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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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喀土穆与苏丹和利比亚领导人举行了秘密会晤，同意帮助他们擒拿斯坦纳。我方谍报人员首先摸清了某一天内他的确切行踪。此外，乌干达迫于非统组织的压力不再支持斯坦纳。借助这几方面的有利条件，我们终于擒住了斯坦纳。
斯坦纳被捕后，等待他的命运是处决。应苏丹政府的请求，我们答应参与对他的审讯。我的主要任务是让苏丹人懂得，审讯犯人（无论是斯坦纳还是其他人）的目的是从他口中得到仍在进行的或正在策划中的叛乱活动的情报，不是通过恫吓或拷打进行报复。可我们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桑给巴尔也好，其他与我们多年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也好，如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无一例外地滥用了我们传授给他们的技能。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的做法强调孤立敌人，对之晓以利害，而不是严刑拷打或恐吓。可是真正做起来时，这些国家的审讯人员很少有不出格的。
传授审讯方面的技巧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派往桑给巴尔的东德专家中没有一名审讯方面的专家。我们试图让桑给巴尔人明白一个道理：得不到证据支持的口供没有法律价值。靠严刑逼供得到的口供没有丝毫价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全保卫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懂得这个道理。。东德的审讯人员均受过专门的法律方面的培训。主管审讯的第9处直属国家安全部部长。我不清楚他们法律培训的具体内容，但可以肯定，其中包括取证手段要合法的原则。当然，审讯技巧也是培训的部分内容。他们让一个犯人开口讲话的方法恐怕与西方同行的做法没什么不同。拷打和逼供受到禁止。如果有逼供的现象，也是违反纪律的行为。依赖非法手段逼供的事西方肯定也干过。一次，苏丹革命委员会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巴卡里跑到桑给巴尔骄傲地告诉我说，总统的一名敌人向他招了供。他命令此人给自己掘一个墓穴，然后让卫兵冲天放上几排枪。结果他乖乖地就范。埃塞俄比亚的做法最为残酷。犯人常常受到严刑拷打并被肆意处死。这方面的消息令我们触目惊心。和西方国家一样，我们也不无悲哀地认识到，在非洲当权者的眼里，警察和谍报机构不过是他们在部落、种族和个人恩怨冲突中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了解情况的手段。
在如何对待斯坦纳一事上我向苏丹人耐心解释，像斯坦纳这样死硬的人，只有他觉得自己会受到公正对待时才会开口说话。他们终于被我说服了，同意让两名民主德国的审讯员去见他。此前斯坦纳受审时态度一直十分顽固。看到两名德国人来到他的囚室与他交谈，斯坦纳显然松了口气，虽然这两个人来自信奉社会主义的那一半德国。他在世界各地曾与共产主义为敌。我觉得对付他的最佳办法是动之以情。他的妻子是阿尔及利亚人。我们设法从她那里搞到了他们的结婚相册，并安排他的一些亲戚给他写信。我们的这一姿态缓和了他的抵触情绪。斯坦纳讲述了自己在苏丹这场错综复杂的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最终我们从他这里对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伪装的组织和谍报机构在苏丹境内编织的这张大网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我们努力在这一地区扩大自己影响的同时，西德和其盟国的谍报机构也没闲着。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尼迈里最终倒向西方。斯坦纳也获释，到西德定居。
苏丹和斯坦纳的例子说明，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谍报活动作用十分有限。我们每卷入一个发展中国家前，都要对战略、经济和军事因素进行分析。分析归分析，我们和西方国家一样，卷入第三世界首先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争夺势力范围，并试图把全球染成我方的红色。久而久之，我们认识到靠提供谍报和军事援助换取外交承认代价过于高昂。早在我退休前，情报局的同事和中央委员会里主管谍报工作的官员就已看出，我们原封不动地把自己的经济体制照搬到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收效甚微。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后，无论是我们还是受援国都获益不大，完全是得不偿失。由此换得零零星星几个微不足道的国家外交上的承认实在意义不大。
