎华恰是梁鼎芬之舅，对梁的学术有所指导。刘圣宜作《梁庆桂传略》，称言：
梁庆桂与梁鼎芬、康有为“时相往来，为兰契交。据康氏近亲所述，康有为读书勤奋，常自南海县西樵乡到广州西关下九甫梁庆桂家借书阅读，有时在梁家住下读书。而且康有为入京考试的费用也常由梁家供应。梁家晚辈犹记幼时呼梁鼎芬、康有为为大叔公、二叔公。”
第3节，
最能说明康有为、梁鼎芬两人关系的材料，系黄遵宪所言；他后来在张之洞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黄称，他之所以认识康有为，是梁鼎芬的介绍，“闻梁与康至交，所赠诗有南阳卧龙之语。”“南阳卧龙”，即在野时期的诸葛亮，梁对康有如此之高的评价，不仅说明他对康才识的欣赏，更说明两人的密切关系。
尽管康有为称他与张之洞的交往始于光绪十二年，即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期，但现在还找不到任何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张之洞、康有为初次相识，应该在光绪二十一年的秋天，地点在南京。此时张之洞、康有为的情况都有一些变化。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很快占据了战场上的优势，清军在朝鲜、黄海的陆、海战皆败。清廷先是于九月初十日（1894年10月8日）下旨：“张之洞著来京陛见”，很可能会让其入值军机处；后又于十月初五日（11月2日），调湘系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到山海关一带督师，改命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负责东南一带的海防。光绪二十年秋十月，张之洞抵南京接任。此后战争的局势继续恶化，清军在辽东、山东继续战败。光绪二十一年春，清廷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签订了极其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之洞本是清流出身，对李鸿章有恶感，对此次议和、尤其是《马关条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多次电奏，要求废约。当和约被清廷批准后，张亦多次寻找李鸿章的劣迹，并上奏清廷要求进行改革。而甲午战败后，原在政坛上充当主帅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地位急剧下降，其庞大的派系也渐渐散去。他后以大学士入京闲赋，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权势亦大减。继起的政坛领袖是刘坤一和张之洞，分守南京与武昌，率领着两个最大的政治派系。而张之洞又是清朝高官中最具新思想的，门生故吏半天下，幕中亦多有新派之士，也为众多有志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士子官员所瞩目。∑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年（1894）入京参加会试，虽未登第，也与京中的高官如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等人拉上了关系，与京中的官员士子建立起人脉。光绪二十一年春，康再次入京参加会试，正值马关议和，他与梁启超等人，多次发动公车（参加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其中最为著名的，即是他于是年四月发动的“联省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虽未上达天听，却于闰五月间在上海刊行了《公车上书记》，传闻一时。是年五月十一日（1895年6月3日），康有为主张战后改革的上书（即“上清帝第三书”）由都察院代奏，甚得光绪帝重视，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19日），光绪帝将该上书同胡燏棻等人的折、片共计9件下发各省，并下旨：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原折片均著钞给阅看。”
也就在此时，康会试中式，为第五名，殿试为二甲第四十六名，朝考为二等第一百零二名，奉旨分发工部，为学习主事。六月，康与梁启超在京创办《万国公报》。七月起，康又参预发起强学会，在京城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张之洞捐银5000两。在此期间，康有为也结识了张之洞之子张权。以上诸事，特别是光绪帝下发康的改革上书（即“上清帝第三书”），使之如同初升的政治明星，灿烂眩目。
两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光绪二十一年秋在南京相会，其中梁鼎芬“力为周旋”。
南京相会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底离开北京，由天津、山海关、上海，于九月二十日（1895年11月6日）至南京，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说服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支持开办强学会的南方各分会。光绪二十四年底（戊戌政变之后），康避居日本，写作《我史》，对此回忆称：
第4节，
“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夜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值庚子事变，避居海外的康有为致函张之洞，谈起此事，称言：
“昔者游秣陵，过承絷维，为平原十日之欢，效孟公投辖之雅，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共开强学，窃附同心。”
“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十日之欢”、“申旦高谈”，表明两人有着很长且很热烈的谈话。而张于此时花大量时间与康交谈，实则另有隐情。两人在马关议和期间皆主张废约再战，在换约之后皆主张变法自强，在此性情志向大体相投之下，双方的相谈也很成功，张当时对康的评价很高。由此，张决定开办上海、广东两处强学会。其中上海一处，张之洞派其幕僚汪康年办理，广东一处交由康有为办理；而汪康年此时尚在湖北武昌，在其未到上海前，上海一会由黄绍箕、梁鼎芬、康有为等人先办。黄绍箕（1854…1908），字仲彛憬鸢踩耍胖吹拿派⒅杜觯比魏擦衷菏探玻≡谡胖茨恢小Ｋ笔辈豢赡芮淄虾！Ａ憾Ψ沂钦诺闹匾涣牛耸币嘧急噶偈被睾薄；啤⒘航允窃冻滩倏兀虾Ｇ垦Щ崾导视煽涤形蝗酥鞒帧！jqi。
康有为在南京时，与张之洞也发生了思想上的冲突。对此，康在《我史》中称：
“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所其学，香涛奚取焉！”
此中所言，便是本书《自序》中所引陈寅恪提及的“今文公羊”、“孔子改制”的学说，而“使星海来言”一事，“穗石闲人”后来亦言及于此，并谈办强学会之事：
“康得进士，北归来访，留住十数日，（梁鼎芬）劝康议论宜平正，做事勿夸张，讲西学得其益，无流其弊，乃有用。康赠诗有：海内名山泰华高，南梁北盛并人豪云云。盛谓宗室伯希祭酒也。于是商开强学会于上海，时黄仲彛探采芑桶紫拢⑽潘咕伲庠谡诵模缙靡馍跽�
此处梁有劝言，但康是否有驳语，未见记载。以常理分析，康此时得张之助，办上海强学会，似未必会以言词顶张；不然的话，张当时即有可能与康分裂，更不会有后来上海停报之事。而两人学术取向的不同，埋下此后决裂的种子。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十日（1895年11月26日），由黄绍箕、梁鼎芬、康有为联名的电报通过两江总督署发出：
“诒在京师，与洪右丞、沈子培、杨叔峤诸君开强学会，专讲中国自强之学，朝士集者百数。今来金陵，与南皮言，南皮力主之。顷分设沪局，集天下贤士夫，刊布公启，必欲得公名，以光此举。立候电复。金陵督署绍箕、鼎芬、祖诒。”
“洪右丞”，洪良品，时任给事中。“沈子培”，沈曾植，时任总理衙门章京。“杨叔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