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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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一生中，对类似事件我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大而化小，要么为之辩解。这里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我的思维方式是在反法西斯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当时认为，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能用的手段。以后，听了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我的思想才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内披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消息很快传遍全世界。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毫不怀疑，我们共产党人站在社会进步和正义事业的一边。基于这一信念，我们原谅了大清洗年代在莫斯科举行的装模作样的公审。今天，由于冷战初期形势的需要，我们也将对迫害躲过纳粹魔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视而不见。对个别人的案子，我曾尽力帮过忙。但这种事例极少。也许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不受某些道德规范的约束。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坚信，共产党的这部国家机器永远也不会把枪口转向我……她的孩子。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父亲也一样。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活下来的原因之一。1945年，父亲甚至还写信给斯大林，抱怨说上面因为他是犹太人，不允许他回德国。当斯大林晚年臭名昭着的“医生阴谋案”又一次引发了苏联国内的反犹浪潮时，我和父亲均未受到触动。无论是战前生命安全完全得不到保证的年代里，还是战后的混乱时期，我都觉得不该妨碍正在同邪恶做斗争的我们这一方。
当然，许多斯大林时代的可怖罪行我当时就有所闻。任何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的人都在说谎。回首这段往事不会使我感到骄傲。我甚至同德国领导人谈过我的看法。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从未把共产党政权下的罪行和纳粹的罪行相提并论。如果有什么原因使我坚信永远也不可能把两者等同起来的话，那就是纽伦堡审判中所揭露出来的纳粹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
1945年9月，电台派我去报道纽伦堡审判。在此之前，我对纳粹德国情况的了解主要通过苏联的宣传机构。苏联的报道侧重德国共产党人的遭遇。通过从德国传来的有关我们亲属的消息，以及父亲在信中讲到的日后被称为大屠杀的种种先兆，我们对德国国内的情况也有所闻。尽管如此，我们很晚才意识到，屠杀犹太人是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的核心。纽伦堡审判仿佛一张手术台。解剖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台子上一览无余。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大屠杀的全貌。
身为犹太人，跟纳粹时代的显赫人物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我感到不寒而栗。纽伦堡从前有“德国的首饰盒”之称。如今却永远同种族主义的法律联结在一起。几百万犹太人沦为这些法律的牺牲品。徘徊在纽伦堡的废墟之间，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共产党人和其他反纳粹力量面对这场大屠杀表现得多么软弱无力！我暗自发誓，决不允许这样的悲剧在德国的土地上重演！
出于这一原因，战败后的德国人对苏联占领军抱有的敌对态度很令我气愤。在给父母的信中，我不无幼稚地说：“人们总是牢骚不断，好像苏联红军帮他们是应该的。他们似乎根本不明白希特勒给德国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破坏，也认识不到现在有一个新生的机会。”
1948年，三个西方盟国在其占领区内进行了货币改革后将三个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旋即正式分裂为两个政治实体。为了与此对抗，1949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人们纷纷举着火炬游行，到处是群众集会，高唱爱国歌曲。在一些更为敏感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一切颇有点像过去纳粹政权下的游行集会的重演，令人感到不舒服。但我却把这看做是德俄关系史上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此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召见了我，通知选派我从事加强这一纽带的工作。我将重返莫斯科，在新成立的东德大使馆任参赞。为了就任这一职务，我不得不放弃苏联国籍，又一次正式成为德国人。1949年11月3日，我们一家抵达莫斯科。