然而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我们因为与第三世界国家结成的联盟以及在那里展开的工作不禁有点飘飘然，以为我方在冷战中占了上风。我们觉得，由于自己的努力，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最终将使全球权力平衡向我方倾斜。勃列日涅夫坚信，世界力量的对比正在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化。他试图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和非洲之角全面推行一项支持激进左派政府的政策。
勃列日涅夫的这一想法与昂纳克的心态不谋而合。1972年与波恩签署的基本条约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昂纳克于是可以自由涉足迄今为止对我们关闭的国家和地区。对此他显示出孩子般的热忱，并萌生了成为一名国际政治家的念头。昂纳克竭力使东德参加世界事务的心情不难理解。他这个人缺乏眼光，但自尊心很强，渴望作为一名改善了东德普通百姓生活的领袖而名垂青史（直到临终前，他仍可以一口气说出在他执政期间建造了多少套住房和卫生间）。他深知，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他永远超不过他的前任、东德首位领导人乌布利希的地位。东德外交局面打开后，他打算在国际舞台上一展身手，超过乌市利希的成就。
我们内心很清楚，昂纳克与第三世界领导人的一系列互访以及期待有一天他可以访问华盛顿、东京和波恩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而不是冷静思考的结果。但我们这个小国正是从这种自我感觉良好中汲取了力量。下面这句口号绝妙地反映了集愚蠢透顶和小肚鸡肠为一体的心态：“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门里一些胆大的人把这一口号当做笑话互相传诵。
一方面，昂纳克寻求扩大我们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出于好胜心理，渴望被苏联人视为东欧集团内最卓有成效和大胆的谍报伙伴。我们是靠外国谍报工作赢得了莫斯科的尊重。米尔克最初对我们开展的这方面的活动并不热心。他本人是干反谍报出身，兴趣一直在侦破隐藏在东德内的敌特，不管是真的还是假想的。与克格勃首脑会晤时，他常夸耀东德的反谍报机构抓获了多少敌特。苏联人对此不感兴趣，抓多少也不会让他们吃惊。苏联人对我们的器重取决于我们通过外国谍报活动得到的有关北约国家的情报和我们在非洲，以及后来在中东取得的成果。
因此，我们从卷入非洲逐渐发展到涉足中东，并与一些靠恐怖活动引起国际社会注意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南也门日益成为连接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桥梁。1969年南也门革命政权成立后，我们向亚丁派出了一个人数庞大的顾问团。我们与南也门之间的合作范围超过了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除了提供经济技术和教育援助外，还派出了国内国外谍报领域的军事顾问和专家。整个南也门任我们驰骋。当年东德的谍报人员培训期间都曾先后被派到南也门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开玩笑说：“去学学骑骆驼。”
亚丁对我们的到来张开双臂表示欢迎。这与我们在中东其他国家受到的对待大相径庭。当时南也门正在同得到沙特阿拉伯支持的邻国北也门展开一场异常激烈的谍报战。由于我们来自一个分裂的国家，也在与自己的西德同胞打一场谍报战，亚丁的领导人坚信，我们是最能理解和帮助他们的伙伴。苏联人为了从这一动荡地区得到可靠情报并支持它的亚丁盟友，鼓励我们大举卷入。
此外，还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1975年，葡萄牙独裁政权垮台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上台执政。我们与苏联和古巴一道进入了莫桑比克。罗得西亚和南非白人政权支持的抵运（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叛乱分子不断对新政府发动袭击。我们对扭转局势满怀信心。东德为莫桑比克培训大批的谍报人员、军官和警察。6年中国家安全部一共接待了1000多名莫桑比克学员。我们主要向他们传授反谍报、加强边防以及反走私方面的知识。莫桑比克境内的培训由我们情报局派驻该国的首脑负责。我只去过一次莫桑比克，不过通过下属的汇报对那儿的情况大致了解。对我们来说，卷入莫桑比克的内战旷日持久，劳民伤财。我们首次面对严酷现实：由于站在了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一边，我们自己也成了被攻击的目标。1983年，8名东德农业专家被抵运的叛乱分子杀害。我在此事发生前一年访问莫桑比克时，形势已经相当险峻。
眼看这场冲突渐渐失去控制，苏联军方与克格勃在应对的策略上争执不休。莫桑比克政府内的权力斗争因此愈演愈烈。我认识到，我们就加强各方之间的配合提出的建议再好也白搭。苏联人那头没人爱听。我们于是开始收缩在莫桑比克的活动，但仍继续向他们提供武器和技术援助。一直到1987年才彻底停止了这类援助。
