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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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贸天阶、新城国际、财富大厦这样的钢筋、玻璃结构中。老婆婆或许这辈子也不会去喝一杯45元的卡布其诺，但她们与身旁餐馆里传出来的爵士乐相处愉快，在浑浊的空气里畅快的呼吸，旁边工地的敲敲打打声仍不时传来。
每当此刻，我就不禁感慨，需要有多么坚强的肺部、多么坚定的内心、多么强壮的胃，才能在如今的中国有条不紊的生活，诱惑与变化、断裂与不安，都是如此显著，人们既减少了很多束缚，也失去了更多的保护。
这也是我们那晚谈话的主题。和我坐在一起的《生活》杂志的同事们。我们先是提到了包子的问题，几个星期前，北京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宣布的一个惊人的消息，北京东区的一个早点摊位的小贩，将纸箱经水浸泡后掺入肉馅，制成包子。这位记者用DV机拍摄了制作过程，该台的《透明度》栏目随即播出了这一节目，接着它被中央到地方的各种电视台、报纸所转载，旋及带来了普遍性的焦虑。
食品安全的危机在过去十年的中国频频发生，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食用装过有机锡油桶中的猪油后、食用带有甲胺磷农药残留的蔬菜、劣质奶粉，与这些人命关天比起来，更多的事件隐藏起来，报告文学作家周勍发现，在广州的一个饲养甲鱼的池塘的底部有厚厚的一层没有化开的避孕药，它们可以使一只2斤重的甲鱼的生长期从2年缩短2、3个月。而至于在厕所旁制作出的哈根达斯冰激凌，用霉变豆粉和水分超标大豆生产的维他奶的新闻，也同样不时传出……
尚待成熟的国家（2）
“纸箱包子”为这一连串事件增添了新的内容。它引发了更强烈的关注，因为它发生在2007年的北京——它与1年后北京试图给世界呈现的形象如此格格不入，而且它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景象……它也裹携在一个令人越来越不安的趋势中，从牙膏、玩具、轮胎及海鲜食品，美国、欧洲、日本、加拿达这些进口国发现，中国制造不仅是廉价，而且可能是有害的……
我是个迟钝的信息接纳者，当我得知这则新闻时，它的形式已经急转直下。它被宣布是造假的新闻，那位记者为了留给观众更深刻的印象，而授意小贩创造了这个景象。它还引发了北京电视台的一场人事振荡，对于新闻业的职业操守的命题再次被不断讨论——这是个多么滑稽的命题，当我们的新闻业从属于宣传领域时，你怎么指望它具有独立的品格。
这位叫訾北佳的记者，随即就像被处决的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一样，成为中国日益令人担忧的食品问题的象征——危机从边缘向中心城市蔓延，从中国向世界蔓延……
而在他们的背后，则是社会信任网络的坍塌。政府的政策不值得信任，媒体的声音不值得信任，大学教授不值得信任，门口菜市场的活鸡也不值得信任了……
但是，人们似乎仍在其中生机勃勃的活着。傍晚穿过西直门北面那个路口时，高架桥下的那片空地上总是挤满了跳舞的人群，一个四喇叭的播录机打破了头顶上的车流的噪音，人们跳起舞来；深夜经过白颐路的建筑工地两旁时，我看到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大排档，人们坐在凳子上、蹲在马路边喝酒、咀嚼、聊天，低矮的桌子与旁边尚未竣工的水泥大楼，铁锅里热气腾腾的蒸汽和被挖开的路面所飘出的尘土，还有水泥路面上的青菜叶子、啤酒瓶子，都散发出让人心醉的气息，夏夜的北京，它甜蜜且温暖，粉尘与喧闹都暂时遮蔽在夜色里了，人们可以在一片丑陋与脏乱之上，依旧享受生活，哪怕仅仅是一个夜晚也好。
我对这些景象的感触矛盾重重。不知是日渐苍老，还是日益成熟，我对于事情的判断越来越犹疑，而不是坚定。如果两年前听说到假包子的事件，我会斩钉截铁的分析其背后的意义——政府的失效、媒体的失效、国家电视台的运行机制、公众对流言的轻信、社会资本的衰竭……
但现在，我越来越不愿意加入这样的讨论。我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结论、可顶替所有责任的批评对象，或许也因为内心深处越来越强烈的矛盾感。我相信，如果和訾北佳、郑筱萸深入谈一次话，你对他们的行为的理解也会和之前大不一样。
知识分子喜欢使用很多名词，“后共产主义”、“道德崩溃”、“社会资本”，我们经常将复杂问题一股脑的塞进一个概念中，然后心满意足的认定自己找到解决方案。但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
