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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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好象刺穿了我的脑神经
1940年初，汪精卫在日本人扶持下，出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与其相关的报道受到日本军部严格检查，这张照片上的妇人是汪之姐姐。 我的父亲佐佐木一二是一位日语文法教师，在陆军经理学校工作。那次，他是到广岛进行招生考试。昭和20年8月6日原子弹投放的当天，他正在那里。8月12日，他回到他度过童年的故乡广岛县总领镇。当时我们全家都在那里。18号，原子弹投放后第12天，他离开了人世。 下文摘自他的向校长的报告书。这是在他临死前的口述，由母亲记录的。 8月6日早晨7点30分刚过，发布了空袭预警，但空袭警报没有拉响。8点10分，解除警报。因此，我们开始穿制服，准备到兵备部去。高崎少佐正站在二楼一间八席宽房间的走廊上，佐佐木教授（我）在房间里边穿内衣和衬衣。泽木见习士官正在另一间房间脱他的睡衣。就在这一瞬间，白光一闪，同时有爆炸冲击波袭来。 走廊上的高崎少佐“啊！啊！”地叫起来，与此同时，房子突然倒塌，我给卡到下边。就在冲击波袭来的刹那，我感到脑神经受刺激一样的不可名状的难过。倒塌的房子里一片漆黑，我连呼高崎少佐的名字，可没有回答。我决定使出全部力气爬出去，移开身上的瓦块、柱子、墙和别的东西，十分钟后，爬到了屋顶。 我再喊高崎少佐，还是没有人答应。我又叫泽木见习士官，听到瓦砾堆下一声微弱的应答。他说他出不来了，我开始找他，努力扒开那些砖头等，终于确定了他的位置，把他从一个砖堆的窄缝里拉了出来。 就在这时，这所倒塌的房子着火了。我们四周火苗猛窜。不得已放弃了寻找文件和解救高崎少佐。我扶着受伤的泽木，决定从大火中退出去。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心里难过极了。 房子倒塌时，不是象地震那样上下左右地摇晃，而是从正上方一下压塌的。 我感到全身疼，头特别疼，发烧，一阵阵呕吐，完全没有食欲。 虽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所有的文件还是在大火里烧光了，而且因此造成录取新生工作上巨大的困难，我深感遗憾和责任重大，我不能原谅自己。 母亲是流着泪记录下这份报告书的。 和田三千代 52岁 家庭主妇 我孙子市
导 读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悲痛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日本经受着一场巨大的变化。成千上万的人在哭泣。震惊混杂着难于置信，不仅不信帝国竟然给打败，更不信这坏消息会出自天皇本人之口。（顺便提一句，受帝王身份的限制，天皇昭告里满是宫廷专用虚词套词，普通日本人根本弄不大懂他在说什么。不少人向邻居求教，帮忙翻译成让人懂得的口语。）但他说的这话却是不错的：“我们必须忍受不可忍受的，承担不可承担的。”这就是结局。 为眼前事态所惊呆，全国都揣揣地等着新征服者的到来。情形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美国占领军带给他们的不是屠杀和掠夺，如日本兵在亚洲撒手大干的那样，而是作些救济、安抚等等让人安心的事。也有令人不快的事发生，比如美国军人对平民的骚扰：偷窃、欺诈、强暴妇女。但总的说来，他们的举止还是得体的，虽说仍有些拘束不够。最后，当占领军担负起责任，解救全国粮食匮乏时候，一开始仅仅放了心的日本人感情奔涌，对他们差不多心怀感激了。 战争的损失前所未有。据最后统计，大约150万日本士兵死于战场，其中皇家海军水兵伤亡据粗略估计为50万。平民的死亡更出人意外：60万人在战争中丧命。不仅因为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投放，或是对东京、长崎和别的城市的全面轰炸，还由于那些流落在朝鲜、中国和冲绳的日本平民所遭受到的艰难和粗暴对待。数千个家庭流离失所，淹留在前日本殖民帝国的废墟里。 被俘士兵的处境同样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共对待俘虏相当宽大，只是一个劲地让他们接受教育，和他们后来在中国内战时期对国民党俘虏兵所进行的“转变”工作一样。苏军就没有这么宽厚了。大部分关东军俘虏都先押送到俄国。