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中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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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登州相比，在今天烟台市的芝罘区更多地保留了一些百年前的老建筑。走在海滨，一幢幢欧式老房子正陆续修葺。依次走过，俄国领事馆、比利时领事馆……还有一个天主教教堂。我没有找到英国寄宿学校。不知它位于何处？是在海滨，还是在芝罘岛上？当年的建筑和校园尚在否？且把它留给以后的寻找。
怀揣卢斯传记，穿行于老房子之间，看着大海缓缓起伏，即便没有找到学校旧址，也没有太大的遗憾。人与事，光与影，一切都在变化，唯有眼前的大海如同百年前一样潮起潮落，起伏不止……
三/教育梦：西方传教士的历史尴尬
从小参加弥撒，5岁学会即兴布道，虔诚的传教士父母，在华西方传教士生活圈里的十几年亲密接触……这些经历并没有使卢斯选择与父母一样的生活方式。他充满着对世俗生活的极大热情，对商业与新闻有着更大的兴趣和超人的敏感，他注定要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建立媒体帝国，开创自己的一番天地。
但是，在宗教信仰上，在精神深处，卢斯与父辈还是息息相通的。与父母一起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在登州与芝罘的所见所闻，深深影响着他的未来。
义和团运动引发的中国动荡，可以看做东方古国试图抵御西方势力特别是宗教渗透的最后一搏。随着清王朝的最终告败，曾经一直受到抵触、抗击乃至武力排斥的西方传教士活动，在20世纪初变得畅通无阻。虽然还会有零星的民间的反对声音，但过去那种主要针对基督教传教势力的强烈排外情绪和非理性行为，逐步退隐到了历史后台，直到20年代后期新一波革命浪潮的兴起。因此，1900到1925年，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鼎盛时期。《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一书写道：“从义和团到孙中山1925年去世，传教事业在中国经历其黄金时代，到20年代中期，在中国有27所教会大学和学院、3700名学生、43000名毕业生。中小学里，中国学生有30万在新教教会学校念书，26万在天主教学校念书。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传教事业日趋衰微。”卢斯在中国的成长，回国后的大学生活，乃至1923年创办《时代》，恰恰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卢斯与父母最直接的承继关系，表现在他对教育的关注以及对教育理念的另一种实践上。
在西方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中，如何看待与解读传教士的作用，历来非常棘手。在不断的军事入侵、政治干预、经济渗透的历史演进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教士，总是处在背景复杂与处境尴尬的位置，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于是，在过去的历史评说中，传教士们大多只受到政治的审视和批判，或多或少都被认为与“罪恶”密不可分。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尴尬。一些论及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的著作，虽然会提供一些重要史料和演变脉络，但更多的则是言辞激烈的、概念化的政治批判，把传教活动与列强的势力渗透和利益分割简单地混为一体，而对这样一种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历史行为，在文化、精神、教育等诸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众多传教士中的不同性格、不同倾向，尚缺乏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颇有创见，颇有力度。在作者那里，传教士们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不再被视为“妖教”的洪水猛兽，也没有简单化地将之作为帝国主义实施侵略的附属工具，而是多了一些心平气和的、冷静的叙述。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予以客观评价。正是教会学校的出现和发展，才导致现代意义的中国教育开始萌芽、形成；同时，教会学校本身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精英，从而大大改变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成员构成，产生了不可忽略、不可否认的积极影响。从论题上看，他们所侧重的是教育近代化，但由于教育的特殊性，他们的叙述其实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领域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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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一章（4）
