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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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期间，纳赛尔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对别国进行干预。
他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中煽动革命，并越来越深地陷入也门内战的泥潭。在国内，他依然忽视埃及的经济问题，在政治上也继续进行镇压。尽管他公开承认他对苏联的支配地位感到恐惧，但他对俄国的经济、军事援助的依赖性却有增无减。
纳赛尔这位革命者忽视了革命的时刻已经终结、巩固成果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一事实。从字面上看，他的泛阿拉伯主义是有益处的。通过这种运动，他在阿拉伯人民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共同感和自豪感。然而，这一运动的主要宗旨——对以色列的僧恨和对西方的不信任——则是有害的，而不是建设性的。结果，他的各项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敌对状态的升级，并使埃及畸形地依赖于西方的敌人——苏联。
1970年9月，当我们得悉纳赛尔由于心脏病发作而遽然辞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地中海的一艘航空母舰上观看美国第六舰队的演习。我本想前往开罗参加葬礼，但后来觉得这是不明智的。因为当时埃及政府仍与苏联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极端仇视美国。如果纳赛尔的继承者希望改善埃美关系的话，我认为应该由他们迈出第一步。于是，我改而派了一个代表团，代表我前往开罗。
到纳赛尔逝世时为止，萨达特在幕后已经等了将近二十年他一直未遭到纳赛尔的极度妒忌之害，因为他看起来没有什么个人野心。他乐意承担纳赛尔分派给他的任何差使。有人把他称为：“纳赛尔的哈巴狗”：有人则说，他前额上的印记，不是由于每天祈祷时在地上叩五次头而留下的——象所有虔诚的穆斯林所做的那样——而是由于在内阁会议上，纳赛尔为了让他留心听别人讲话，常常戳他的脸而留下的。
十八年来，安瓦尔·萨达特一直在注视着，倾听着。革命前，当英国人掌管埃及时，他在狱中服刑，并学会了如何忍耐，也懂得了耐心的价值。他知道纳赛尔妒忌心很重，因此，他总是小心翼翼的，从不露出要为自己争权的迹象。除此之外，萨达特还是人们可以指望的、十分珍视友谊、认真实践诺言的人。
不过，他在代表纳赛尔去国外访问时，也交其他的朋友，包括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王储。他当总统以后，曾私下对费萨尔说，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和他对苏联的依赖都失败了。
1970年，萨达特在纳赛尔去世后掌权时，许多观察家认为他的政府肯定只能维持几周，因为他缺乏纳赛尔那样感人的超凡魅力。他们没有认识到有各种各样的魅力，而且一个人只有在掌权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断定他是否具有这种难以捉摸的品质。萨达特并不想走纳赛尔的老路。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一开始就熟练地阻止别人夺权，并把他的反对者投入监狱。时过不久，人们对他的权威就不发生任何疑问了。
萨达特迅速采取行动，砸断了把埃及捆绑在苏联人身上的镣铐。纳赛尔去世后，他向全世界广派代表，向各国致意。他的特使在北京见到周恩来。谈话中，中国总理问：“您知道是谁杀害了五十二岁的纳赛尔吗？”这位特使愕然，没有作答。周思来说：“是俄国人。”他的这番话是隐喻性的，不能按表面的含义去理解。但埃及对苏联的依赖、它与大多数阿拉伯邻国以及美国的冷淡的关系，确实是纳赛尔留下来的包袱。纳赛尔是一个非常自豪和有独立性的人。在他生命垂危之时，埃及的孤立处境使他负担沉重。萨达特认为，这是使他的精神和健康恶化的原因。
在萨达特就职后不久，我们开始接到萨达特想要使埃美关系解冻的种种暗示。他掌权十一年的特征，是喜欢采取一系列戏剧性的主动行动。其中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1972年突然驱逐了一万六千名苏联军事顾问。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是根据他的判断，俄国人并不可靠，二是他本能地不喜欢俄国人。
