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中国-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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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向蒋介石宣战的各路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及桂系，以及以汪精卫等为首的国民党的反对派“改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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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四章（15）
漫画1：冯玉祥坐在宽木条凳上，左手抱着日本人放在左腿上，右手抱着俄国人放在右腿上。说明写道：“冯逆玉祥勾结日俄残害人民叛党卖国”。
漫画2：一条黑白相间的狗，身上注明为“阎冯残逆”，四周是滚滚硝烟和刺刀，硝烟里写有“讨逆军”的字样。漫画说明写道：“孽畜！还向哪里逃”。
漫画3：阎锡山和冯玉祥被画成两个骷髅，站在坟堆间，他们脚下四周所竖的木板上，分别写着他们的几位大将的名字：逆军傅作义、逆军吉鸿昌、逆军孙良诚、逆军李生达……之墓。说明写道：“为反革命阎冯二贼而死，真是死了还留永世贼名”。
漫画4是组画《冯逆玉祥之将来》：冯玉祥在前奔跑，空中一架“讨逆军”飞机在追击；冯跑到一块写有“逆境”的地方；冯继续奔跑，飞机来到他的头顶，扔下一颗炸弹；炸弹爆炸，地面上石块纷飞，冯被炸得只剩一双脚，飞机远去。
……
一篇针对冯玉祥在河南的军队的《告建国军》，让人看到了金钱在中原大战中发挥的作用：“蒋总司令的命令，士兵投诚来归的发恩饷1月，士兵携步枪1支，来归的奖洋20元，并发恩饷1月，官长携大炮一尊来归的奖洋1000元，官长率领士兵来归的升一级任用……”
卷入百万士兵的军阀混战，早已陈迹难寻，一份意外得到的画报却让我触摸到了当年的场景，嗅到了硝烟的浓烈。
且回到冯、阎身上。冯玉祥创建的西北军，曾经叱咤风云20多年，如今全部瓦解。失去实力的冯，在中国的影响力从此日趋式微，不再是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老谋深算的阎锡山，这一次彻底失算了。他精心经营近20年的“独立王国”，第一次遭受到毁灭性打击，从不容许外省势力进入的山西，此时也无法拒绝别人的军队开进。此结局恐怕是阎锡山最难以接受的。一直被视为谨慎、狡黠的“山西王”，在20年代北洋军阀时代的历次战争中，总是奉行“中立”政策的他，此次怎么会孤注一掷与冯玉祥联手，发起一场针对强大的蒋介石的战争？
在选择阎锡山为封面人物时，《时代》所重视的正是他多年来统治山西的政绩和长期保持中立的策略：
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的、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在中国包围之中）。目前，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因而，这使他显得出类拔萃。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时代》，1930年5月19日）
这一报道并非虚言。客观地看，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头20年的中国，阎锡山对山西的统治和奉行的中立策略，的确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据《山西史纲》记载，自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特任阎锡山督军兼山西省省长起，阎就使山西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自成体系”，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不许外省军队入晋，筑起军事堡垒，对内推行“自存自固”策略，对当时的北洋政府呈半独立之状态。所谓“保境安民”，是面对北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表示“中立”，即“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但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保卫地方治安，埋头经济建设，扩充本省实力，坚持相对独立。
阎锡山对农业发展高度重视。1917年，阎氏发表《兴利除弊施政大要》，次年发表《山西国民政治实行大纲》，均以农业为首务。以农业为首，阎锡山提出三事六政：种棉、造林、牧畜；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三事六政相辅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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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四章（16）
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山西形成了自己的近代工业体系。
山西的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山西早就实行了国民义务教育，到1916年，山西每万名国民中有小学生290人，居全国各省之首。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相应发展，阎锡山颁行山西教育计划进行案，促进了这一发展势头。
观察阎锡山的“独立王国”形成过程，不可忽略1920年前后中国曾经涌动过的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社会呼声。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府的中央权威渐渐衰微，各省要求自治的声音随即高涨，这里有军阀们确保地方割据的私欲，也有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的憧憬。最引人注目的是湖南发起的“联省自治”。1920年7月22日，刚刚赶走张敬尧重掌湖南军政大权的谭延，向全国通电宣布湖南自治，今后省长要湖南人自己选举，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还要制订省宪法，主张“湘人治湘”：“鄙见以为吾人苟有根本救国决心，当以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方为民治切实办法。近年海内明达之士，对于国家之组织，尤主张联邦合众制度，或主张地方分权制度……”
在呼吁地方自治的声音中，有一个年轻人的言论格外响亮，他就是毛润之：
不错，当年年轻气盛的毛润之毫不隐瞒这一点，他甚至还给起了个“湖南共和国”的名称，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
毛润之认为，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才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联省自治与湖南省宪法》，孙卓，《百年潮》，2005年3期）
阎锡山把山西经营成“独立王国”，与意在建立于宪政基础上的“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在自治方面却又有相似之处。确保个人统治，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阎锡山的山西在当时中国的确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政策与努力，使山西令世人刮目相看，阎锡山从而也具备了发动中原大战的实力。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改变了阎锡山的一贯作风和策略。当读到下面的这段叙述时，我开始有些明白：
8月，正当中原大战进行当中，6日，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汪精卫的改组派为主，同时有西山会议派和阎、冯的代表参加，组成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七人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中央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起草约法，并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举阎锡山为中央政府主席。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在北平就职。