从战后百孔千疮的柏林转到莫斯科大使馆从事舒适的外交工作，使生活大为改观。我们一家在莫斯科过得非常愉快。而且也确实是一家。1946年我报道纽伦堡审判时，我的第一个孩子，一个金发灰眼睛的儿子出生了。我们给他起名叫迈克尔。1949年又添了一个女儿，叫塔季扬娜。埃米很讨厌使馆里钩心斗角的事，借此机会潜心研究起俄国并着手准备关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博士论文。
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任首席参赞时，终于见到了斯大林。时隔多年，这次经历仍然令我难忘。当我们这些同龄人谈起当年的理想时，总难完全摆脱斯大林的影子，似乎有什么东西已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是当年红场上群情沸腾的游行场面，还是如今已无处寻觅而当年却无所不在的斯大林的形象？这一切曾使他在我们心目中成为一个半人半神式的人物。 事实上，不管我怎么设法用成人的头脑冷静看待他所犯下的罪行，仍无法完全摆脱他给我带来的这种神秘的感觉。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将始终提醒我，一个独裁者的个人魅力可以对人们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他的邪恶暴露之后依然不减。
在驻苏使馆的短暂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50年2月为来访的毛泽东在大都会饭店举行的招待会。当时，我正背对着正门人口处。突然大厅里鸦雀无声。我转过身，看到约瑟夫·斯大林站在距我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他身穿人们熟悉的制服，领子竖着。胸前没有佩戴任何勋章或奖章。我真没想到他这么矮胖，秃顶闪闪发光，同电影和画像中的伟大领袖形象简直有天壤之别！我先是感到失望，随后又有一种骄傲感。“至少他看上去像个正常人。所有关于他个人崇拜的传说一定是有人故意编造出来的，他本人并不知道，”我想。
我作为临时代办代表大使出席了这次招待会，坐在前排。中苏两国代表团团长互相祝酒。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讲话时，斯大林一根接一根地抽劲儿很大的弗洛尔牌香烟（一种斯大林喜爱的用俄国烟纸卷成的加长纸烟）。后来，他也亲自祝了几次酒。在一次祝酒时，他赞扬了中国领导人的谦虚和团结。然后又举起酒杯，祝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一天重返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在两年前，南斯拉夫极富魅力的领导人铁托拒绝接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求在治理这个多民族的巴尔干国家上有更大的自治权，南斯拉夫因此被斯大林打入冷宫。我们这些来自对苏联忠贞不渝的国家的人，对南斯拉夫又怕又好奇。铁托居然敢违抗斯大林的意志！
这位苏联领袖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圣旨一般令我们诚惶诚恐。在我和大部分来宾的眼里，斯大林和毛泽东早已不再是普通人，而是高高矗立的历史丰碑。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中苏分裂毫无察觉。但我还记得，当时心里也曾纳闷：整个晚会，毛泽东一言未发，颇不寻常。我思忖着，这大概就是传说的中国人深不可测的性格吧？
两年的外交生涯中，像这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历并不多。一次，使馆内部为庆祝东德成立两周年筹备招待会时起了争执。争执的焦点不是中苏同盟的破裂或是一个叛逆的共产党国家，而是穿什么的问题。大使说该穿燕尾服，以示庄重。而我们这些年轻外交官没有燕尾服，要求允许穿西装。最后达成妥协，穿正式西装，系黑领结。当时，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都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大多把黑领结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服饰，拒绝佩戴。虽然我们日后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成了有名的俯首帖耳的附庸国，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初仍然明显地带有其前身普鲁士一丝不苟的遗风。结果那天晚上除我们几个人之外，只有侍者穿得这样正式。我们简直狼狈极了。当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克鲁季茨基起身告辞时，我彬彬有礼地陪他走到衣帽间。他的手在宽大的披风里摸索了好一会儿，掏出三个卢布，很严肃地交到我手里，算是小费。
1951年8月，我接到紧急指示，要我返回东柏林向阿克曼述职。阿克曼的真名叫哈尼施，是东德的外交部长，也是政治局里屈指可数的战略家。早上，他在外交部接见了我。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之后，让我在当天午饭后再去中央委员会大楼的某个房间报到。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下午到了那儿，看到还是那位阿克曼同志，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这一回，他是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见我。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安排是因为阿克曼一向强调保密，并主张党政机关分开。其实党政机关是一家。