个人的行为总是与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你分不清是谁改变了谁。我从前经常将问题归咎于体制，那些制度毁坏了个人品质。但是，谁又不是这些制度的一部分，当你既然心安理得生活在制度中，又像旁观者一样进行不留情面的批评时，你的批评显得不无虚伪；况且，那些被你同情、被体制所伤害的个人，他们就真的那么无辜吗，当他们获取对应的权力时，会有更好的表现吗？或者是，当你一心想为他们的生活状态感到同情时，他们其实在其中自得其乐，他们似乎总能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今天的中国人的确被卷入了一场冒险的生活，它的刺激程度，与对应的不安全感同样显著。欧洲与美国的社会学家会拥有“风险社会”、“后现代社会”的理论，无处不在、日益加速的技术进步、市场力量，摧毁了那些昔日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宗教、社团、家庭、古老的习俗，新事物的超越了理解范畴，变化的速度太快了，转基因食品昨天还是好东西，今天就成了有害物。
但在中国，这场冒险或许更为惊奇。三十年前生活在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氛中的中国人，突然间被抛入一个“人人自保”的时代。之前，人们用集体、党组织，取代了家庭、宗族提供的安全纽带，而现在金钱似乎变成了最后的安全稻草。我们似乎生活在这样的尴尬的地带——政府不再提供昔日的保护，却仍旧保持干涉你的生活的权力；而个人虽然获取了部分自由，但这自由的代价却过分显著，它牺牲掉了社区感、家庭观、伦理，同时它又没自由到你可以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想……
就像沉默、忍耐是昔日的农民对抗动荡、压迫环境的武器，那种无处不在的犬儒哲学、对日常生活挫折感的安之所素的态度，也像是人们寻找到情感出口。就像餐桌上的我们，一面在谈论一起起食物造假事件，一边毫无心理障碍的吃着新上的菜，生活中令我们焦虑的事情、诱惑的事情都太多了，肮脏的空气、不洁净的食品还不是迫在眉睫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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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老虎引发的联想（1）
现在，人人都在谈论那只可能藏身秦巴山中的老虎。在大片树叶的衬托下，它的面孔严肃，眼神忧郁，身上本应暗淡的色彩显得过分斑斓。将它这一瞬间呈现给公众的是一位叫周正龙的本地村民。在他所居住的文彩村，他以老猎人的身份闻名，其历史可以上溯到10多岁跟着父亲上山。52岁的他像中国所有农民一样，经历过种种急剧的政治与社会变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革命、联产承包责任制……他有条不紊的生活，结婚、生儿育女，目睹着山上的野兽越来越少了。当席卷全国的农民工潮到来时，他还前往过上海和湖北打工。短暂的冒险没给他的生活带来太多的变化，他仍旧回到家乡，和老婆在四亩田里种些蔬菜，到县城里卖，偶尔上山打打野猪、麂子。
周正龙，就像他所在陕西省最南端的镇坪县一样，是辽阔的中国版图上，沉默的绝大多数。但到了2007年10月12日，一切彻底改变了。在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上，这位老猎人将拍摄到一只老虎的过程告诉了全神贯注的听众：慢慢爬到距离老虎不到20米的地方，用傻瓜相机抓拍了71张照片，当闪光灯闪过，老虎吼了一声就消失在密林中。
这张老虎的照片，随即被广泛地刊登于报纸和网络上。它立刻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它是一只野生华南虎。1950年代初期，中国大约有4000多只华南虎，但如今只有散布在全国十几家城市动物园中的不足70只，超过30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没有关于野生华南虎生存的记录，它很可能已经绝迹。中国其余的三个老虎类种，东北虎、孟加拉虎、印度虎都是从华南虎分化出来的亚种，华南虎的灭绝对物种的完整性和科学研究都造成重大损失。
对科学的好奇心没有维持得太久。这张疑点重重的照片，迅速演变成一场真伪之争，然后它就变成了一场情节不断进展的肥皂剧。大批记者蜂拥而至这偏僻的陕南小镇，支持或戳穿周正龙的发现；互联网上则是没完没了的“真的，还是假的”的辩论，一些聪明人发现华南虎的照片与旧年画一模一样；各路专家纷纷表态，但是给予最初肯定的官方评价体系却保持着一贯的沉默与谨慎……在秋天缓缓地转向冬天的2007年的中国，人们暂时从十七大文件的学习、无节制的奥运热潮、汹涌的股票市场中抽离出来，进行一场热烈、安全、毫无价值的公共争论。在12月的第1天，我听到关于这只老虎的最新消息是，一家网站正在邀请李昌钰来鉴定这张广为流传的照片的真假。作为全球顶尖的鉴识科学家，李昌钰被誉为当代的福尔摩斯，他的履历表上排列着辛普森杀妻案、克林顿诽闻案、台湾“三一九”枪击案……这只年画式的华南虎将要位居其后吗？
