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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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英国的反应极其敏感，
穆麟德的后任美国人德尼不但辅佐朝鲜政府，还辅佐着袁世凯。有人问他对这一情报的看法时，他答道：“这是英国人散布的谣言，他们想把占领巨文岛合法化。”
德尼不可能不知道朝鲜宫廷的真正动向，说不定对俄接近就是他出的主意。他经常站在为朝鲜宫廷辩护的立场上。
“这个人惧内，是致命的弱点！”袁世凯撇了撇嘴，轻声说道。这个人是指朝鲜国王李熙。
朝鲜王完全被王妃闵氏踩在脚下，策划对俄接近绝不是他的独出心裁，而是闵妃的谋略。
难道是中堂估计错了？袁世凯觉得不对头。李鸿章已是六十五六岁的成熟的政治家，对于不满三十岁的袁世凯来说，简直就是活神仙。他相信这位中堂一贯正确。应该说，是他努力使自己相信。他这样的行动派很需要有一个指点方向的人物，与其自己左思右想，不如有人命令说：这么做！命令者若是错了，那可就全糟，所以，袁世凯希望命令者李鸿章在原则上必须绝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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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自主之路（2）
然而，李鸿章决定释放大院君，袁世凯总觉得是个错误。从这时起，袁世凯敢于对被他神化的李鸿章抱怀疑态度了。
由于释放了大院君，亲清倾向极强的闵妃派也开始产生反清情绪，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不过，对名义上的属国，长期地拘留国王之父，听起来也不妥当。释放这件事，从人道的立场上看，谁也没有理由责难。而且，为维护岌岌可危的宗主权，使用古典的分而治之的方法，也无可厚非。对于宗主国来说，朝鲜政界分成数个小集团才最为理想，反之，团结一致就不好办了。大院君的释放，反倒使闵妃派团结一致了，是危机感使他们抛弃了小异。
袁世凯深感团结一致是难以应付的。如果国王能稍稍坚强些，就会产生国王派对王妃派的分裂。可是，现在不存在国王派，只有清一色的闵妃派系。
团结一致，靠近俄国，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问题。袁世凯给李鸿章拍电报，提出建议：“废昏君，另立李氏贤者。”
闵妃因为是王妃，所以才能专横跋扈，如果丈夫不是国王，她的权力源泉就干涸了。但是，闵妃一党决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必须使用武力。
一周以后，汉城电报局委员陈同书来见袁世凯。
“俄国公使要给本国政府拍发一封长文电报，这是历来没有过的，总觉得这里面有点什么，特来报告。”
“那封电报呢？”
“暂时扣留，还没发出。”陈同书答道。
因为是密码电报，内容无法知道，但是，电文这么长，估计不会是一般的事情。
“多谢，今后还请多加注意。电报暂时不要拍发。”
袁世凯让陈同书回去以后，立刻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同闵泳翊取得联系，探询闵党与俄国方面是否有了重要商定。二是要求英国方面支使军舰在朝鲜沿海巡逻，以牵制俄国。
据闵泳翊调查，领议政沈舜泽曾致函俄国公使韦贝，内容如下：
“密启者，敝邦偏在一隅，虽称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辱。今力求振兴，悉改前制，欲求不受他国辖制。唯未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唇齿之势，自与他国有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国政府，协力默允，极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国大臣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有未适他国之处，望贵国派兵舰相助，以期妥当，是深景仰贵国者也。”
显然，这是一封要求派遣舰队的信件。袁世凯不失时机，立刻用电报报告李鸿章。
李鸿章接到电报后，向驻彼得堡公使刘瑞芬发出训令。
英俄公使一年前由曾纪泽换为刘瑞芬，虽是兼驻英、俄两国，但这一时期清廷同俄国在外交方面的问题较多，所以，公使驻在彼得堡的时间要比在伦敦的多。
