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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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智利的营救活动并没有逃过美国谍报机构的眼睛。沃格尔与美国人讨价还价后用苏联关押的异己作家布科夫斯基换回了被捕的科尔瓦兰。智利阿连德的教训对古巴人刺激很大。劳尔·卡斯特罗告诉我，智利政变后，哈瓦那的领导人紧张万分，扩大了全民防御体系。同时，他和卡斯特罗不再一起外出，或是在同一公共场所露面。
昔日的古巴给人以希望。今天人们却心灰意冷。回想这一切，令人无比感伤。1985年我重访古巴时已感触颇多。那次访问距我第一次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已相隔20年。所到之处，商品匮乏，经济凋零。古巴人民对未来悲观失望，言谈中流露出孤立无援之感。“如果美国人入侵我国，现在有谁会帮助我们？”一位古巴高级谍报官员愤愤地说。他的话一语破的。莫斯科背上了阿富汗这个沉重的包袱。戈尔巴乔夫对西方世界的开放政策意味着古巴得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援助。我搭乘的飞机临近哈瓦那时……这回中途没有突然迫降纽约……一阵苦闷和失望涌上心头。现实生活中的共产主义似乎与我青年时代的理想越来越远。1945年，我正是怀着这一理想返回德国。而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政治家的一厢情愿与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的现实差之千里。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曾给人带来一线曙光。我默想，也许莫斯科的这一变化会有助于古巴和尼加拉瓜找到新的办法，克服它们因比邻美国的不利地缘政治位置而面临的困难。
哪里想到，戈尔巴乔夫新路线的结果是古巴的彻底孤立和桑地诺阵线在尼加拉瓜的失败。实际上莫斯科已不再管拉美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危。克里姆林宫第一次明确表示，它接受并尊重美国的势力范围。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我以为今后的气氛会更加宽松，会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从而给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带来新的生机。结果是大错特错。
我最后一次访问古巴是1989年春天。当时东德国内问题成堆，已令我焦头烂额。许多问题在古巴也可以看到。我们两国都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开放和经济改革的路线。看到货架上空空如也的商店前排起的长龙，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无法想象卡斯特罗政权可以支撑下去。然而历史却跟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几个月后土崩瓦解的却是东西方分析家一致认为比古巴稳定得多的东德。莫斯科拒绝向昂纳克提供长期庇护。曾向受迫害的智利社会党人伸出过救援之手的昂纳克被迫流亡智利，并于1994年5月26日在那里去世。
环顾四周，社会主义的理想纷纷破灭。在智利，阿连德的民主社会主义被埋葬在血泊中。古巴革命后建立的多元化社会和种种创举曾令我耳目一新，如今也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个专制政权。我半是好奇，半是痛苦地关注着卡斯特罗试图靠自己的力量改革振兴古巴的努力。苏联甚至连装装样子表示支持都不肯。卡斯特罗一定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在古巴问题上，我和在世的最伟大的德国作家京特·格拉斯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写道：“我始终反对古巴实行的不切实际的社会制度。然而今天这一制度行将灭亡之际，我看到除了巴蒂斯塔外，没有另一种制度可以取代它时，又决定支持卡斯特罗。”
第十六章 末日
1980年，波兰成立了以瓦文萨为首的独立的团结工会。整个东欧阵营为之震动。比邻波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感受尤其强烈，担心波兰局势的动荡会殃及自身。波兰工会在民运中的带头作用令波兰共产党上层坐卧不安。工人罢工后，波兰共产党再也无法自称代表所有劳动人民了。
70年代末，根据外国情报局提供的准确情报，我们了解到波兰社会不满情绪日益蔓延。瓦文萨圈内有我们的耳目。波兰最着名的知识分子米赫尼克身边也有人向我们通风报信。不过波兰与东德谍报机构之间的关系始终别别扭扭。即便我们告诫波兰当局有可能爆发骚乱，他们也听不进去。
