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朱棣-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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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建立以后，恢复了科举制度，但朱元璋用人，并不完全通过科举。洪武十八年以后，科举才成为定制。朱棣重视科举，自永乐元年起每三年一次乡试、会试，从未间断。为了延揽、养育人才，朱棣命翰林院在各地入京会试下第的举人中，挑选优秀者进入国子监学习，享受教谕的俸禄，以等后科再试。他还命从翰林院庶吉士中，选才学英敏者就学于文渊阁，供给纸笔、膳食、灯火费，并提供住房。明代选拔人才科举逐渐重于荐举。但永乐还不太拘于资格，杨士奇未经过科举，陈济是平民百姓，都被朱棣任命为遍修《太祖实录》的总裁官。科举制度在永乐一朝进一步完善，为以后历代所因循，影响深远。　　　
第77节：开创与守成之间（7）　　　　　
　　《永乐大典》等图书的编纂　　　
　　在朱棣身边，常常围绕着一批批文人学士。在他的提倡下，文坛上一时歌舞升平，台阁体诗、文、书法、绘画大行其道。　　　
　　朱棣称儒学为〃国家致治首事，不可视为迂缓不切之务〃　，称〃孔子代天立教，故万世帝王敬事之〃　。他聚众修书，除《四书五经性理大全》　外，还有《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他下令购求天下图书，说：〃凡人积金玉皆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　他还将儒臣所篡修的《周易大义》、《尚书直指》、《春秋直指》等〃于斋阁书殿寝室各置一本，得备观览〃　。他常听文学侍臣为之讲解经典。他要求〃于讲说道理处必举前古为证，庶几明白易入〃。他认为〃帝王之学贵切己实用〃，因而，〃讲说之际，一切浮汎无益之语勿用〃，　〃士人之家稍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却乎〃，〃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须与之，庶奇书可得〃。朱棣绝不是个书呆子。　　　
　　永乐文治堪称盛事的莫过于《永乐大典》的修纂了。朱棣好大喜功，做事追求最大，追求建功传世。永乐元年七月，他即位不到一年，就命侍读学士解缙劲采天下图书编为一书：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就是说，要将天下图书全部网罗一尽。第二年，图书编成，朱棣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翻检之后，还认为〃尚多未备〃，于是，再命姚广孝主持重修。　这次重修与永乐五年（1407年）十月完成，全书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朱棣赐名为《永乐大典》　。全书以《洪武正韵》分类编目，以韵目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从各种书辑入与此字相关联的内容，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是永乐文治的重要标志，也是明代的一项重要文化成就。《永乐大典》原书初藏于南京文渊阁，后移至北京，嘉靖、隆庆间曾摩录副本一部。《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亡之时，副本到清乾隆年间只存九千多册，其后又有不少被儒臣们私自拿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烧的烧，抢的抢，至今全世界仅存数百册。　　　
　　《永乐大典》的价值在于它不加删改，原原本本地保存了明以前的文化典籍。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中辑出已经失传的书五百多种。其后清代学者从中也多有所获。但是，清修《四库全书》虽然部头很大，许多书都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进行了删改，而且，在修书的同时对不合清朝意愿的图书严厉禁毁，被禁毁的图书几乎与收入《四库》的一样多。所以，一直被歌颂的乾隆修书不啻一场文化浩劫！　　　
　　《永乐大典》的编纂，动用了三千多人，历时三年之久，可谓盛事。但其时正是对建文帝忠臣杀戮追剿之时。杀戮与笼络是相互为用的。明人将修《永乐大典》与宋朝修《太平御览》相比，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陆文裕深曰：宋太宗平列国所得裸将之士最多，无地以处之，于是设六馆修三大部书，命宋白等总之。三大部者，《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也。《御览》外又修《广记》五百卷。永乐靖难后，修《永乐大典》亦此意。余按，宋太宗诏诸儒编集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药普救》，总赐名曰《大平御览》。若《册府元龟》一千卷，乃真宗编也。文裕所考或未确乎？至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　　　　
