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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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恶魔般令人发指的勾当只有纳粹集中营可以匹敌。侥幸活下来的中国男人被成批（数千名）地转送到日本军队里当苦工——更确切地说，是当牲畜役使。女人的命运更加不堪。数千名中国妇女，和朝鲜妇人曾经历过的一样，转送到官方开办的军队“慰安营”——为满足兽性而开设的军中妓院——另外的人则交由士兵在行军中随意蹂躏，最后一杀了事。 犯下了这样的罪孽的人都是普通应征的士兵。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乡下的农民、城里的工人或小商贩。他们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突然就给发到中国去。几个月下来，他们慢慢习惯了军队严苛的纪律，脑袋里也给灌满了“天皇的军队怎么干都没错”的观念，一味盲目服从。很多人发现他们自己干下的事可怕恶心到了极点，但在当时那种气候下，几乎没人有勇气抗议。正像来信清楚表明的那样，如果有谁敢于对这些已经约定俗成、甚至已经制度化了的残忍提出异议，就等着严厉的惩罚吧。 美国介入太平洋战争看上去给中国带去了希望。可惜华盛顿没从一开始就在中国战场投入足够的资源，而是错误地只将精力集中于欧洲舞台。当著名的美国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发誓说，仅凭空军就能把日本人打回去的时候，当时盟军在中国的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曾极力告戒蒋介石不要这么干。他警告说：“如果空袭给日本人造成损伤，它第一个反应就是再向前推进，占领大后方。你们会给逼得比现在再往后撤。” 果然一语成谶。1944年初，日本军队开始了“一号行动”：日军如洪水一泻千里，从中国南部他们已占据的沿海基地，向中国腹地广西、贵州、湖南发动攻击。国军在这次行动中损失惨重，但游击队，无论是政府方面的还是共产党方面的，反而越发斗志高扬。他们的每次出击都使当地的日军首领大暴怒，接着作出更为血腥的决定，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中国人报复。 到了1945年，当俄国人参战后，日本军队发现自己大大地自食其果。虽然一些士兵从“###战争”回到日本之后大吹大擂，但大部分都品尝着惨败，和挥之不去的罪恶感——为自己曾野蛮地参与的暴戾。没有人急于将过去发生的事讲述出来。但十年、二十年过去，这支因其征掠而理应受到惩罚的军队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去反省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这不是一个快乐的记忆。战后日本民众和政府的趋向一直是减轻甚至否认暴行发生的事实。写下这些信，是需要勇气和坦诚的。
画红圈的地方是心脏；不许往那里刺！
昭和17年3月，一根杆子立在山东省单县县城外边的一处墙角的地上。杆子旁边的凹地上，五名被捕的中国士兵，双手绑在背后，挤做一团。他们已经非常衰弱，浑身上下肮脏不堪。他们的脸在抽搐，身体颤抖不止。 这些俘虏是用来为大约20名刚刚征募来的新兵做刺杀练习的靶子用的。在我刚到甲府连队受训的时候，用稻草扎的假人当靶子。但到了这里前线，他们就用活人了。平生第一次用刺刀扎向活人，每个新兵都胆战心惊——他们的脸吓得煞白，站定了准备刺杀的时候，枪尖一直在打颤。俘虏被蒙上眼睛，绑到了杆子上。在他们的破烂衣服上有一个用红粉笔画的圆圈，标出心脏的部位。刺杀训练开始后，站在他们身后的训导员喊道：“准备——，画红圈的部位是心脏。不许朝那里刺。听懂了吗？” 我本以为训导员告诉他们那红圈是让新兵容易刺到要害部位，可我想错了。不许往那里刺，是想让那当靶子的俘虏尽量活得长一点。 过了几分钟，“杀、杀”的嘶喊还在县城外边回荡，那几个被刺得满身窟窿的俘虏，已经瘫倒在一片血洼之中。 战争把训导员和新兵变成残暴的嗜血狂。这一变态心理对今天从未经历过战争的青年人说来，是难于索解的。 河野正人 67岁 饭店老板 横须贺市
烧死陈翻译官：中国人的眼睛