眼看地平线上乌云密布，东柏林的国家安全部及与波兰接壤的东德各省国家安全局分别成立了关于波兰问题的特别工作组。对外国情报局来说，当务之急是摸清支持团结工会的西方政府、政党、谍报机构以及诸如工会之类的民间组织的真实意图。波兰谍报机构的同事请我们帮助监视流亡海外的波兰人组织，尤其是位于慕尼黑的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在巴黎办的《文化》杂志。波兰骚乱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征得波兰内政部的同意，直接在波兰国内搜集情报，并制定出种种宣传方针，积极引导波兰国内的舆论。同时，我们还掌握了西德谍报机构内负责波兰海外人士部门所从事的种种活动，从而可以针锋相对地予以还击。
然而我们预先发出警告也好，波兰政府加强对人民的防范也好，均于事无补。团结工会是一个崭新的组织。东欧各国持不同政见者过去一向认为，任何改革必须以保障经济和社会稳定为前提。团结工会却反其道而行之，罢工工人处处与政府作对。后者显然心虚胆怯，步步后退。1981年12月雅鲁泽尔斯基在全国实行军管只不过延缓了局势的恶化。
1981年，我萌发了退休的念头。一来事业上已功成名就，二来1972年签署的基本条约步履蹒跚，成效甚微。昂纳克成了又一个死抓住权力不放的年迈领导人。有人劝我竞选中央委员，继而争取进入政治局。然而在这种气候下，我无意寻求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再说米尔克会不遗余力阻挡我。我把这一想法埋藏在心底，只在日记里写道：
米尔克不明白，我对政治上的升迁已无兴趣。一则这会给自己再系上一条绳索，限制了选择的自由。二则我们选出的权力机构徒有虚表，在里面干只会白白耗费精力。干吗还去当那个官呢？
我开始博览群书，对各种新观点以及对我国自称的“当今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出的种种批评敞开心扉。其中包括魏斯所着的《抵抗之美学》。魏斯在此书中夹叙夹议，回首往事的同时还剖析了斯大林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后果。弟弟康尼正打算拍一部名为《三个人》的电影或写一部同名小说，讲述童年时代他在莫斯科与弗洛赫、维克托·菲舍尔和乔治·菲舍尔结下的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30年后，4个人在美国再次重逢。康尼参加过苏联红军，日后成为着名电影导演，东德艺术学院院长。弗洛赫的父亲是着名德国共产党人，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此后弗洛赫返回德国定居。1939年德苏同盟破裂后，他参加了德国空军，对苏作战。战后他定居西柏林，成了一名建筑商。乔治是美军上尉，我猜测他也许与美国谍报机构有瓜葛。尽管3人信仰不同，经历迥异，冷战却未能熄灭他们内心对童年友情的怀念。
1980年康尼着手准备拍这部电影时已身患癌症，并于1982年3月病故。现在只能由我完成弟弟未竟的事业。每天，我携带他的笔记和提纲来到办公室，一面记下我的读后感，一面四处查找资料。我很快感到，这项工作比继续干谍报这一行更有意义。以前发展新的间谍或策划谍报活动让我兴奋异常。如今只有埋头在这本书里时才有这种感觉。
（我在日记里写道）奇怪的是，康尼好像就活在我的眼前。大家好像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会接着康尼的剧本写下去。他们对此充满希望。对认识康尼的人来说，早日看到这本书乃是他们的一大心愿。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时间的紧迫。此事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1983年初，我窥探到了华沙条约组织已病入膏盲的实情。隐藏在北约组织内的头号间谍鲁普设法搞到了一份北约分析东西方在全球范围内力量对比的报告。该报告对苏联体制的种种弱点以及它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日益衰弱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我心里清楚，西方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存在的问题所做的分析相当准确。我同样清楚地知道，那些“花岗岩脑袋”……对现实不满的人送给我国年迈的领导人这一绰号……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改变现状。形势似乎无可救药地一天天恶化下去。我情绪低落消沉，深感再干下去意思不大。
我将一份我方的分析意见连同报告交给了米尔克。米尔克再通过克格勃头子切布里科夫把它转给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我们的这份“评论意见”既不能掩饰北约报告描绘的这幅黯淡图景，又不能显得我们在一旁看笑话。为了把握好调子，我找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助手苦思冥想。
1983年2月，我利用访问莫斯科的机会告诉米尔克，我已开始考虑退休。那年我满60岁，米尔克75岁。我俩都该考虑找人接班的问题了。米尔克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我不肯退让。他沉吟了片刻后终于原则上同意我退休，但以上司的口吻告诉我，具体退休时间要由他定。他已听说了我打算写完康尼开了一个头的《三个人》剧本，嘲讽地说：“哪有谍报首脑写剧本的！”不管怎样，反正我把退休的事提到了桌面上。