　　朱棣刻意维护儒学正统，斥逐一切谤先贤、毁正道的言论和行为。永乐二年，饶州府一位读书人朱季友，向朱棣献上了自己的著作，据说其中〃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朱棣读罢大怒，说：〃此儒之贼也。〃侍从之臣纷纷给朱棣出主意如何处置这位迂夫子。朱棣说：〃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中国有笞辱示众抄家焚书的传统，于是，他下令将朱季友押回饶州，〃会布政司、府、州、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论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箸书会众焚之〃，〃仍不准称儒教学〃　。可见，当时读书人是不准独立思考的。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是永乐中所修的《太祖实录》。　　　
　　朱棣七月即位，十月就迫不及待地下令以侍读学士解缙为总裁重修《太祖实录》，为自己〃继统〃制造合法依据。他对建文朝由方孝孺做总裁编修的《太祖实录》很不满意。按察佥事叶砥因建文时与修实录，〃书靖难事多微词〃，朱棣将其下狱，并〃籍其家〃　。知府叶惠仲等也因曾与修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　。但朱棣对重修的实录仍然不满。总裁解缙后亦借他事下狱，终于死在狱中。永乐九年至十六年，朱棣命学士胡广、祭酒胡俨、学士黄淮、杨荣等为总裁三修《太祖实录》。朱棣至此才说：〃庶几小副朕心。〃　《太祖实录》一再重修，无非是为朱棣的篡权做掩饰，使〃继统〃合法化。在三修《太祖实录》中，朱棣屡称自己是〃皇考高皇帝，皇妣高皇后嫡子〃，多次暗示朱元璋关于传位的事曾属意于朱棣。这种有意做伪，不仅使实录不实……明人王世贞说：〃读累朝实录，可据者十六七。〃　更恶劣的是不准人讲真话，甚至史官也只能屈从于皇帝的喜怒。　　　　　
第78节：开创与守成之间（8）　　　　　
　　同时，朱棣对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　，于己不利者，虽片纸不留。甚至民间有藏方孝孺文集者也坐死　。再加上党禁严迫，人人自危，〃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火中，惟恐告讦搜捕踵之，故其事十无一存〃　。〃焦园蚕室，尽付劫灰，头白汗青，杳如昔梦〃　。给后世治史者造成了极大困难。　　　
　　朱棣的文化专制政策影响深远。两百年后，行人高攀龙说：朱元璋令学者〃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朱棣〃益章而大之〃，〃迄今二百余年以来，庠序所教，制科所取，一禀于是〃　。暴力统治加思想牢笼，知识分子除了做皇帝的家奴外，别无出路。　　　
　　四、标榜儒家政治理想　　　
　　朱棣标榜自己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者，想要作为一位盛世名王留于史册，最能反映朱棣这一思想的是他亲自编篡的《圣学心法》。他〃修文竟武，灭虏迁都，终其身不敢自逸〃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这种思想驱使。　　　
　　《圣学心法》成书于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是一部帝王教科书。其时，朱棣即将巡视北京，随向翰林学士胡广等出示一书，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唐汉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胡广等〃■览毕〃，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朱棣曰：〃然。〃遂名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　，这便是《圣学心法》的编纂缘起和它的大致内容。　　　
　　在历代帝王中，朱棣最称许唐太宗，称其事功而追慕之。他曾说：〃若唐文皇帝，倡义靖难，定天下于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极。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作《帝范》十二篇以训其子，曰饬躬阐政之道在其中。详其所言，虽未底于精一执中之蕴，要皆切实著明，使其子孙能守之亦可保为治，终无闺门藩镇之祸。〃　因此，也可以说《圣学心法》是朱棣模仿唐太宗的《帝范》之作。　　　
　　关于成书的原因朱棣还说：〃朕常欲立言以训子孙，顾所闻者不越乎六经圣贤之道，舍是则无以为教，尚何舍哉！故于几务之隙，采古圣贤嘉言，编为是书。〃　因而，该书可以说是历代〃圣贤〃治国方略语录之大成。然而，虽然此书是采集古人言论而成，但表述的却是朱棣的政治观念，特别是卷首洋洋六千余言的序，更是夫子自道。朱棣说：〃不观吾言则无以观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则不能窥圣贤之阃奥。非欲其法于吾言，实欲其取法于圣贤之言也。〃　所以，它是研究朱棣政治理想的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材料。　　　