阿克曼奉命组建一个政治情报机构。上面已确定调我到这个机构工作，担负起使“年轻的祖国耳聪目明”的重任。说得更露骨点，我将成为一个间谍。又是一道命令。和往常一样，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甚至没想过这次调动对我的一生会有什么影响。当年党送我上共产国际学校，又派我去莫斯科和柏林广播电台工作。还是党，派我去莫斯科干外交。如果党认为我适于做情报工作，我绝无二话。党的领导人信任我才派我参加秘密工作，我因此而感到自豪。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西方人士感到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种不讲价钱的纪律性。然而，不理解党对我们的绝对支配权力，不理解党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的道路，就根本无法理解，更不用说评价我们的一生了。
1951年8月16日，我到新成立的“经济研究所”走马上任。办公大楼外面挂上这块牌子是为了掩护里面的东德刚刚诞生的情报机构。上班伊始，施塔尔曼就带我坐他的八缸的塔特拉牌轿车转了一圈儿。这种型号的轿车在当时十分扎眼。负责创建东德情报组织的施塔尔曼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也是一位令我尊崇的长者。他的真名叫伊尔纳。由于长期在共产党内从事秘密工作，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妻子都用他的化名称呼他，结果倒成了真名似的。他是德国共产党内1918年入党的老党员，1923年当选为德共“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所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他绝少谈及过去。不过，他倒是跟我聊起过他在苏联、英国、中国、西班牙、法国、瑞典和美国执行任务时的佚闻趣事。西班牙内战时，他几乎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人称“游击队员理查德”。他还是被纳粹指控纵火焚烧德国国会大厦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的密友。盖世太保前来逮捕季米特洛夫时，他正在季的家中。面对粗暴的逮捕和审问，他俩始终沉着应对，毫不畏惧。季米特洛夫以后称施塔尔曼是“马厩里最好的一匹马”。由于他的这种老资历，新的东德领导人十分尊重他的意见。他同他们所有人都十分熟悉。每当组建工作遇到障碍时，他就直接去奥托·格罗提提总理家找他面谈，问题立即迎刃而解。
通常遇到的问题不外乎是钱和经费的来源。早期我们现金奇缺，捉襟见肘。通过官方渠道申请外汇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拿到。偶尔施塔尔曼登门找到财政部长，回来时他那破旧不堪的公文箱里塞满了崭新的钞票。捷克斯洛伐克体谅我们的困难，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赠送了24辆塔特拉牌小汽车后，施塔尔曼不知用什么法子为我们这个人数不多的部门搞到了其中的12辆。别看我们办公条件寒酸，出门坐的车却很气派。施塔尔曼懂得，这玩意儿有助于提高我们情报机构在政府中的地位。处处省钱反倒会引起消减预算的人的注意。我们的首次会议是在柏林东南郊的博恩施多夫召开的。谁也记不得这次开会的日期，也没有保留会议记录。以后我们把1951年9月1日定为东德情报部门的诞生日。此后不久，我们搬到了东柏林潘科夫区从前的一所学校里，距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很近。这一迹象表明，我们已变得不可缺少。
起初，我们只有八个人，外加四名苏联顾问，包括一名人民内务委员会的高级军官，叫“格劳尔同志”。格劳尔曾作为一名情报军官在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工作过，经验极其丰富。我们常围着他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过去的经历：如何挖出鼹鼠，如何打入敌人内部以及一些特工人员的英勇事迹。从他那儿，我们学会了如何搭起一个情报机构的架子，如何分工，如果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等。没想到他以后的结局很惨。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起来。这恐怕是特工这行的职业病，同时也与当时斯大林时期苏联国内的政治气候有关。他和东德情报局的局长阿克曼成了冤家。格劳尔怀疑阿克曼是间谍。后来，苏联不得不把他调回莫斯科。苏联情报机构的朋友不无尴尬地告诉我，格劳尔其实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患有急性妄想狂症。当年，凭着高度的警惕性，他成为一个出色的情报军官。今天，他却沦为这种警惕性的牺牲品。
我们情报局对内称为经济及科学研究总局。这个名字一点也不隐讳，任何知情人一看到“总局”这个字眼立即会联想到克格勃内负责间谍活动的“第一情报总局”。1956年，外国情报局改名为“情报总局”。
苏联顾问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可以说握有决定权。起初，各科科长起草所有工作计划都要征求苏联顾问的意见。而这些顾问依据的是苏联政府部门内的繁文礼节。这些章程之繁琐刻板简直令人无法忍受。除了抄写各种规章制度和文件外，还要花大量时间把它们装订成活页本。这种办法还是革命前沙皇的秘密警察最先使用的。没人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也没人对此提出疑问。
我们情报局的结构完全是抄袭苏联模式。工作方针的用语一看便知是从俄语翻过来的。根据这一方针，我们今后的主要目标是：搜集有关西德和西柏林的政治情报，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原子能、化学、电力工程和电子、航空及常规武器等方面的科学技术情报，以及有关西方国家的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