东德社会上蔓延的不满情绪透过国家安全部厚厚的围墙，开始在我们内部弥漫。国家安全部内有专供高级官员使用的桑拿浴室。在这里说话往往更随便些。一次和外交部的两位高级官员洗桑拿浴时，他俩流露出对莫斯科和东柏林年迈迟钝的领导人极其失望，并透露东德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并非晴空万里。契尔年科对昂纳克接近科尔的举动疑窦重重，担心西德人想培养一种泛德意志的民族认同意识，以取代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团结。1984年东德与苏联在莫斯科举行高峰会晤时，契尔年科警告昂纳克，这样搞下去最后倒霉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你不要忘了，东德与西德发展关系时必须把苏联的安全利益置于首位，”他补充道。
这一警告显然是给昂纳克打算正式访问波恩的计划泼冷水。这两位外交部官员告诉我，两国首脑的会晤在冰冷的气氛中结束。昂纳克因受到羞辱怒不可遏。回到东德代表团驻地后，他一反常态，大发脾气，骂契尔年科颐指气使。返回东柏林后，昂纳克对米尔克倾吐了自己内心的无奈和不满，表示不管莫斯科如何反对，他决心实现访问波恩的计划。与此同时，苏联报刊开始大肆攻击昂纳克。
由于我精通俄语，在莫斯科又有许多熟人，上面让我出面疏通疏通。我给切布里科夫打了电话，可碰了一鼻子灰。他提醒我，这种事属于党务。谍报机构无权过问。
昂纳克访问波恩的计划搁浅后，我们与莫斯科在其他方面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两国关系空前紧张。两位领导人谁也不想先找个台阶下。为了安排昂纳克与契尔年科直接通一次电话，甚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巧妙的外交周旋。通过窃听电话，我们偷听到波恩政府发言人伯林与另一位西德高级官员讨论莫斯科与东柏林顶牛儿的部分谈话内容。“这件事越来越热闹。《达拉斯》和《王朝》两部电视剧加在一起也不如它好看！”伯林评论说。
1984年8月，昂纳克与契尔年科的首脑会议只开了一天，并以失败告终。结果这位总书记和数百万东德公民一样，无法访问西德。他被迫在西德问题上刹车急转弯，发表了一个声明，称“目前的大气候”不适于召开一次东西德领导人的首脑会议，因此必须暂时搁置一边。昂纳克紧绷着脸，对助手平静地解释说：“暂时搁置不等于‘取消’。”
昂纳克觉得苏联人不仅在外交上，还在经济上处处与他作对。莫斯科逐渐削减了向东德出口的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石油。“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昂纳克常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对东德一没有足够的财富，二没有实力可以我行我素的事实视而不见。为了跟莫斯科斗气，他搞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小动作，如同中国改善关系。
此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苏联的有识之士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意识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包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德累斯顿地区党的领导人莫德罗。莫德罗头发灰白，说话轻声细气，待人彬彬有礼。他平时生活俭朴，只有一套三间住房，开一辆普通小汽车，从不去享受党内领导人拥有的种种特权。莫德罗以讲话坦率而着称，与许多头脑简单、自以为是的党内高级干部形成鲜明对比。在一个惯于掩饰事实真相的党里，像他这样直抒己见的人实属罕见。“付我这份工资不是让我去弄虚作假，”莫德罗曾对我说过。我在苦闷之中总算遇到了一位知音。
我俩谈到冯·阿登，一位出身贵族的杰出的物理学家。阿登摆脱了种种羁绊，在柏林郊外的一座山上建起了自己的研究所，潜心从事科研。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政府部门的研究所远远赶不上他的研究成果。已是耄耋之年的阿登对国家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深为关注，担心我们在与西德的科技竞赛中已被远远甩在后面。而输掉这场竞赛的后果将是亡党亡国。
莫德罗不过是党的地方领导人，能否进入政治局并不清楚。显而易见，只要昂纳克在位一天，我这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不可能对党的路线施加什么影响。阿登又年纪太大，况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权力斗争毫无兴趣，只求保证自己的科研不受干扰。我们于是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莫德罗身上。
后来有人捕风捉影地把我与莫德罗的会晤说成是我们这些党内改革派人士密谋把莫德罗扶上台，在东德实行苏联式的改革。其实我们并没想走这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