　　从《圣学心法》看，朱棣所标榜的儒家政治思想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敬天法祖　　　
　　天，天命的观念，自产生以来，便与政治密不可分，被统治者利用来作为加强自身权威的工具。以后历代，天命观虽迭经发展变化，但仍不脱君权神授的圈子。他们对天既敬且畏，唯恐天命不佑，同时又借天命畏人。作为最高统治者，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西周以来天命观中的许多内容。　　　
　　由于时代的限制，朱棣不可能摆脱对天的神秘观念。苍天高高在上，无言无视，而又无时不监，无时不保，世间万事万物无法逃遁，除将其神化，是无法做出其他解释的。朱棣承袭了天人感通之说，其感通之处，在于人的〃敬〃与〃不敬〃。敬则受天命之眷佑，否则遭天命之遗弃。因而朱棣说：〃吉凶晦否。匪降习天，实自由于人。〃何者为敬？〃法天之行，体天之德〃，按〃天道〃行事，则为敬。又何者为道？〃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天道至诚无息〃，〃天道至公无私〃。因此，要以自然无为治国，要以教化服天下，要以〃至诚无息〃、〃至公无私〃安天下。如此，则〃上天眷顾，四海安〃。如果〃所行差忒〃，便会造成〃天命去之，人心违之〃的局面，要想延长须臾的统治，也是不可能的。　　　　
　　朱棣说的〃人〃有两层意思。前者〃实自由于人〃，这人主要指人间的统治者，即人君。这个〃人〃必须按照天道行事，才可能成为享受天命眷佑的圣人，不然就不会受到上天眷佑。后者〃人心违之〃这个人，是指被人君统治的众人。这个〃人〃是天下安与不安的根本。虽云〃天命违之，人心去之〃，实则是〃人心违之〃从而〃天命去之〃。君主按至公无私的天道行事，则人心顺畅服从，天命便会眷佑，如行事并非至公无私，不合于〃天道〃，人心便会违逆甚至反抗，天命也会遗之而去了。　　　
　　这里所说的天命，不是几近于人心吗？朱棣虽不能摆脱天命说的迷信成分，不能摆脱天人感应的谬误，但他能把人君的治国之道、民众之心的顺逆从违视为天下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无疑应当给予正面的评价。　　　
　　但是朱棣也希望借先哲的话将君主神化，以加强自身的权威。他声称：〃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也。心在则天在矣。〃然而这一天命说包含着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既然〃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既然天道是至公无私的，人君之心也只能是至公无私的而不是别的，从而也不存在什么奉不奉天道了。反之，如果人君之心可能至公，也可能不公，那么，在其不公之时便与天不合，〃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的说法便不正确。这个矛盾是致命的。每个君主在宣称他与天同心、代表天命时都无法逃过这个矛盾，因而也便很容易识破君心即天心的欺骗性。　　　　　
第79节：开创与守成之间（9）　　　　　
　　历代皇朝盛衰的事实教训了统治者，他们不能不承认天命并非始终眷佑一切君王的，因而他们必须对此有所警戒，必须谨慎行事。永乐二年八月丙申，朱棣在与侍臣讨论元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时，就表述了这种认识。他说：　　　
　　天运虽有前定之数，然周家后来历数过之，盖周之先德积累甚厚，其后嗣又不至有桀纣之恶，使夏殷之后不遇桀纣，未遽亡。若顺帝不恤军民，不理国政而荒淫无度，安得不亡！故国之废兴，必在德，不专在数也。　　　　
　　因而，人君不仅要敬天，而且畏天。敬天、畏天，实际是要对君主的行动有所约束。首先，天是不可欺的：〃下民细微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其二，天是唯一可以约束人君的：〃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去乱亡无几矣。〃　其三，人君知畏天，则可以常存警戒、谨慎施政；〃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当，黜陟必明，赏罚必行。〃　　　　
　　总之，朱棣希望自己和他的继承者成为圣明之主，顺天无私，至公博爱，畏天慎行，以求至治。　　　
　　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历来与敬天、顺天并行不悖。在中国人看来，今人所享有的一切都是祖先所赐，甚至天命的眷顾，也与祖先之积德有莫大关系。作为富有四海的帝王之家，更对创业垂统的祖先充满无限的崇拜。他们坚信，既然其祖先可以创业，那么，谨守祖先之法也必然可以守业。一切改变祖法、违背祖制的做法都是危险的。因而恪守祖制，在《圣学心法》中便成了重要内容。他说：　　　
　　祖宗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继世之君，谨守祖法，则世祚延长。衰世之主，败其祖法，则身亡国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