刘瑞芬亲自向俄国政府外交部提出：“请俄国政府不要受理来自朝鲜的书函，如果难以拒绝受理，则请拒绝派遣军舰。”
俄国外交部保证说：“俄国政府未曾受理过朝鲜政府的任何书函，将来亦不准备受理。”
袁世凯要求派兵，但李鸿章不同意。北洋舰队运输数千兵卒，要耗费大量军费，而目前，还没有更多的军费。预算被西太后的豪奢生活所挥霍，所剩无几，与其用来威吓朝鲜，不如去欧洲订购军舰。
在汉城，袁世凯拿出证据，威吓朝鲜宫廷：“天兵不日来朝鲜问罪！”
八月十四日，袁世凯集合朝鲜文武官员，做了一通演讲。
朝鲜方面声称书函为不法之徒伪造，政府事先不曾知晓。
那么，不法之徒是何人呢？不得不付出牺牲者，否则难以了结。于是，金嘉镇、赵存斗等四人被投进牢狱。而闵泳翊则悄悄去了香港，他不在，便找不到另一个证人了。
李鸿章没有派兵，但是派陈允颐去朝鲜同袁世凯联系，并且让丁汝昌出动舰队到仁川海面。
朝鲜政府的第二次靠拢俄国，重蹈了第一次的覆辙，也自消自灭了。
李鸿章向朝鲜政府保证：“中国决不在朝鲜设置‘监国’。”一国的宰相作了保证，朝鲜方面也就放心了。于是，朝鲜政府派外署督办徐相雨去北京，向北洋大臣和礼部表示“朝鲜无异志”，这样便给了清政府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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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自主之路（3）
第二年，1887年，朝鲜得以保持稳定状态。英、俄两国在阿富汗达成妥协，英国因而失去了继续占领巨文岛的理由，只好撤出。
这年，袁世凯在朝鲜的主要任务是阻止俄国同朝鲜签订陆路通商条约。
反对签约的根据是中国同俄国的国境问题尚未解决。
同俄国谈判东部边界问题的中国代表仍是吴大澂。他认为“从延秋到海洋一线”才是中国的边境线。如果中国方面的主张得到承认，那么，俄国同朝鲜在陆地上就没有接壤之处。国境不相接，还谈什么“陆路通商”？可见，袁世凯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不过，俄朝陆路通商条约拖到第二年，由于俄国的坚持，到底通过了。
当然，一个外交官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与其说袁世凯缺少力量，毋宁说他故意松了劲。
近来，袁世凯也摸到了李鸿章的脉搏。清廷的军备，有西太后在，就不得不原地踏步，无法向前。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必须靠外交手段突破难关。
“大敌是日本”，这就是李鸿章的看法。袁世凯还记得，在天津闲谈时李鸿章说过：“日本国虽小，却能拧成一股绳，全力以赴。日本要活动，就只有朝鲜这一条路，别无他途。俄国虽大，但与土耳其、阿富汗、中国等国处处接壤，对朝鲜使不上两只手，只能用脚尖。就像用脚尖轻轻地踢一踢似的，没有多大劲儿。样子像有劲儿，其实并不大，可用它威慑却最适合。我们要很好地利用它。”
最后一句话意味着什么？当时不十分理解，现在总算清楚了。就是说，打算把俄国当做看门狗，用来抵御可能全力向朝鲜扑来的日本。
在袁世凯看来，陆路通商不可能有太大的规模，不致损害中国利益。首先是因为朝鲜的购买力极弱，更何况袁世凯的外交本来就不重视经济方面，他也没有专门知识。
甲申年（1884年），英商的怡和洋行在上海和仁川之间开辟了一条定期航线。如前所述，日朝间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英国制造的棉布，日本从上海输入，然后再向朝鲜输出。从上海直接运到仁川，要比经日本转运有利得多。
然而，有一种更有利的“生意”，袁世凯掌握着，所以他不关心别的生意。这个“生意”就是利用水师搞走私。主要是从中国往朝鲜运鸦片，从朝鲜往中国运人参，由于不付税金，简直是一本万利。后来袁世凯所用的政治资金，据说就是在朝鲜任上积蓄的。
袁世凯在朝鲜，日本和美国对他的评价很坏，英国比较好。日本憎恨袁世凯，是因为有“甲申事变”的前隙，而美国憎恶袁世凯，是因为他对朝鲜政府傲慢无礼。
“朝鲜是自主独立的国家，不从属于任何国家。”美国这么看朝鲜。
与之相反，英国却主张中国对朝鲜应当更强硬地行使宗主权，因为它的夙敌俄国对朝鲜的渗透越来越厉害。
“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能让俄国在朝鲜为所欲为，中国应当更强硬些。”这是英国的态度。
关于朝鲜问题，各国的态度不一致。上述只是个概略。因时因事，各国态度也发生着微妙变化。
那么，朝鲜政府的情况如何呢？
“完全独立！”显然，这是朝鲜的悲壮心愿。随着列强的踏进，中国的“宗主权”渐趋暗淡，这对于朝鲜来说，当然是值得庆幸的。袁世凯硬要把本来只是名义上的宗主权变成实质性的东西，必然引起朝鲜政府的抵制。靠拢俄国，就是这种抵制之一。