在安哥拉，我们向该国抵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三个派别之一的人运（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给予了谍报和军事方面的支持。人运成立于1961年，信奉马克思主义。军事方面，我们乐于让古巴人在这场政治背景复杂的战争中负责战略的制定。古巴人刚到那会儿士气还是很高昂的，对卡斯特罗派他们到世界另一个半球打仗感到骄傲。他们肯动脑子，对游击战又熟悉，仗打得很漂亮。然而安哥拉的战争始终难见分晓。安哥拉人民饱受战火，国家遍体鳞伤。中央情报局和得到苏联支持的古巴人各支持一派极有可能延长了安哥拉人民的痛苦。
在埃塞俄比亚，当地的苏联和古巴谍报机构觉得我们不过是潜在的武器来源而已。莫斯科的立场是尽量满足埃塞俄比亚人的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秘密贸易机构“科科”接管了这项工作。我们还向东德支持的几个国家的军方领导人介绍了什么样的西方技术和电子武器最适合非洲严酷的气候。有几次由于情况紧急，还通过“科科”直接为它们搞到了急需的装备。
我们在安哥拉化险为夷的同时，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却日益恶化。和苏联人和古巴人一样，我们没想清楚目标是什么就卷入了这个国家。当时埃塞俄比亚境内有两场战争。一场是同邻国索马里的战争。索马里原是苏联的盟友，1977年转而投靠美国人。另一场是同争取独立的厄立特里亚的战争。这两场惨烈的战争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远非我们所能影响，更不要说左右了。我们对越来越深地陷入非洲之角的血腥争端中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一个悲剧说明了这种困境。
1973年，我国领导人决定派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兰贝茨和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部长马尔科夫斯基会埃塞俄比亚，力促交战各派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为了显示善意，第一步先争取使厄立特里亚人坐到谈判桌旁。这一决定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两人于是和我的副手耶尼克一同动身前往埃塞俄比亚。
兰贝茨和马尔科夫斯基从的黎波里乘直升飞机前往卡扎菲扎在沙漠上的帐篷去拜访他，希望说服他对厄立特里亚领导人施加自己的影响。飞回的途中，直升飞机不幸坠毁，两人同时丧生。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我和他们很熟。早在戈尔巴乔夫出现之前，他们就是党内领导人中赞成改革的极少数人中的两个。尤其是兰贝茨，东德知识分子和许多年轻党员都希望将来有一天他能接昂纳克的班。
由于兰贝茨丧生的地点颇不寻常，人们不禁纷纷猜测，这次事故也许是有人暗做手脚的结果。我也深为关注，亲自审阅了有关这次事故的报告。后来查明，利比亚的直升机驾驶员不具备夜间飞行的资格，但兰贝茨坚持要他当晚送他俩回的黎波里。事故看来确实出在这里。
受此不幸事件的影响，我们更不愿意与利比亚建立直接的谍报联系。不过后来的黎波里请我们帮助搞到军事技术时，我们根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利比亚是这一地区少数几个有能力，而且愿意为索求的技术知识或特殊装备慷慨解囊的国家之一。除此之外，我们和利比亚只签订了另一个重要的合同：由国家安全部内负责提供保镖的司在东柏林郊外的一个秘密营地训练卡扎菲的私人卫士。
东柏林为兰贝茨和马尔科夫斯基举行完葬礼后，我的副手和党中央的另一位官员飞往亚的斯亚贝巴，试图完成牺牲的同事未竟的事业，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由于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的强烈反对，他们此行一无所获。这实际是一个苗头，预示着我们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凶多吉少。我们本来是埃塞俄比亚正式请来培训他们的谍报人员的。可时隔不久，我们说话已没有人听。残暴无比的安全机构内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为埃塞俄比亚出力更大的苏联人处境并不比我们好多少。
社会主义阵营内惟一似乎能在埃塞俄比亚玩得转的国家就是古巴。随着古巴人信心日增，经验日丰，他们成了非洲大陆上最出色的谍报人员。古巴人懂得非洲人的心态，对形势有更好的把握。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莫斯科卷入埃塞俄比亚之初即犯了一个错误：试图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它在卷入其他国家的冲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一错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极端落后，地形地貌复杂，军事手段根本行不通。我们和古巴人认为，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