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中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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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这两个封面人物都声称皈依基督教，这样一些与基督教相关的中国政治强人，自然会更加吸引了卢斯的目光。19、20世纪之交时，父亲以传教士身份出现，孜孜不倦于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古老的东方，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皈依基督；卢斯则在20世纪20至50年代的数十年间，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抱有极大兴趣和偏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判断。也许他对中国终于出现了信仰上帝的政治强人而兴奋。在幻想着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梦境中，他无疑还是和父母站在了一起。
冷战期间，卢斯一直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即便在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他依然予以关注，曾到台湾和金门访问，并在1955年仍把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不过，这却是最后一次。
卢斯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中国情结，一直决定着他以个人的方式关注着中国。
1955年，卢斯大胆提出一个积极的计划，以缓减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紧张状态，推进美中关系的良好发展，同时拯救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摆脱灾荒和饥饿。他建议美国向中国派出“组织起来的最强大的经济援助”。美国应该提供为期10年的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从而改善共产党中国的生活水准。卢斯的计划包括制定一份妥协方案，既能包容国民党的观点，又能与共产党中国调和。卢斯关心的是共产党致力于一夜之间实现工业化中国的目标，有可能会造成粮食资源的紧缺，从而引发可怕的饥荒。他要避免“一次重大的人类灾难”。然而，没有明显迹象表明政策制定者们认真地对待过他的建议。（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267页）
1948年之后，卢斯本人关于中国的谈论或写作很少，一直到1965年。这时，他同意美国有必要制定一项新的对红色中国的政策。这一转变时期激发卢斯提出一个新的“跨太平洋对话”的概念。1965年12月3日，他在旧金山以此为题做过一次演讲。他回忆说：
封面中国 第一章（10）
今天，东方和西方之间对话的范畴较之不久前的年代已有广泛的拓展。当我在耶鲁大学念书时，学校里只有一门关于东方史的课程，时间为一两个小时，听课学生只有6位。这一状况在发生珍珠港事件时也没有太大改变。当时，整个美国几乎只能找到20多位亚洲专家。而今天，据亚洲学会会长、前驻泰国大使的统计，至少有200位专家，并说这一数量近年内会成倍增长。（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279页）
与此同时，卢斯希望能亲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通过中国在伦敦的大使馆申请签证，但直至去世他也没有接到答复。毫不奇怪，在中国当时的局势下，他这样一个人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关于卢斯与中国的关系，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远非几句话能够阐述清楚。即便是他的同辈朋友和共事过的《时代》编辑，研究他的专家，在不同时期的专论中，对他的评说也各有差异甚至迥然相反。在40年代，《时代》的几位著名记者如白修德等人，70年代《卢斯和他的帝国》的作者，都批评过卢斯，认为在40年代末期美国“失去中国”的历史事件中，卢斯乃至他的杂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看法过去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声音，但1990年出版的《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则持不同看法：
从90年代的观点来看，卢斯关于中国的判断，看上去并非太错。他对中国人的理解，对蒋（介石）的窘境和毛（泽东）的行为方式的理解，远比白修德、斯万贝格以及无数谴责过他的中国观点和编辑方针的批评家都要清晰得多。遗憾的是，卢斯未能看到1986年1月《时代》年度人物选定邓小平以及对他的改革政策的报道，也没有看到西方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革命的重新评价。不过，如果他看到了，他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解读一个历史人物实在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何况是拥有《时代》、《生活》杂志这样一个媒体帝国的卢斯。在本书后面关于中国封面人物的内容中，他仍是不可或缺的背景，在对一个个人物的描述中，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会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