最远只到过上海的周正龙，如今成为了全国性的人物。这让我想起了吴苹、杨武夫妇。大约8个月前，这对极富表演能力的夫妻站在重庆市杨家坪鹤兴路17号那座孤零零的小楼的平台上，挥舞着国旗，迎接着来自四方的媒体。从上空俯瞰下去，四周已成为空空荡荡的工地，这座拒绝拆迁的房屋像是海洋上的孤岛。这张照片一开始在网络流传，接着进入了全球媒体的视野，造就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的名称。
如果这个名单继续排列，它还有纸包子事件、厦门PX项目的风波，富士康公司与《第一财经日报》的官司、胡戈与《无极》、朗咸平的改革言论、芙蓉姐姐，宝马案、木子美……这些事件有着明显的差异，一些具有令人鼓舞的社会进步意义，而另一些则仅仅是无聊情绪的释放。但是，它们都有着相似的传播与影响方式。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只老虎引发的联想（2）
一开始，它只是个微小的事件，其中的人物并非是新闻人物，但这一事件一定蕴涵着某种强烈的对比，可以被简化成两种相对立的结论。这一事件最初在网络传播，然后突然性地成为社会话题，然后它就会像一场大规模疾病到了临界点一样，突然性地卷入无穷多的社会能量，似乎人人都在谈论它，并强调自己的立场。但很快，这种势头开始衰落，人们开始疲倦、兴奋点转移，它迅速被遗忘，以至于它在几个月后偶尔被提起时，却恍如隔世。
这真是个有趣的转变。三十年前，对于任何一个来到中国的外来者来说，除去千篇一律的蓝制服，他们还会被中国人的沉默所震惊，人们不敢表达自己想法。但现在，如果他能阅读中文，看到Sina与Sohu的博客与论坛上的言论，肯定会发现我们是个多么好争论的民族。但你触及到一些议题时，人们义愤填膺、不惮使用最富感*彩、最粗俗的措辞。
社会变化的速度令人匪夷所思。1996年，我第一次拨号上网，耐心地等待着《花花公子》网页的出现；1999年，我参与一家dot公司的建设，非常诧异的发现那么多人竟然喜欢在BBS上留言；2000年，我第一次使用Google搜索；2001年，我开始习惯在Sina上阅读新闻……那时，我和很多人一样有着朴素的信念：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受困于信息匮乏，政治权力控制着信息渠道，而普通人对此深感无力，如果能获得通畅的信息，公众会变得更有力量，中国社会将逐渐走向一个更多元的格局。从加州到来的互联网精神，不正是反叛权威、多中心的代名词吗？
这种期待的变化的确发生了。2003年前后，我意识到新浪正在获得比传统的电视台与报纸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伴随着上网人数的增加而继续提升。在我去寻找到一家ISP公司购买的15元一小时的上网服务的1997年，中国大约有62万名上网用户，2003年7月时这个数字增加到6800万，而今天，它则超过了亿……手机、即时通讯、ipod、Secondlife这些新玩意，使着网络变得更立体、强大、富有娱乐性。我总是好奇，当如此庞大的人口开始越来越习惯在网络世界获得资讯、购物、*、交友、游戏、表达主张时，这个国家会变成怎样的新面貌。
如果你曾身经那个匮乏、封闭的年代，你会欣喜于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你不再仅仅依靠几份报纸、杂志和中央电视台来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国家，信息的垄断也越来越困难了，一个不知名乡村一起案件也可能引起全国性的关注；你也会发现网络给很多人提供了长期饥渴的社区感，家庭的纽带、单位的人际关系已经越来越弱化，但很多人在上对一本书的探讨，汽车论坛上对一款车的钟爱，发现了共鸣，人们重又借助五花八门的借口聚集在一起；你甚至可以体验到公共舆论的力量，在厦门的PX项目中，本地人借助网络信息达成共识，并将虚拟的力量转化成实际的行动，他们走上街头，并使这个庞大的化工项目终止，而重庆那对夫妇则在万众瞩目中获得了更多的赔偿，太湖的污染问题也因此得到了新的关注……
但是在互联网世界，每有一次PX项目事件，就会有一个芙蓉姐姐式人物出现。我们似乎刚刚看到了借由网络生成的公共舆论的进步力量，又同时看到这种力量变得不可节制、低俗化。而且，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向已经展现出来：一方面在网络上聚集的舆论力量没有转化成真正的社会进步，它经常是兴表演式的，它瞬间即逝，似乎是围绕着媒体象征而突然短暂的炫耀，参与者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