苏军坦克横扫这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军队之残部——其精锐部队早已经派往溃不成军的太平洋诸岛和菲律宾了。数千支日本部队，在战后的四、五年里，一直关押在苏联（特别是西伯利亚）的强制劳动营。被俘的130多万人中，大约30万人死于饥饿、体罚和更重的摧残。之所以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正如这些信所揭示，是他们自己长官努力讨好新的苏联主子的结果。因为已经最后投降，军队纪律和帝国军人的忠诚观，都渐渐淡化。 在太平洋诸岛和朝鲜作战的战俘，是于1945和1946年第一批得到遣返的。滞留在苏联的日本战俘，却拖了整整四年还不见有人被送还。这批受了如此长时间的苏式灌输、直到1949年才回家的人，引起了一场小“震惊”。但他们共产主义式的团结一致，在与家人团聚之后冰消雪化——毕竟越出了管教人员的控制。一些落在盟军手里的日本战俘所受到的对待，并不比关在西伯利亚的人强。这很容易理解。想到日军曾加之于他们的人的种种暴戾，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还是中国人，怕都不会一味以德报怨。这不是一种愉快的经历，比方说，一个日本人在缅甸被俘，而那里的人对“死亡铁路”依旧记忆犹新。或者在菲律宾，在那里，日本陆军和海军特种陆战队曾于失败前夕纵火马尼拉，对平民疯狂虐杀。但总的说来，西方盟军还是尽力使遣返工作顺利进行。 被俘的耻辱以某种方式铭刻于心，但多在老线（old…line）部队服役人员中。在一种非常真切的感受里，日本人觉得，“我们全都是俘虏。”大部分人取一种淡然的、“认命”姿态，但渐渐地，胸中的故事涌泻而出。先是讲述他们怎么当了美国人的俘虏，接着，落在中国人和苏联人手里的故事也出现了。 一方面，士兵们确实历经千险，但他们至少还成群结伙，有自己的小队中队。平民们——仅在满洲就有35万人——全靠中国百姓对他们的仁慈了。在遭受日本人多年蹂躏之后，当地居民中的不少人想报仇泄愤，并不奇怪。在朝鲜也是这样，当他们终于有机会对那些“帝国主义”老爷以牙还牙的时候。 对这段时间的回忆，表现出两种情绪的混合：惊诧与反思。很多人，有男有女，回想起被俘期间遭到的种种可怖的情景时，内心充满了愤懑。但有人觉得，这段日子遭的罪，其实是报应。许多人则想向那些把他们拖进这场战争的人讨还血债。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因因相报论相当风行，但最后还是消退了。因为后几代日本官僚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偷梁换柱，说这场战争不过历史上一个小插曲而已——它已如此遥远，似乎永远不会再发生。 许多日本人几乎被他们的战俘经历所击垮。很少有人把这段经历完整地保存下来。和男人一样，许多女性也拿起笔，写出她们和她们亲属遭受的苦难。但即使在那样充满了灾祸磨难的时代，传统的团结一致的意识还是把许多人从过度的沮丧中救了出来。这些信属于所有征集书信中最动人的一批。
战马依恋着俘虏队伍
早晨7点钟的时候，我们离开露营地，向火车站进发。西伯利亚的天依旧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这些战俘一路跋涉，每个人都盯着走在前面那个兵的背包。因为又冷又饿，加上疲劳，我们个个神情漠然。所有我们能做的，就是缓慢单调地、不停地往前走。在大约11点钟的时候，天空终于露出鱼肚白。远处是一片白雪覆盖的矮山。山脚下，一片松树林伸延开来，有好几十公里。从林子尽头到我们走着的地方，是一片雪原。 不意间，我们看见在原野的那一端黑压压的有什么东西，看上去像是一群动物。离近一点，终于看清——原来是马。其中一匹抬起头，朝我们这边望了一眼，竟奋蹄飞奔过来。接着是第二匹和第三匹，最后，整群的马匹一起朝我们跑过来。我们能认出这是日本马，确切地说是日本军马。他们真瘦呀，肋骨一条条凸出，就像搓衣板。细瘦的脖子上，顶着个大大的骷髅般的头。 见到熟悉的日本士兵制服，它们高兴得跳跃起来。这些马一定是想起了它们服军役的日子，想起了那些曾经黑天白日照料它们的驭手：喂水、添料、刷毛。和那些日子相比，它们眼下的条件一定难于忍受——过重的劳役、粮草不足、站着在雪地里睡觉。马们冲进我们队列，把鼻子直伸到我们的口袋里。看马儿对自己如此依恋，士兵们哭了起来；士兵拍着马鼻子，马儿们高兴地嘶鸣起来。这场面真让人心疼。和马一样，我们这些当兵的也是俘虏，什么都不能替它们做。我们把脸贴在它们的脸上，抱着它们，想让它们知道我们多难过、多对不起它们。 一个硬心肠的苏联看守走了过来，嘘着将马赶开。它们大眼睛里满是伤心。在我们乡下，每匹马都被看成家庭成员。 这些战马，准已经曝尸荒野，求它们的灵魂原谅我们。 宫崎喜一 68岁 退休教师 熊本市