的确，与传教士相伴的教育活动，以及它的历史作用，特别需要认真研究和客观评价。我时常觉得，历史叙述有时需要多用设问来加深思考。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没有传教士最初带来西方的教育方法和学校理念，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是否会衰微和消失？如果没有来势凶猛的教会学校的冲击，北京大学之类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否会出现？如果没有20世纪处在巅峰时期的教会学校教育，会出现那么多学贯中西、成就斐然的学者、文学家、律师吗？如果没有燕京大学教会大学的特殊背景，没有大学校园里相对活跃和宽松的政治气氛，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还会以燕京大学学生率先走上街头的那种方式爆发吗？……
我想，有些历史存在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做到不受狭隘意识的束缚，而将之放在客观的天平上衡量。
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中，卢斯父母所在的登州长老会及其所办学校，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1864年，从美国来到登州的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 W。 Mateer）与夫人，一起在登州设立蒙养学堂。这被认为是在中国早期出现的教会学校之一。1876年，学堂扩至中学，并正式定名为文会馆。
《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对登州蒙养学堂的教学生活有这样的描述：
早期的登州蒙养学堂就像一个大家庭；狄考文夫妇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然而，与中国传统家庭的家长不同，他们不但有威严，而且很亲切。特别是负责学生生活的狄考文夫人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还和他们一起玩捉迷藏。
会讲汉语，不仅使外籍教师可以直接与学生沟通，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尊重。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后一方面的因素极为重要。回顾一下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我们会发现，那些发展比较快、比较有影响的学校大都由被称为“中国通”的传教士教育家所主持。如主持登州文会馆的狄考文入华不到一年就开始尝试用中文上课。他用中文编写的教科书，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全国各地流行。
狄考文的影响不仅限于在登州办学，在整个中国基督教教育中，他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自己编撰各类教材，被认为是“传教士教育家”。根据基督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的决议，在华基督教各教派在上海联合组成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狄考文等被推举为委员。
卢斯的父亲路思义，继狄考文之后来到登州。登州文会馆1904年与英国浸礼会设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易名为广文学堂，迁至潍县，是为齐鲁大学的前身。后来，路思义又出任燕京大学副校长，归国之后的10多年里专门负责在美国募集教育经费，提供给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卢斯一家于1904年随学校一起从登州迁至潍县，卢斯的童年乃至少年生活，都与教会学校密切相关。学校的生活、父母对教育的感情投入，无疑影响着卢斯的成长，而他的妹妹后来也一直担任负责向中国教会大学提供经费的基金会的负责人。《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的作者就这样认为：“路思义帮助建立、发展乃至资助了中国多所著名的教会大学，他的开放、智慧的宗教热情熏陶着他的四个孩子。”
在不少同时代人眼里，卢斯后来实际上也在履行着教育者的职责，或者说，他把刊物对世界的影响，就当作了另一性质的学校。
1965年9月21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九届杂志出版人协会秋季年会上，卢斯发表演讲，强调了作为一名教育者的作用：
我们是国家出版物——对这个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必要的，当然我们还不限于此。我们还是这个国家民众的教育者，这一点早就得到公认。杂志一直以许多许多方式实施着教育，特别是对成年人。我们培养美国人民获取消息应具备的感知力。我们还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信仰方式的教育者。
封面中国 第一章（5）
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主席哈钦斯（Robert Hutchins）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常常不同意卢斯的政治主张，但却欣赏卢斯的历史成就。卢斯去世后，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卢斯先生和他的杂志，对美国人的性格的影响，比整个教育制度加在一起的影响还要大。”