昭和16年，我所在的小队驻扎在中国河北省府庄镇的一个村子里。那时候，我刚应召入伍两年。小队长A军曹有一个随身翻译，姓陈。陈翻译官以前曾经在大阪当电工技师，说一口流利日语，还带着大阪口音。他个头不高，脸圆圆的，很有人缘。 大东亚战争爆发后，陆军人事部从各屯军处抽调兵员，组成混合部队，被派到天津去占领英国租界。一天晚上，守备疏忽，我们的兵营遭到了共产党八路军迫击炮和机关枪的轰击。黑夜里那爆破火光很吓人。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敌人撤除战斗，转移了。 大概在八点钟的时候，陈翻译官像往常一样来上班。A军曹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把陈的双手绑到背后，百般折磨，非说昨天晚上的袭击是因为陈向八路送了情报。陈百般辩解，说昨天整个晚上都跟自己的两个孩子在一起，可A听都不要听。陈翻译的脸给打成猪肝色，肿了起来，A军曹就面对着这不成人样的囚犯，若无其事地吃他的早饭。 接着，陈给拉到兵营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当地人担心地从远处看着。我被命令推上刺刀，站在他身边守卫。A军曹朝农民喊，命令他们围过来。他当场宣布：为报复昨天晚上受到的攻击，以及惩罚陈的背叛，要把他绑在桩子上烧死。 排长右手提着手枪：谁要是想离开，他就一梭子甩过去。陈一直在哀告，他的双膝用绳子捆了起来，头朝下吊在柱子上。在他头下边，堆起了一堆柴，泼上了煤油。排长命令士兵点火。陈吊着，他的头和手臂向下垂着。 火焰升了起来，他的身子扭成一团，双臂乱舞，像是放在铁篦子上活烤的鱿鱼腿。这一景象延续了大约30秒，陈的烧焦了身体悬挂在浓烟里。在这残暴的景象前，当地人的眼睛里像是燃着愤怒的火。当他们最后把那尸身放到一块木板上抬走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在抹眼泪。 那时候，在中国人眼里，日本兵是可怖的“东洋鬼子”。后来我听当地人说，陈的太太也死了。他的两个儿子成了孤儿。 松ケ谷利夫 67岁 退休 千叶市
共存于战场上的魔与佛
战争中魔也有佛。魔鬼钻进人们的灵魂，但人类必须为自己找到佛。《缅甸的竖琴》《缅甸的竖琴》：日本当代作家竹山道雄以太平洋战争末期缅甸战场为背景创作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品，男主角后来逃离军队，在当地出家。那本书里的主角，就是一个找到了佛的人。 五年前，我们战时老伙伴第一次团聚。有一人说，“我要谢谢你，小队长，因为那次你告诉我不要去。”昭和17年他还是个一年新兵，他说的那事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一天，刚吃过午饭，值周的上等兵通知我们：“新兵集合点名！”一场以俘虏为靶子的刺杀训练就要在城外举行。所有的新兵要去观摩，好锻炼他们的神经。作为小队长和辅助训练员，我认为没有这种必要，也不许我班里的士兵参加。对我说谢谢的那个人，是当年的一个没有失去人性的士兵。 1943年秋天，我作为中队传令兵参加太行行动，常常离开我所在的中队，呆在大队部。我老是要带着一个装有通讯器材和地图的大包，除此之外，还有刺刀和三九式手枪。虽然9月间山西河北交界处的温度一到晚上就陡降，白天的太阳还是和大夏天一样。 有一次，为了传达大队的命令，我进入一个友军刚刚经过的村子，我看到的情景让我一下子呆在路上了。一个大约10岁的男孩倒在地下，他挨了一刺刀，血从前胸的伤口涌出，整个上半身都染红了。他的嘴里冒着泡，火热的太阳烧灼着他的脸。村里一个人影都没有。 “我让你舒服一点吧。”我说，拿枪对准他的太阳穴，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确定这孩子已经不再动，我以最快的速度赶上已经走远了的队伍。一边跑，我一边对自己说，“我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是对的。” 我希望那些对战争一所不知而长大的人能起来反战。 森伊七 67岁 公司雇员 仙台市
“爸爸在哪儿？”战俘的孩子问
我在山西荣河县的时候，战俘处决老是在城门外一个特定的地方举行。水流浑浊的黄河边上，见不到什么人。春天到了，一株孤零零的海棠树，红色的花兀自开在那里。 昭和14年开春时节，天气相当冷。我们抓到的第一名八路军俘虏给带进了院子，一个日本兵煞有介事地用刺刀顶着他。那中国人看上去三十岁还不到，手上领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他下嘴唇肿着，满是泥灰，但他宽阔的前额和轮廓分明的面容，表明这是一个有学识的人。队长命令把那个小男孩从他爸爸身边带走，小男孩哭喊起来，不知谁往他的小脏手里塞了一个饭团。队长让一个老兵把他背到城外去。 宣布枪毙的命令后，俘虏的表情依旧淡然。一语不发地，他把手探进了上衣内袋，掏出一块老式怀表。他想把这只表交给那发令的军官而有所请。那军官拒绝了。他朝四周张望，看到一块破损的墓碑。他高高地举起右手，奋力将那表朝碑上砸去，摔了个粉碎。就在他被一个粗壮的兵给绑到一根大柱子上的时候，他突然大喊起来，一脸愤怒，不许蒙他眼睛。被那双充满了怒火的眼睛盯着，那拿着绳子的新兵不知所措了。 