一个苏联士兵替我们负重
投降后那年冬天，我们部队从我们在沿海州的露营地开进西伯利亚腹地。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跋涉在山间小路上，漫天雪花飘着，气温降到零下30度。在我们的两侧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松林，狼群出没其间。我们向前走啊走啊，假装没有看见那些年老的士兵——他们或蹲在、或者已经倒在路旁。出发时苏军司令的话还重重地压在我们心上：“掉队一律枪毙。” 在我们身后，自动步枪的声音不时传来，回荡在周围树林间。我们一声不响地向前跋涉，心想：“啊，又结果了一个。” 六点钟的时候，天已经漆黑。我们到了一个好象是集体农庄公用的大棚子，五十个人给塞在大约5米宽4米长的房间。当时真是疲惫已极，但没法躺下，只好背靠背地坐着睡。突然，门开了，一个年轻的苏联士兵走了进来。我们吃惊地发现，他手上拿了四个日本战俘的背包，还拉着四个老兵，每个胳膊上吊着两个。 枪声一定是朝天放的！看见老兵弱得走不动了，这个年轻的苏联兵准是不忍把他们留在后边，开枪吓唬吓唬他们。屋子里的人坐不住了，一声声地道谢。我们惊愕地发现，对我们说来简直如同魔鬼的苏联军人里，还有这样一个善人。 那士兵摘下棉帽。他的头发剃得很短，气温只有零下30度，他的头顶热气腾腾。他一言不发，不好意思地敬了个礼，随即消失在黑暗里。望着他的后影，我们齐声念着“sibasibo”（俄语：谢谢），表示我们的感激。 宫崎喜一 68岁 退休教师 熊本市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战俘营中的暴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使在西伯利亚战俘收容所，天皇依旧是绝对统治者。每天早晨，我们都按照部队长的命令，遥拜皇宫，背诵《军人敕语》。部队长要求我们绝对服从，军官们大都不敢惹他，但他们又以暴力对付自己的属下。 小有冒犯，就要受禁食处分，而那受罚者的定额，就归军官们享用了。有的军官拿走别人的表，说替你妥善保管，最后被他卖掉。 吃饭的时候，明知战俘一人一份，他们坚持要第二份。负责炊事的伍长忠于职守，拒绝他们的要求，结果被打个半死。一个士兵偷了猪食，被苏联人捉住，委托部队长和军官们处分他。结果他们把那个兵带到澡堂，扒光衣服，浸在冷水里，再往水里放雪块，还说这是冰激凌；然后把那人浑身抹上泥，赶到水泥走廊里。当时的温度是零下30度，没有几天他就死了。他最好的伙伴在最后的时刻护理他，到现在还不敢把他死亡的真相告诉他家里人。 这些就是40年前我被监禁在战俘营里发生的事。我就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伍长。我绝不容忍任何为那段黑暗日子所作的辩解。 加藤嘉男 62岁 农夫 西尾市
没有士兵的军营
“陆军二等兵某某，昭和21年12月8日，被提升为陆军一等兵。谨此申报。”这是战败次年的大诏奉戴日，黎明前的西伯利亚战俘营气温零下好几十度。地冻得硬邦邦的，一年新兵全体排成一行，并排站立，面朝天皇皇宫方向。 每人依次出列两步，喊着上面那些话，呼吸在冰冷的空气里变成一股白汽。给我们授与军阶的是没戴肩章的大队长，一位“波茨坦大尉”波茨坦大尉：指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后才获得晋升的军官。他们才晋升就要退役，但可根据新晋升的军阶领取优抚金。。他对我们一一举手回礼，再放下，就像一个被线绳牵着的木偶。这次的提升仪式是专门针对第一年新兵的。我们从此成了一个没有二等兵的军营。遵从苏方的命令，营地的军官、士官和士兵都有定额，想要改变这一构成没有可能，除非有人死了或是调走了。平时供应也以此为准。此刻给士兵提级，无疑是为了多少转移一些弥漫在低级士兵中的不满，使得他们为提级相互竞争，努力提高成绩。在军队体制中，必须得争取上级的好感。 苏联方面在战俘营实行不干涉内务、战俘自治的原则。这导致食品和其他奢侈品分配不公以及公然克扣配给等事。同时，营地里也有反军方的斗争和私刑发生。日本军官，在苏联当局面前一味奉承拍马，机灵地为他们自己捞好处。 山崎幸男 60岁 退休金工作者 须坂市
湿原上的收容所
西伯利亚茨塔沃收容所，据说关了1000 到1500人。据他们说，一个冬天过去，就有500多人死于疾病和饥饿。所以，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