值得注意的是阎锡山所选定的就职时间：9月9日9时9分。在中国封建时代，帝王均以九为至尊，阎锡山此刻难道不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满足成为全国中央政府之尊的欲望？与蒋介石的势力划分引发的矛盾冲突也好，与冯玉祥的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也好，能够靠自己的实力一夜之间走出山西“独立王国”，成为一国的政府元首，恐怕是使阎锡山改变自己的一贯作风，贸然走出一步险棋的内在原因。
“9”的选择并没有让阎锡山美梦延续。巧的是，在他就职典礼9天之后，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把阎锡山和冯玉祥逼进了死胡同。这一与数字“9”有关的巧合，对于阎锡山无疑是一最大的嘲弄，且将之看作是他的盛衰史中一段富有含义的插曲。
时间的巧合，不只发生在阎锡山身上。
张学良是在1930年9月18日通电支持蒋介石的，一年过后，1931年，还是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士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1932年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29日，阎由河边村前往太原，宣誓就职，再度开始对山西的统治。失败过的阎锡山不会忘记教训，他回到了从前的自己，把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山西，暂时失去了与他人争天下的雄心。如今在河边村阎锡山故居的一对廊柱上，可以看到镌刻的一副阎锡山亲撰的对联：业宏根于识足，国健凭于计周。其中的自省颇值得细细体味，不知是否为他在失败后撰就。
封面中国 第四章（17）
蒋、冯、阎三人重新站到了一起。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又该如何面对日本的侵略？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原大战已使彼此元气大伤。等待他们的不只是一个民族的灾难，还有他们各自命运的大逆转。此时，他们或许真的该为进行中原大战而后悔——如果他们有反省的话。
握手——交恶——对阵——再握手……三巨头的历史变奏曲，就这样在硝烟弥漫中起承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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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五章（1）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当时国际上更习惯称它为“满洲”。（为表述方便，本书将交叉使用这两个称谓。）
沈阳通往长春方向的铁路，即当时由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经过一个叫柳条湖（又称柳条沟）的地方。夜10时20分左右，随着一声爆炸，硝烟腾起，平时不起眼的柳条湖，顿时变幻成一个巨大的阴影，把整个沈阳笼罩。
这次爆炸，史称“柳条湖事变”，后来又称“九·一八事变”：
夜间，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副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带领6名士兵来到距沈阳北大营700米的柳条湖，将多包小型炸药设置在南满铁路道轨上。10时20分，日军将炸药引爆。东侧道轨接头处约有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损毁。20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还是安全地驶过爆炸点，正点到达沈阳车站。
这是《20世纪中国全纪录》一书中关于这次爆炸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爆炸的后果并不严重。
在上海编辑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记者鲍威尔，和一批外国媒体驻华记者，在“九·一八”后立即赶往沈阳采访。在日军的岛本少校陪同下，这些外国记者前往柳条湖爆炸现场采访。根据自己的观察，鲍威尔看出了日军事后的现场伪造：
在现场，我们和一些军事观察员看到3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倒卧在铁路旁，可能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岛本少校说：“他们就在这儿引爆了炸药，炸毁了3根枕木和一段铁轨。”毁坏的地方已经重新修好，岛本少校一边说，一边把3根新枕木和一节新铁轨指给我们看。岛本又提醒我们说，从那3个中国士兵倒毙的地点，可以看出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但是，岛本少校却忽略了一个很小的事实：在那3个中国士兵的倒卧之处，居然没有血迹！由于在进攻沈阳的同时，日军还攻击了沈阳附近的中国驻军，所以弄3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这儿，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86页）
鲍威尔还写到，后来一位随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来到沈阳的美国专家，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更大破绽：
随团同行的美国专家道弗曼（Ben Dorfman），仔细查对了南满铁路的行车时刻表，结果发现一列时速50英里的快车，就在日本军方所说爆炸事件发生后的20分钟内，竟然通过了所谓被中国方面破坏了的铁路路段！为了自圆其说，日本军方推出了一名证人。该证人是那趟列车的乘务员，他证实说，当列车通过那路段时，他曾经感觉到“轻微的震动”。（《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86页）
显然，柳条湖爆炸是由日本关东军自己一手策划的、后果并不严重的爆炸，但它却成了攻占沈阳的借口。
几个小时后，1931年9月19日凌晨2时20分，美国驻华公使詹森（Johnson）从北平向华盛顿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发去一封电报：
张学良元帅的顾问端纳（Donald）刚才告诉我说，张元帅收到从沈阳发来的电报说，9月18日晚10时，一小队日军离开军营向沈阳城东南方出发，并用步枪和大炮射击东大营（进攻的应是北大营——引者注）、军火库及城区，炮火每分钟一发。约有70名在东大营的士兵受伤。城区受损毁程度及伤亡人数不详。端纳说张元帅已命令全体在军营的士兵藏好军械不得还击，并指出事件明显是日本军队失控，日本领事当局无能为力。直到今晨1时仍有枪声，在西门的日军似已包围城市。（《美国外交文件》；第3页）
10天后出版的《时代》周刊首次报道了此次事件：
在沈阳城外，有人炸坏在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控制和守备区域里的一座铁路桥。日本人指控是中国人干的。中国人坚称（许多外国观察家相信他们）是日本军队自己炸毁桥梁以挑起事端。谁是肇事者并不重要。日本的反击迅疾而果断。日本军队从日本控制区出发，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进攻，完全占领了整座城市。在南次郎将军（日本陆军大臣——引者注）命令下，日军沿铁路进攻，实际占领了南满铁路长达693英里地带的所有中国城市。24小时内，日本已实际控制所有南满地区，军舰也满载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的青岛登陆，这里原是德国的租约港口，日本于1914年占领过，一直控制至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之后才归还中国。（《时代》，1931年9月28日）
封面中国 第五章（2）
随后另一期《时代》周刊报道说：
现代东方史专家克罗斯（Upton Close）上周经西伯利亚铁路从北平抵达莫斯科，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在沈阳的外国人认为日本人的进攻是有预谋的、在未受到挑衅情况下采取相当坚决的手段，以在各地的中国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