就在这时，一名军士气势汹汹地跳了出来。或许是想在自己人面前显一显，他掏出手枪，走到距目标3米远的地方。一枪！又一枪！枪声在静寂荒芜的田野里回荡，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的气味。鲜血从那战俘的脸上喷出来，像是一个挤碎了的石榴的浆汁。他瘫倒在地。 那天晚上，在我绕道返回设在县公署我供职的办公室之后，看见那小男孩正在我的房间，背靠白墙，自己一个人玩一个竹玩具。望着我的脸，他迟疑地小声问：“爸爸在哪儿？”这只陷在网子里的小鸟是想在猎人手里寻安宁啊！整整六年，直到战争结束，这没了爹娘的孩子一直在我身边。作为文官，无论我调到哪里，都带着他。 平川善三 72岁 大学行政人员 习志野市 。 想看书来
细菌战与人体活体试验
昭和18年秋天，我在山西临汾陆军医院作药剂师，时任第一陆军医务部部长的石井四郎少将来我们这里视察，此人曾任臭名昭著的满洲关东军731部队司令。 视察之后，院长和院干部做东，为石井少将举行晚宴。席间放映一部关于731部队的记录片。这部片子报道一系列用活人进行的试验，用于细菌战和严寒地带的冻伤治疗，画面惨不忍睹。石井少将骄傲地为我们作讲解石井领导下的731部队在战争期间，在被俘的中国人身上，以所谓“试验人类在各种条件下的耐受能力”的目的，进行了一系列恐怖的活体试验和解剖。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在九州帝国大学日本军医和普通医生也以美国战俘和其他人为标本进行试验。（英译者注）。 而就在此时，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诺门坎事件中的日军惨遭灭顶之灾，在伊尔15、伊尔16战斗机遮天蔽日的掩护下，苏联坦克隆隆开过。被击落的日本王牌飞行员NFDA8崎中尉的尸体，也被苏联人从他的坟墓里给掘出来。 据传石井少将曾发下豪言壮语，要以陆军军医官身份晋升为大将。 当我回想起侵入中国以来我们对战俘和平民做出的残忍行为，只觉得日本人古老优美的武士道已扫地以尽，日本兵已经变成一群嗜血狂。不错，那些处在“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绝境的人精神状况不正常，但日本人特别倾向于炫耀自己在人种上优于中国人。即使在后方医院里，也常把有间谍嫌疑的中国病人当外科手术的试验品，给那些初来乍到年轻医生练手！德国人和日本人自负是世界第一的民族，做下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遗憾的是，在整个战争服役期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有关国际红十字会协定的事。 君冢清 67岁 社团顾问 习志野市
对珠江战役中一幕惨剧的猜测
昭和19年年底，我们离开广州，乘坐一组小船，每条船上五、六个人，向上游柳州进发。我们部队是一支航空特遣队，任务是在一座山上设置位置标杆，监视空中敌情。按计划是在柳州得到器材，然后开始这一标杆作业。我们是跟在步兵后边行进的。所有河边的小村都已荒无一人，有的已被焚毁。日本士兵的尸体排列在河边，战死的人漂在缓缓流动的河面。 就在我们已经快要到宿营地的那个晚上，我看见了那景象：河水从夹岸山岩间流过，就像是一幅中国水墨画。我们加快速度，互相告戒说，要是有人从两边山岩任何地方用机关枪向我们射击，必死无疑。就在这时，我们看见在右岸砂石山上，有十多个一动不动的日本兵，看样子是尸体。我们把船靠岸，看清一共16具，每具间隔一米，一共两排，整齐地排列开来。他们四周是乱扔着的帽子、撕破的衣服，还有步枪弹壳。 看上去他们死了有两、三个月了。让我们大气不敢出的，是死者身上留下的曾经施暴的痕迹。所有的人都赤身裸体，眼睛给挖了出来，鼻子和耳朵割掉了，腹部大开膛，肠子给掏了出来。总之，人身上所有包在里边的东西都给掏出来，而身体外边突出的部位都给削平。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每个人在大腿地方，都有大约10厘米的肉给片下来，露着白色的骨头。他们的左手一律齐腕割下，用白绷带绑着。而在不远处的河滩上，横陈着一个年轻的中国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尸身，不过他们没有被剥光。每人身上只有一处伤口：正刺在心脏部位。 我们毛骨悚然，赶紧回到船上，追上乘船进发的友军。那天晚上大家对这一幕惨剧作出种种猜测，结论是：这些士兵是在河滩上被敌方全歼的。他们的肉给大片片下，必是希望他们再不能行走，哪怕起死回生之后。割下的左手不见了，必是后来过路的日本军队作为带给遗属的纪念之物取下的。至于那对年轻的中国男女，大概是因为替日本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