在1965年发表的旧金山演讲中，卢斯引用了英国诗人吉卜林的一首诗：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两者永不会相遇
直到大地与天空并立在
上帝伟大的审判席上。
卢斯感慨地说：“有的人可能会说吉卜林的这一名句被20世纪的诸多事件证明已经过时，我则要说，东方和西方的接触只不过刚刚开始。”
他的感慨没有过时。在21世纪刚刚开始时，中国与美国，中国与西方，又开始了新的接触——一个与100年前完全不同的接触。世界格局、双方状况、不同群体的心态都已发生变化，但纠缠过历史的种种困惑，依然在把人们纠缠；新的、难以预料的问题正在发生并且还将发生。
它们还会将双方拖进总也走不出的困境吗？新的100年该如何走过？且留给22世纪去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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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二章（1）
一个中国军阀的肖像，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照片下面有两行说明：
GENERAL WU（吴将军）
“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
吴将军就是吴佩孚。照片拍得很艺术，光头吴佩孚，身着戎装，脸微微朝左，两眼炯炯，凝望前方，看上去踌躇满志，胸有成竹。“将军”在这里译为“大帅”，更为妥帖。吴佩孚——当时人们习惯称他为“吴大帅”，与他对立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则被称作“张大帅”。
此时吴佩孚作为一代枭雄，其威名正处于巅峰。他所控制的直系势力，北至山海关，南至上海，影响着大半个中国。9月8日的这一期《时代》出版时，在中国南方，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为争夺上海控制权，正在上海爆发江浙战争；在中国北方，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北方控制权，第二次直奉大战一触即发。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吴佩孚率领直系军队大获全胜，奉系军队撤回关外。此次，吴佩孚再度坐镇北京，调遣25万大军与奉系交锋。即便远在美国，《时代》的创办者卢斯也很清楚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队统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握有重兵、左右政局的举足轻重的强者。
本期《时代》以吴佩孚为封面人物，主要报道的不是即将爆发的直奉大战，而是在上海周围发生的江浙战争：
开战？
上周，中国面临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在中国漫长海岸线中部的两个濒海省份江苏、浙江，军队正在交界区域频繁调遣。有报道说战斗已经打响，但未得到证实。
围绕这一战事，《时代》介绍了双方有关的三个军阀：
齐燮元将军，江苏督军，吴大帅的朋友。
卢永祥将军，浙江督军，曾任淞沪护军使。齐将军的敌人。他约57岁，在任浙江督军之后，他曾任命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而上海并不在他的地盘上。
何丰林，任位于江苏地盘上的上海淞沪护军使，约47岁，受卢将军的指挥。
“督军”这一名称本已不存在，但《时代》沿用旧称。不过，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国的这一特殊历史称谓，《时代》特地做了注解：“督军是省的军事统治者，或者说，更流行的称谓是军阀。他们是满清的一批总督后转而赞同共和，且权力未变。准确地说，现在已没有督军，此官位已在1923年取消。”从这条注解可以看出，《时代》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估计应是卢斯本人所写。但注解一处有误，督军这一官职在1914年取消，改称将军，而非1923年。
《时代》对于江浙战争的背景做了这样的介绍：
当下中国麻烦事件发生在上海。
此次动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每一种中文表述均有多样的、复杂的政治含义。
紧迫事件是齐将军想控制上海。他认为上海的军事长官必须由他任命。他曾想以和平方式逼迫何将军辞去淞沪护军使一职，但现在却改用军事手段，这使他与卢将军发生矛盾，因为卢同样想控制上海。
这一争执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漩涡。督军们常常精于在他们自己的省份保存实力，不同派别的形成，大部分归于各自的嫉妒。督军们所掌握的巨大权力显然是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此种情况下，中国更多只是一种地理概念而非一个国家。“中国最强者”吴大帅统治中部，孙逸仙博士统治南方，张大帅统治北方，相互之间的战争完全摒弃了多年的政治努力，而使国家陷入了年复一年的战乱。