1887年，朝鲜所采取的最为明显的抵制，就是向列强派遣使节。列强已经在朝鲜开设公使馆和领事馆，按理说朝鲜也应向列强派遣外交官。八月十八日，朝鲜政府决定派朴定阳赴美国，派沈相学赴欧洲各国。后沈相学患病，又改派赵臣熙。
袁世凯对国际政治力学非常敏感，可能要超过他的师傅李鸿章，但国际政治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却很少，甚至不大清楚外交官的身份原则。他虽然听说了朝鲜向外国派遣使节，却没有放在心上。
“对方来了人，我方若不去，显得太冷淡了。交际嘛，就该如此！”他的认识程度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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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自主之路（4）
“只有独立国才能派遣外交官，而非独立国没有外交权，属国没有外交权。”唐绍仪给袁世凯讲了一通国际政治学入门。听了他的话，袁世凯转动着眼珠子大叫：“不行，这可不行！”
朝鲜政府派遣使节，初时袁世凯以为只不过是一般的交涉罢了，当唐绍仪讲了重大的政治意见之后，他有些狼狈了。
朝鲜对外派遣使节，并非没有先例。以前往日本派遣过闵泳骏，事后报告清政府，袁世凯完全没有当回事。
“似乎还要搞先派后咨。”袁世凯一直没接到正式通知，只是偶尔从情报网得到一些消息。
“这么说不读国际公法是不行了……你能不能给我翻译出来？只把紧要的部分简单地、立刻能懂地……”袁世凯对唐绍仪说道。
“我给你分条写出来吧！”
唐绍仪整理了国际公法的要点，让袁世凯学习。
属国没有外交权，是国际公法的基本常识。缔结条约当然就是外交，迄今为止，朝鲜已同各国缔结了不少条约。
这也成为朝鲜并非属国的根据。缔结条约即外交活动，已经是事实。条约都是双方的，时至今日，如提出无效，就将是重大国际问题。
派遣外交官和缔结条约同属外交活动。一方面承认缔结条约，另一方面却不允许派遣外交官，岂不是自相矛盾？现实主义者的袁世凯已经预感到不可能阻止朝鲜派遣外交官了。他想：那就换个办法，对外交官的身份和行动加以限制。
具体办法是改变从前的“先派后咨”为“先咨后派”（先经清政府承认，后派外交官）。这样一来，朝鲜政府派朴定阳去美一事，只好延缓。
美国方面当然很不满意，驻朝鲜公使颠司莫致函袁世凯，对清政府的干涉提出抗议。内容是：一、美朝条约是两国在平等立场上签订的。二、条约规定互派外交官，其中并没有需要清政府承认之类的规定。三、朝鲜政府派闵泳骏赴日本时，清政府未加干涉，偏偏阻挠派遣美国，是何用意？
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公使颠拜也受国务卿之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中、朝两国虽有宗属关系，但只为两国之关系而已。贵国对朝鲜之内政外交，事实上业已承认其自主权，尔今限制其外交权殊难理解。”
事情变得麻烦了。
尽管是朝鲜问题，但事态一旦扩大，交涉就变成上峰的事，当然也要征求一下袁世凯的意见，但那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
朝鲜政府知道这时候应该对清廷做些什么，那就是在体面上多动动脑筋。于是，特派礼宾司主簿尹奎燮去天津，郑重陈述事情原委，恭请裁决。
清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体面”问题，朝鲜政府深知这一点。清政府要求把派赴美国的外交官朴定阳的“全权公使”改为三等公使。
向美国派出外交官的最大目的，在于宣扬独立自主，何况朝鲜和美国之间没有多么大的悬案。为此，必须争得“全权”这一头衔，否则，好不容易的一次派遣，将会减去一半效果。
尹奎燮在清廷顽强地坚持：“根据条约，双方互换外交官。美国驻朝鲜公使是全权，而朝鲜也应与之相同。由于我国经济贫困，不便与之对等交往，一俟递交国书任务完成后，朴定阳立即归国，其后，以一等书记官代理公使，以节约国库开支……”
清政府终于被说服，承认了“全权”，但提出三项附带条件：
一、朝鲜外交官到达外国时，须先向那里的清公使馆报告，会同清公使齐赴该国外交部。其后诸事，可不受拘束。
二、宫廷、国家的正式仪典、集会等，朝鲜外交官应跟随清公使之后。
三、外交中的重要事项，朝鲜外交官应首先同清公使磋商。
朝鲜政府痛快地同意了。第一、第二两条只是个体面问题，第三条的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