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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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在现场。事后他迅速将这一消息捅给了莫斯科。仅仅8天后，战胜国在波茨坦举行了会议。会议期间杜鲁门总统向斯大林暗示美国已发明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时，斯大林引人注目地没有显出吃惊的神色。
　　自1950年在英国被捕起，福克斯遵照苏联军事情报局的指示在此后的30多年里一直保持沉默，既没有写回忆录，也不接受采访，哪怕是苏联或东德新闻机构的采访也一样遭到他的拒绝。1959年被英国释放后，福克斯定居德累斯顿。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人甚至不允许我们接近他。到了70年代，苏联人终于同意我们情报局的科技部可以偶尔向他咨询一下能源方面的问题，但不得涉及他过去的谍报业绩。
　　这个曾为窃取核机密做出非凡贡献的人如今却在东德闲居，不时应我的同事的请求回答一些比较各种冷却系统优劣或核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对自己过去的伟大功绩却只能三缄其口。每想到此，我内心极为不安。我曾组织人员将我方优秀间谍的生平和业绩拍成电影或写成传记。一是作为对他们的纪念，二是借此在情报局内培养一种集体荣誉感和继承传统的精神。福克斯无疑是一部绝好的教材。我当然不能在没有得到上面领导人的批准的情况下就去找他。经过我再三做工作，昂纳克终于同意由我出面说服福克斯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拖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获准拜访他。和我同行的还有情报局内一位懂核物理的高级官员。自从他定居东德后，我们俩是除克格勃和格鲁乌外唯一获准采访他过去经历的人。1983年我们采访福克斯还有一个前提，即采访内容只能供情报局内部使用。我们说服福克斯接受给他录相。这盘录相带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唯一一盘采访他的实况录相。
　　采访地点是柏林市的一家宾馆。当时，作为德共中央委员正在出席党中央会议的福克斯在这里下榻。他的外貌很难使人相信他是一位超级间谍。他属于漫画家笔下那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宽宽的额头，戴一副夹鼻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警觉的眼睛。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我，听我连珠炮似地向他发问。所有见过他的人，包括他在英国爱丁堡研究核理论时的恩师和同事博恩教授，对他那凝视的目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博恩教授记得，福克斯上大学时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小伙子，一双大眼睛透着忧伤。可一谈到理论物理，他马上像个孩子一样兴奋，目光变得炯炯有神。他可以一连几小时滔滔不绝，阐述量子学理论以及他本人在研制原子弹上做出的杰出贡献——找到了钚弹内心聚爆的变分法。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间谍，”福克斯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对苏联保守原子弹的秘密符合西方的利益。像这样具有难以想象的巨大毁灭潜力的东西，所有大国都应该有。一方倘若可以挟这样的威力威胁另一方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憎的事，跟巨人在小人国里为所欲为没什么两样。我从没觉得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莫斯科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我倒觉得不这样做反而是不可饶恕的玩忽职守。”
　　1941年，福克斯通过他的朋友，经济学家库琴斯基与苏联军事情报局（格鲁乌）取得了联系。此后，军事情报局给他派了联络员。联络员经常变化，他最喜欢的是库琴斯基的妹妹乌尔苏拉，化名鲁思·维尔纳。足智多谋的维尔纳在外人眼里不过是一位家住牛津，有着两个孩子的性格恬静的母亲。实际上她是苏联在英国的最重要的间谍之一。日后她被授予苏联上校荣誉军衔，成了得到这一殊荣的惟一一位女性。维尔纳常和福克斯一道骑车到邱吉尔家族位于布莱尼姆的邸宅附近的林子里接头，把福克斯交给她的文件藏在自行车的椅垫下面。福克斯没有受过任何情报工作的训练，也不肯学无线电密码或用微型照相机拍照。需要的资料他要么复印一份，要么自己查阅有关资料后，凭着过目不忘的强闻博记能力复写出一份。传递情报的手段也简单得令人吃惊，以谍报人员的眼光衡量，甚至可以说是稚嫩。没有什么秘密投递点，情报一律都是亲手转交的。倘若反谍报机构在一旁冷眼监视的话，这会是送上门的礼物。所幸的是，当时英国没有对福克斯产生任何怀疑。福克斯对俄国人的联络员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不像鲁思，和我在一起时显得很紧张。尤其是其中一个，不停地左顾右盼，看是否有人盯梢。我在这种事上纯属外行。可像他这样东张西望反倒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还不如大大方方些好。”
