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中国-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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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1931年6月，张学良在沈阳的兵工厂生产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辆载重卡车，在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兴起之时，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再次昭彰东北的工业实力。这也就难怪《时代》以《在轮胎上》为题，报道了他的这一成果：
据传，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元帅，上周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坐了起来并露面。伤寒病愈的张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由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载重汽车，历史性地在他的沈阳大型兵工厂里完工。
张的载重汽车的发动机、齿轮及其他复杂的部件均从美国进口，但他的兵工厂自己生产钢材、车架、散热器等简单部件。一位发言人谈到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载重汽车：
“这是100型的，我们计划建立一条生产线，每月生产5辆，每辆车的轮胎载重量为1万磅（约5吨——引者注）。我们还将每月生产10辆75型的，每辆轮胎的载重量为7500磅。（《时代》，1931年6月22日）
然而，就在“九·一八”的晚上，随着北大营的被占领，张学良的停放在沈阳机场的数百架飞机、刚刚生产出载重汽车的兵工厂，都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
具有一定实力的张学良，“九·一八”的晚上为何决定放弃最低限度的抵抗，他自己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争议》，《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3月28日）他的这一回忆，与他在“九·一八”之前的思路是吻合的。1931年9月6日，张学良曾给留守沈阳的省主席臧式毅等人发去这样一封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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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五章（12）
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从电文看，张学良对日方可能进行挑衅有预感，“不可与之反抗”则是他的指示，这显然与蒋介石的思路和主张也是吻合的。这一电文对沈阳当局在9月18日晚上决定放弃抵抗显然起到了直接作用。《时代》也报道了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的决定，说：
深知自己的军队根本无力与日本抗衡，精明的张学良元帅欲尽量赢得世界的支持。他命令自己的满洲军队放下武器，不抵抗日本军队。他在病床上签署声明。（《时代》，1931年9月28日）
放弃抵抗，张学良晚年称与自己的判断失误有关，这有一定道理。我还同意专家曾景忠的意见：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是将“九·一八”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前者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这未免将蒋张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东北易帜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当时国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时亦是如此。……张知道如果此时抵抗必败，他在东三省的势力以及在国内的地位将不保……会宁愿采取这样的政策。（《“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争议》，《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3月28日）
抵抗必败——这是1931年张学良的忧虑与惧怕；保存实力——这是作为继承父亲统治权的少帅必然要考虑的现实。在这里，我想还有一个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也值得关注，这就是两年前的1929年，为争夺中东路控制权，张学良与苏联之间爆发的大战，即有名的“中东路事件”，在这场军事冲突中，张学良惨败。
与张作霖在日、俄间多年周旋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相比，年轻的张学良更有资格被称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热情的爱国主义者。1928年，他宣布东北易帜，归属南京政府，一夜之间东北挂满青天白日旗，军阀长期割据东北的局面第一次得到改变，堪称自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重大事件。1929年，张学良又决定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路控制管理权，他的爱国主义者声望顿时得到更大提高。
中东路，即北满铁路（从长春经哈尔滨至满洲里的铁路），1905年日俄战争后由俄国控制，苏联成立后继续维持这一现状，仍由苏方派人担任铁路局局长和副局长，管理人员也多由苏籍人士担任。1929年7月，张学良下令解除苏方人员职务，改由中方人士担任，将苏方被解职人员驱逐出境。苏方随即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方恢复原状，并说“将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障它的合法权益”。张学良毫不退让，并将苏方员工1200余人押解至哈尔滨关押。美国记者鲍威尔称“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敢于采取如此有力和果断的排外运动”。
就在张学良即将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外交家顾维钧正在欧洲旅行，观察世界政治趋势。在巴黎，在和一些欧洲政治家交谈中，他特别关注他们对苏联军事能力的看法。根据他对张学良的了解，他估计张学良很有可能对苏联采取强硬手段，而这是他所担忧的轻率之举。后来他这样说：
张学良无疑是个爱国者，对日俄两国的政策都特别怀疑。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和从我个人所收到的书信来看，张少帅关于苏俄对他在满洲的积极政策可能作出的反应的估计是相当不现实的。记得有一次我和贝特洛先生谈话。他是法国外交部的政务司长，对法国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他暗示，中国应当小心谨慎，少帅更应该特别小心，因为少帅首当其冲，并负责处理苏俄的问题。他说苏俄的军事潜力还很小，不能用欧洲任何一个强国的标准来衡量。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满洲的军事准备情况，如果采取任何行动挑动与苏俄的战争，那就是个错误。由于西欧和美国对于苏俄仍旧抱有成见，苏俄必须采取克制政策，在西方，苏俄一定不会挑起任何冲突。但是苏俄对远东特别是对满洲的态度就不同了。据他从官方的和非官方所得到的报告，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满洲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是绰绰有余的。（《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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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五章（13）