我1974年访问开罗时，曾经告诉他，我认为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感到他们比俄国人更文明。萨达特笑笑，回答说：“您知道，我们的感觉恰恰也是这样。我们埃及人比俄国人更文明。”
纳赛尔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总是忙于政府的大小事务之中，为了批阅积压的文件，经常通宵达旦地耽在办公室里。
萨达特则比较孤癖、好沉思。他经常撇开他的部长们，在午饭后到尼罗河边散步，独自作出各种决定。他每天起床都比较晚，也不一天到晚都工作，而且讨厌琐事。他的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拖拉的、效率不高的，但是，重大的决策——萨达特把这些决策都留给他自己来做——却总是惊人的、高明的，有些决策，诸如驱逐苏联人和1977年他的耶路撒冷之行，从根本地变了中东政治的格局。很少有人象他那样，对过眼烟云似的国际关系花费那么多传统的智慧和才识。
全世界将缅怀纳赛尔和萨达特在外交事务中所起的作用。
他们两人都试图恢复阿拉伯人被损伤的自豪感。萨达特1973年发动赎罪日战争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矫正1967年以色列的胜利所引起的心理上的不平衡状态。但萨达特还有进一步的意图。苏伊士运河事件后，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敌对状态仍象过去那样严重。从萨达特看来，在赎罪日战争中显示一下阿拉伯的强大力量，实际上是走向和平的一步。这样，他可以从实力地位出发，采取高屋建瓶的姿态来谋求和平；从软弱的地位出发是无法这样做的。
萨达特讲究实际的程度与纳赛尔轻率的程度相似：他的小心谨慎与纳赛尔的冲动妄为从程度上看来，也是不相上下的。
他的一些主动行动，都是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精心安排的，而且事先全面考虑了可能造成的后果。萨达特感到必须结束埃及在经济上的孤立状态。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则意味着开展新的贸易，从苏伊士石油中增加新的收入，以及从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中源源不断地得到收益。纳赛尔的对外政策几乎没有为解决埃及的国内问题带来什么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不过是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忽略国内问题的一种办法。萨达特的对外政策，则是朝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所迈出的一步。
在纳赛尔失误之处，萨达特却取得了成功。因为他把增进埃及这个国家的福利、而不是“阿拉伯民族”的福利视为自己的第一职责。比起纳赛尔来，他对推动世界前进的各种力量具有更为广泛和正确的了解。他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又精心地把在国外所做的一切与在国内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目标联系在一起。
我最后一次见到萨达特，是在1981年8月他访问美国之时，他邀我到纽约的埃及代表团驻地晤面。他那黝黑的、出众的相貌和彬彬有礼的举止，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萨达特的心脏病过去发作过两次，所以他很注意保养。但我也有这样的印象：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脑力劳动中去了。他很少摆出不必要的或夸张的架势，也很少说废话。他的含蓄和善于节制自己的能力是十分突出的。
在最后一次会见时，我发现他对里根政府持乐观态度。他说，他确信里根在中东的交易中将会是直率的；在反对苏联冒险主义方面也将会是坚定的。关于美苏关系问题，他说，美国人在前四年中已丢失了大量地盘，“西方决不能再放弃一寸土地了”。他还说，他预料苏联会在波兰采取行动：西方不应直接作出反应，而应把苏联的干预作为一种借口，在其他地区，如古巴、安哥拉或利比亚采取行动。他说：“应该在我们选择的地方、而不是在他们选择的地方与他们进行斗争。”