就这样，卢斯以其新的选择和方式，最终在一个全新领域远远超过了父辈，因为他创办了《时代》，建造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
四/TIME的问世——“时间”还是“时代”？
不清楚是谁最早把TIME杂志的中文名称翻译成了“时代”，从此一直沿袭至今。其实，这一译名并不准确。英语中，TIME的含义既是“时间”，也是“时代”。从刊物创办时的苦思冥想来看，TIME本来是取“时间”的含义。
创办一个全新的刊物，是两个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年轻学生的共同理想。他们一个是卢斯，另一个是哈顿（Briton Hadden）。他们结伴来到纽约，在东17街的一幢破旧楼房里租下一间公寓，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哈顿因病于1929年去世，此后由卢斯一个人掌管《时代》，直到1964年退休。）
《谁在〈时代〉封面上？》一书这样叙述他们的开创之举：
早在1921年，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卢斯和哈顿（1920届），就萌生了创办一个新闻杂志的念头。这两个年轻人对未来杂志议论了许多方面的问题，以及与所有同类出版物竞争甚至最后超出的可能性。……
他们研究了许多杂志。如《读者文摘》等。……
认为自己能把《Facts（事件）》办好，这是他们最初创办之际为刊物起的名字。
卢斯和哈顿请教刚退休的美联社负责人Melville Stone，如何从日报中选择合适的新闻。Stone明确告诉他们，新闻在一两天内对公众是合适的……三人苦心起草一份策划书，对象是上流社会的教育界和商界人物，从他们中间也许会找到权威人士和投资。
经过一番调查和咨询，卢斯和哈顿了解到，至今“没有一个出版物本身在时间上适合于那些忙碌的人简便地获得信息”。他们的新杂志应将新闻浓缩，然后有系统地重新组织起来快捷地将信息向人们传播。他们由此确定了办刊宗旨，并在策划书中写道：“人们不了解新闻，乃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出版物提供给那些时间繁忙的人们，供他们能抽空略有了解。”
可见，在这里，两个创办者主要是从如何节约读者的“时间”这一角度来考虑刊物的编辑方针。最终选定“TIME”这个名称，也是卢斯一个晚上坐地铁时匆匆浏览广告而产生的灵感。卢斯自己回忆说：“我眼睛忽然发亮，盯住一个广告的标题：‘应时而变，其时久远’（TIME FOR RETIRE； or TIME TO CHANGE）。我记住了出现在我眼前的‘TIME’这个词。一整夜我都没有忘记。第二天早上，我向哈顿建议用它作为刊物的名称，他立即赞同。”
《时代》创刊带来的全新意义在于卢斯他们聪明地抓住了节约读者“时间”这一关键。对于美国这个讲究高效率、紧张的社会来说，刊物的风格、形式及其报道的独特性姑且不论，仅节约读者的时间这一点就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TIME这个名称，就历史性地确定了。经过一年多的准备，TIME的第一期于1923年3月3日问世。
关于刊物的编辑方针，卢斯和哈顿有这样的表述：“TIME感兴趣的不是刊物报道内容的多少，而更在于它的字里行间能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它的读者的思想。使人了解深入而充分——这即是本刊物自始至终所孜孜以求的宗旨。”“编辑们认识到，关于公共问题和重要新闻的绝对中立也许是难以兑现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正是如此，应对明确的偏见有所警觉。”其中应做到：“金钱不能收买事实的真理；对老的、特别是传统生活方式的尊重；对新的、特别是对新观念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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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一章（6）
卢斯后来还这样表述过新闻的责任：
真正的新闻从业者，须笃信新闻的纯粹报道功能是至高无上的这一重要原则。这是他的良知特别要服从的。他最值得夸耀的不是造就了总统，也不是创造了法律，而是他勇敢地、及时地站在世界暴风骤雨般的新闻前沿，卓有成效地将有意义的报道渗透进有活力、有教养、自由的人民心中。（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67页）
1940年7月18日，他在备忘录中写道：
事实上，我们已被写入了美国宪法。《权利法》的新闻自由的条款赋予了我们责任。这些责任虽未特别加以说明，但它们存在于那些履行着出版自由权利的人的良知之中。不管新闻还有多少别的责任，至关紧要的任务就是告诉人民实际的状况。如果我们坚信状况的实情，并不顾一切地将我们的坚信传输给人民，我们也就履行了我们的首要职责。（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67页）
TIME创刊号的问世虽没有立即引起轰动，但也受到媒体的关注。《纽约先驱论坛报》在第7页不起眼的地方发表了两段文字的报道，报道评论说，TIME的目的“是以尽可能短的篇幅集中一周的新闻”。它用28个页码报道世界事件，6个页码刊登赠送的广告。尽管此时重大新闻迭出，如美国人关于禁酒令的争论、法国对鲁尔的占领、德国的抗议、联大的混乱、俄国的大饥荒等，TIME对所有这些新闻的报道只需半个小时就可以轻易看完。当然，它不是针对那些真正想了解新闻的人。它是提供给那些乐意花上半个小时阅读而使自己不至于一无所知的人阅读的。
由此可见，从筹办过程的考虑，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