法国外交官的预测和顾维钧的担忧很快将被证实。
顾维钧还认为，促使张学良热情高涨、铤而走险与苏联发生冲突，很可能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因为张学良做出以上决定时，蒋介石的几个高官正在东北：
对付少帅则用外交手段。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06页）
1901年出生的张学良，1929年还不到30岁，他当然没有想到国际纠纷和###交织一起的复杂性。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没有父亲老练和狡猾。
中东路战争终于爆发，历时数月。到前线采访战事的鲍威尔这样描述战况：
战争在满洲的东西边境，沿着中东路很快爆发。在满洲里，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大约8000名士兵丧生。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绥芬河，几乎被苏联的大炮和飞机夷为平地。而位于松花江口的城市拉哈苏苏，与伯力隔着黑龙江遥遥相望，在被飞机轰炸后成为一片焦土。两艘停泊在江上的中国炮艇，也被苏联飞机炸沉。……在我们那艘汽船后面，还有另外一艘汽船，船上全是中国政府方面的官员，结果遭到苏联飞机的扫射，死伤惨重。（《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67—168页）
惨败是张学良绝对没有预料到的，这对他的情绪、心理是一重大打击。在“中东路事件”期间，张学良邀请顾维钧来到沈阳担任他的顾问，顾维钧亲眼看到了“中东路事件”开始时那个热情高涨、乐观自信的少帅，在惨败之后又一下子跌落进沮丧的沼泽。张学良一时再也不敢与实力远远超过于自己的日本或者苏联对抗了，哪怕感情上他依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九·一八”放弃了抵抗，也就丢失了自己的家园，更击碎了所有中国人曾经对他的赞誉和希望。“不抵抗将军”乃至“卖国贼”的唾骂，一时间成为笼罩他身上的阴影。将近一年之后，1932年8月8日，张学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一番剖白，说得诚恳而感人：“余反躬自问，再三思维，近年来误国之处甚多，使政府长官耽忧，致部属朋友受累，更陷自身于痛苦，皆是自己年轻，少读书，天性憨直，凡事误于坦白，缺乏政治阅历。只知爱国之成见，不计世道人情，致生许多困难。余素常不自明了，不知爱国之辈，其理由安在，今日余知其中之滋味矣。”
他不得不宣布“下野”；他的东北军不得不成为蒋介石用来围剿共产党的力量，并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点点被消耗掉实力。笼罩心上的沉重阴影，只有到1936年12月12日，他在西安“兵谏”蒋介石、做出惊人之举之后才能消散。哪怕他为此将付出数十年失去自由的代价，但他却以这一特别方式，完成了历史形象的自我塑造。
2001年，张学良在101岁高龄时病逝于美国。斯人远去，百年功过，留待后人评说。
我在沈阳寻访时，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张学良当年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载重汽车的兵工厂旧址。兵工厂历尽沧桑，功能依旧。日军占领沈阳后这里仍是兵工厂，现在，它还是工厂。走进去，友人告知，偌大的厂区如果步行需要几个小时。路过几处车间，说是张学良时代的遗迹；工厂入口处有一幢楼房，近似于当年日本总领事馆的建筑风格，也是绿色屋顶，它们则是日军占领期间修建的办公楼，一直保留至今。
七/“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的冲突
中国人愤怒了。
“抵制日货！”这是首先发出的声音，也是可以一下子在各地展开的共同行动。既是愤怒的宣泄，也是一种姿态的表示，更有很多人认为抵制日货，制裁日本，能够起到打击日本经济、削弱日本军事力量的作用。当愤怒把民族情绪点燃之后，主动也好，被动也好，有作用也好，无作用也好，实际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遭遇“九·一八事变”的国难时刻，每个人都需要、也必须以各种方式表明其立场和态度。于是，抵制日货的浪潮，顿时席卷中国乃至世界各地。
封面中国 第五章（14）
1931年10月26日，当《时代》选择蒋介石、宋美龄作为封面人物时，“抵制日货”浪潮成了报道中国局势的背景之一：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
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员”处以罚款，惩罚他们卖日货的罪行，“罚金”达10000墨西哥元（2500美元）。凡是被处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让他们在里面挨饿。这种怪异的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四分之一民众的舆论。
成千上万的城市与乡镇，爱国者汇成一个整体，发出如下神圣的誓言（由中国首都南京的全部师生宣誓过）：“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
在安大略温莎的白人，吃惊地看到400名加拿大华人采取波士顿茶叶党同样的举动，集中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浇上汽油，由温莎的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 Lee，音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柴堆。在太平洋之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时代》，1931年10月26日）
《时代》的报道为我们了解当年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的概貌，提供了生动画面和细节。慷慨激昂的积极分子在严厉斥责；被处罚、被关押的商人们在无奈地哀求；南京的师生们在神圣地宣誓……这些发自民间的声音，与9月18日柳条湖的爆炸声、东大营的枪声以及张学良的叹息与呼吁，混合一起，渲染出1931年中国的悲情。
1931年中国民众的愤怒是必然的。我收藏有一本1927年8月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原名《中国近时外交史》，刘彦著），此书附页上刊有该书店出版其他图书的介绍，其中多种与日本有关。《日本并吞满蒙论》由日本的细野繁胜撰述，出版社将这样一本鼓吹日本应该占领满洲和蒙古的书翻译出版，正是借此向国人发出警示。
“日本人野心大暴露”——这是该书广告的标题。广告写道：
据著者的意思：中国并非国家，中国人是万恶所归的下贱劣种。所以本书的结论，对全中国则谓应归列国共管，对满蒙则应归日本占领。但是它怕列国妒忌，于是假借满蒙对列国开放之名以售其奸。照历年日政府声明满蒙欢迎外资，及最近田康庄在美所宣传，更足证明著者所云，并非一人之见解，实为日本之国策。——我素视和平如生命目战争为罪恶的中国民众啊，对于野心蓬勃的日本，真不可不加紧抵御；对于暴露其野心之本书，尤不可不深切注意哩。
不幸的是，四年之后，广告词中的忧虑成了残酷现实；“不可不加紧抵御”的警示，则变成了“抵制日货”的实际行动——激烈对抗情绪中分明有深深的悲哀与无奈。
在这样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