其实，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此时更让他们密切关注的，不是直奉大战一触即发的山海关，而是上海。这里是远东最大的通商口岸，这里有外国租界和数以万计的外国人，江浙战争一旦打响，列强诸国的商业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外国公民的生命是否会受到威胁？这些问题才真正牵动着他们的神经。《时代》报道说，英国驻华公使、北京的外交使团团长麦克利（Macleay）向中国外交部送交照会，提醒中国政府要负责外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伤害。照会称：“我们大英帝国、日本、法国、美国的全权代表，获知江浙两省统治者之间正面临爆发战争的危险。我们有责任重申和强调中国政府在目前危机中至为重要的严肃职责，避免上海一带所有外国人的生命与财产受到任何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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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二章（2）
《时代》还报道说，随着上海一带战事的一触即发，已有列强的10艘军舰派驻港口，在该城中心地带及周边地区巡逻。英国海军的安德森将军被任命为外国联合舰队司令。舰艇包括美国4艘、英国3艘、日本3艘。
对于战事发展的前景，《时代》以“和平”为小标题做了介绍，从内容看，他们深谙中国军阀混战时期的国情：
常常听说金钱会使中国的一场内战停息。以此观点来看，也许上海的商人们会促成战斗一触即发的军队之间达成协议。不过，成功的机会据说不大。
还在努力使交战双方各从前线后撤，在上海周围形成了一个中立区，但不知这些努力能否成功。
正是在此背景下，世界关注着中国，也关注着吴佩孚。吴大帅就这样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一个中国人。
二/八方风雨中风光一时
一个巧合，吴佩孚和《时代》周刊的创办者卢斯，两个人居然都出生在中国山东的登州（今蓬莱）。吴佩孚，1874年；卢斯，1898年；时间相距24年。
吴佩孚1896年在登州考中秀才，1897年离开家乡前往北京，投笔从戎，开始闯荡天下。卢斯的父母则在吴佩孚离开登州的这一年来到登州，几个月后卢斯在1898年4月出生。吴佩孚虽不可能与卢斯父母见过面，但他对登州城里的传教士们应该是熟悉的。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吴佩孚曾在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学校——文会馆就读过，但只是肄业。在他离开登州后，卢斯的父母前来掌管的恰恰就是文会馆。
尚不得知，卢斯1912年与父母一起离开中国时，是否听说过吴佩孚这个名字，此时的吴还只是曹锟部下的炮兵团团长，没有太大的名声。不过，12年过去，到了1924年，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尽管有可能此时卢斯已经知道吴佩孚是登州人，但《时代》选定他为封面人物，显然不会为此。
自袁世凯1916年去世之后开始的北洋军阀时代，一个又一个风云人物跑马灯似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黎元洪、孙中山、张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但到了20年代初，真正引人关注且前途被普遍看好的莫过于吴佩孚。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鲍威尔（John Powell），曾多次采访过吴佩孚，在他的印象中，吴佩孚颇有才干，他甚至认为，与其他军阀相比，吴佩孚更有可能统一中国。他写道：
从1922年到1928年蒋委员长建立南京政府之前，是中国的军阀混战时期。在这一混乱阶段，吴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一个能干而有个性的人物。吴总是让访问他的外国人大吃一惊，因为他的面貌，很不同于一般的华北人氏，有一嘴短短的红胡子，长脸高额，鼻相很好。比起别的军阀来，他受的教育要好得多，是得过功名的前清秀才。（《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88页）
看重吴佩孚的能力与实力的不只是鲍威尔一个人，在1922年更为重视他的则是来自苏联的特使——越飞。
1922年8月，越飞来到中国，在前往广州与孙中山见面之前，曾率先与吴佩孚接触，试图与之合作。显然，苏联需要支持一个与他们合作的中国势力，进而控制中国，以与日本对抗。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函吴佩孚，满纸溢美：“……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政治家的老练果敢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的智慧集于一身。”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将军自洛阳吴佩孚总部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苏联国内拍发绝密电报送呈斯大林禀报情况：“（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这便是20年代初期声名赫赫的吴大帅在世人眼中的分量。不过，越飞的赞美并没有促成吴佩孚与之合作。《文武北洋》的作者设问得好：如果吴佩孚当年接受了越飞的建议而与苏联合作，越飞还会南下去广州寻求与孙中山的合作吗？那么，现代中国的历史很可能将是另外一种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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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二章（3）
这里暂将苏联与中国关系的复杂处、玄妙处，留待以后集中叙述，且把目光先集中在吴佩孚身上。1924年的吴佩孚正好50岁。4月，数千宾客云集于他在河南洛阳的大本营为他祝寿，其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