　　福克斯被捕后，维尔纳居然设法逃出英国，回到东柏林。日后我俩成为好友。一次她坦率地告诉我说，她曾扫了一眼福克斯交给她的机密材料，可一个字也看不懂。“上面全是一串串的方程和符号，而且写得又小又密，看上去和天书没什么两样。”
　　而苏联正是凭借着这些天书般的符号和方程提前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从而改变了世界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福克斯没有跟我们讲过他个人在苏联研制原子弹中起了多大的作用。直到他去世前两年，莫斯科才明确告诉他这些情报的实际价值。拖得这样久是为了给西方造成一种假象：为苏联窃取核机密的间谍不止他一个。其他人仍在潜伏中。直到克里姆林宫允许出版库尔恰托夫教授的回忆录后，才不再隐瞒事情的真相。库尔恰托夫在书里证实，根据福克斯提供的情报，他得以借鉴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时的成功经验，从而将研制的时间缩短了好几年。
　　我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到1950年他被捕一事时，马上意识到我触到了一块30年未愈的伤疤。福克斯在我们面前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他面部表情的紧张和不时的抽搐反映了内心感情的剧烈波动。说到被捕的情形时他显得悔恨沉痛，仿佛在做第二次忏悔。
　　我相信，对于他来说，最大的痛苦是自从1959年获释以来，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与负责他的苏联谍报官员谈谈他的发现。我不理解，为什么过去20多年里莫斯科从未表示过愿意见他。对他过去所做的工作，苏联方面既不予以承认，也没有显示出一丝一毫的感激之情。甚至连他被捕的原因问都不屑一问。他为苏联工作完全出于信仰，并为此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科学家的前程。苏联对他保持的沉默仿佛一块压在心头上的巨石，叫他喘不过气来。
　　福克斯对自己遭受的冷遇没有说什么。我猜测苏联人对他如此冷漠的原因恐怕是怀疑福克斯在受到英国反谍报机构军事情报5处审问时出卖了派去跟他联络的人和其他间谍。但我相信，不存在任何可以证明福克斯叛变的证据。
　　福克斯告诉我，他意识到英国人开始怀疑他后，自信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视线。1946年英国科学家阿伦·梅因间谍罪名被捕后，英国的反谍报机构找他谈过话。但他的印象是所有认识梅的科学家都受过盘问，而且自己回答问题时没有露出任何破绽。“1950年，风声越来越紧。哈韦尔核研究中心的头头几次召我谈话，英国谍报官员也在场，”他回忆道。“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不会出问题。不过从他们知道我父亲来到东德定居这一点看得出，他们已对我立案侦查。这也是盘问我时间到的一个问题。问到最后，他们开始提及从纽约得到的情况。显然中央情报局把我的材料转给了英国人。”
　　这种难堪的局面持续了一段时间。苏联人为什么不在哈韦尔的头头已怀疑福克斯的情况下设法把他从英国救出实在令人费解。我猜测他们是想继续在哈韦尔中心淘金，通过福克斯窃出尽可能多的核机密，所以才没有及时将他撤出。他的安全被置于一边。此事过去这么多年后福克斯仍然创伤未愈的原因也在于此。
　　福克斯最终栽到了简单的心理把戏上，而不是确凿证据上。哈韦尔核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也是他的一位好友与他开诚布公地谈了他有间谍嫌疑的问题。这位朋友直截了当地问福克斯有没有这回事，并强调说，如果福克斯否认对他的指责，哈韦尔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会坚决站在他的一边，维护他的清白。
　　我估计这是英国反谍报机构借助它的一整套出色的个人心理分析手段精心想出的一招。他们看出福克斯不怕盘问。再问下去，也不会打开什么缺口。于是决定完全改变手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他们感觉福克斯这人极重友情。这才请副主任出马，借他之口问了上面的问题。他们知道，当着朋友的面撒谎对于福克斯来说会很痛苦。英国人这着棋没算错。
　　面对朋友的追问，福克斯难以启齿撒谎，支吾了几句后便哑口不语。“从那一时刻起，我一直恍恍惚惚。为了把这件事甩在脑后，我拼命工作。同时，也有一些有利的迹象。哈韦尔中心的所有保卫官员都不相信我是叛徒，而且拒绝再对我调查下去。逮捕我的那一刻来临时，我脑子里只闪过一个念头：完了。”
　　福克斯对谍报这一行的无知令我吃惊。他甚至没想到搞清楚会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我仿佛在梦中一样，沿着一级级台阶走上法院的被告席。他们问我：‘你知道如果判你有罪会是什么下场吗？’我回答说：‘我想是死刑吧。’因为我以前不知从什么地方读到过，间谍都被判死刑。他们说：‘错了。是14年徒刑。’我听后不禁长舒了一口气。这时我才知道自己不会死，还有出狱的一天。”
　　9年后，他被释放出狱。苏联人把他送到东德。他一定曾期待苏联人起码会去监狱接他。可从迈出监狱大门那一刻起，他就像一个包袱一样被甩给了东德外交官。1983年我采访过他以后，昔日莫斯科负责他的两位官员巴尔科夫斯基和费克利索夫才获准探访他，向他转达了苏联对他过去所做贡献的一份迟到的感谢。
　　福克斯是一个生性敏感脆弱的人，不具备从事谍报活动的素质。他不肯对朋友撒谎固然反映了他正直善良的一面，但对于一名间谍来说却是一大弱点。福克斯的行为应了英国作家福斯特说过的一句话：“叛国易，欺友难”。


　　第十二章　特殊任务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在其描绘共产主义制度的发人深省的剧本《措施》中，对为了巩固革命成果而采取的一些极端做法做了如下的辩护：　　为了铲除卑鄙，
　　手段卑鄙又有何妨？
　　倘若可以改变世界，
　　又何必前思后量？
　　去改变世界吧，
　　哪怕要跳入泥淖，
　　或是拥抱刽子手！
　　世界需要改变！
　　虽然我的部下中恐怕没人知道上面这段话，但在追求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以上思想已在我们脑海中深深扎根。我们觉得，只要对我们的事业有利，几乎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具体地说，我领导了一个名为“特别任务小组”的人员精干的机构。该小组的政治任务是削弱西德在国际上的地位，打击鼓吹在外交上孤立东德的哈尔斯坦主义，阻止西德重整军备的努力。我们工作的重心不是“撒谎”或“误导”，而是泄露丑闻。权且称此为心理战。当然，撒谎的肮脏勾当我们也干过，但那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我们将真假情报混在一起泄露给外界，借此加强我们的政策，削弱西德的政策和各种组织并打击一些人。希特勒的军国主义冒险政策导致德国一败涂地后不久，联邦德国政府即着手推行一项重整军备计划。前纳粹分子在西德各界纷纷受到重用。这一时期并不需要散布什么假情报。西德新闻界也很乐于刊登政治上的丑闻。
　　“特别任务小组”归属情报局第10处。该处成立于1956年，专门负责影响西方的舆论界，并在西欧和美国制定针对苏联阵营的政策时迷惑敌人。这方面工作的创始人是一个叫阿加扬兹的足智多谋的谍报行家。以后接替他的克格勃人员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
　　冷战期间，德国是从事这类活动的最佳场所。无需赘言，两个德国之间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历史。社会民主党的东德局应美国谍报机构的请求向我国境内放气球，撒传单。所以说，从一开始这样干的就不止是我们一家。波恩的国防部还设有一个“心理防御”处。其实它跟防御毫无关系，完全是为了开展心理战。这是我们从西德一位前驱逐舰舰长赖兴堡那里得知的。他在该处工作期间曾向我们提供了机密文件。1978年退休后，他担任了位于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基督教社会联盟国防政策工作小组的主席。1984年，赖兴堡被逮捕，罪名是过去14年里为了金钱向我们出卖情报。他被捕前，我们曾试图向他和其他与他联系的人发出警告。我们与他约好在阿姆斯特丹皇家博物馆里陈列的伦勃朗作品《夜巡》前接头，但这次接头最终流产了。虽然我方折损一员，西德反谍报机构的一位负责官员却因与赖兴堡关系密切而下台。从我方角度看，这也算是搞臭西德谍报机构活动中的一次意外收获。
　　五、六十年代期间，中央情报局也有一整套的心理战方案。它与诸如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美占区广播电台这样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已是尽人皆知。冷战时期，西方为了煽动人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采用了种种手段，其中最有成效的要数这两家电台。它们根据持不同政见团体和因意识形态不合逃离卫星国的这些国家的公民提供的情况，出色地开展了针对我方的反宣传。不仅如此，每当东欧集团内显出动荡的苗头时，它们会闻风而动，及时详细地报道事态的发展。反对我们的人据此可以迅速对局势做出反应。而共产党国家的新闻机构却要么遮遮掩掩，不予报道，要么轻描淡写。
　　40年代我曾在莫斯科德国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对这一行相当熟悉。现在这方面的经验正好派上用场。我们这个电台是仿效加来士兵广播电台建立的，播音的内容是呼吁德国听众起来推翻希特勒。加来士兵广播电台设在英国，在德尔默的主持下办得有声有色。德尔默的方针是报道尽可能属实，但在报道真实事件的同时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