在此之前两个月，以色列对伊拉克的一个核反应堆发动了一次先发制人的攻击。我告诉萨达特，我感到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做事不负责任，行为乖戾。他脱口而出道：“嗯，他疯了。”接着又说：“他也许象狐狸一样疯了。”我说，尽管我理解以色列必须保护自己，使其免受敌人进攻，但是，贝京在这个过程中的做法也是不明智的。他将使他的朋友，诸如萨达特和里根感到为难。萨达特同意我的看法。
但是，当我提到如果贝京不再掌权、中东可能会取得更多的进展时，萨达特又表示异议，说：“我还是愿意与他打交道。”
“他很强硬；不过，他能够达成其他人不一定能够达成的协议。以色列需要一项协议。我深信，在贝京、里根和我之间，可以取得比卡特政府期间所取得的更大、更持久的进展。”
在我们谈话结束时，萨达特邀我在以后几个月内的某个时候到他在阿斯旺的冬宫和他再次柏会。他说，届时他将与我进行一次愉快的长谈。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进行这样的长谈了。我虽然又到埃及去，但却是为了参加他的葬礼。那年十月，萨达特在开罗检阅军事队伍时，被一帮刺客用枪击倒了。里根总统请三位前任总统代表他参加葬礼。去开罗途中，福特总统、卡特总统和我一起追怀萨达特的往事。我们对他的勇气、他的远见、他的才能和他的锐敏，都持有一致的看法。不过，当我们抵达埃及时，街上却几乎是空荡荡的，与十一年前纳赛尔去世时突然发生的狂乱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萨达特的继承者胡斯尼·穆巴拉克告诉我们，他的人民可能仍然处于一种震惊的状态之中，不想在公开场合表示哀痛。
我认为，埃及人对萨达特的矛盾态度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纳赛尔具有普通人的风度，尽管他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从不爱好奢华，与纳赛尔相比，萨达特生活很讲究。他有十个总统官邸，还有一位精干世故、口齿伶俐和修饰得无可挑剔的妻子。他穿着昂贵的西服，抽着进口的烟丝。
尽管萨达特从来忘记他的农民出身，但并没有打算使人民相信他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事实上，取得成功的领导人中也很少有人如此。从理性上而言，萨达特对他的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但象戴高乐对法国人的态度一样，他对人民缺乏深厚的个人感情。不过，他们在许多方面仍然应该感谢萨达特。在他去世时，并没有一个埃及士兵在作战；埃及的经济虽然还很脆弱，但埃及人比十年前要富裕得多。萨达特还采取了减少新闻检查、让人民享有更多的公民自由、控制秘密警察的活动等措施，朝着拆毁纳赛尔的警察国家的方向，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
纳赛尔是一位易动感情的人；萨达特则是一位善于思索的领导人。纳赛尔能够看到人民的心灵；萨达特则把他的眼光从人民的头顶投向远方。由于他与人民疏远，他受到的尊敬多于热爱。此外，正是他的深居简出、冥思苦想，使他能够把中东问题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使问题变得似乎不是完全不能解决了。
萨达特的葬礼并没有那种过分激动的场面，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只可能有一个纳赛尔。人们为他激动，因为他是第一位总统，是缔造者，独一无二的缔造者。人们本能地知道，象他这样的人绝不会再出现了。没有人能够取代他。他们把埃及的一切归功于纳赛尔。不过，他们自己也喜爱历史的痉挛、骤然激发出来的自豪感、以及在一个民族的生命长河中仅有一次的遽变。
对纳赛尔来说，萨达特是一副解毒剂。他从前任的成就的基础上前进；在必要时，又能够修正前任的错误。现在，穆已拉克总统也有类似的机会，做萨达特做过的同样的事情。参加萨达特的葬礼后，我到其他几个中东和北非国家首都去旅行，和他们的领导人进行私人会晤。由于萨达特签订了戴维营协议，他们对他持批评态度，抱怨萨达特对巴勒斯坦人的境况不予重视。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长期蒙受纳赛尔的干预之害，起初把萨达特看作一位盟友。后来，由于萨达特与以色列单独媾和，他们又深感失望。当他们拒绝附合萨达特的和平战略时，他把他们称为“猴子和嘶嘶作响的蝮蛇”。这使他们极为愤慨。我能理解他们的感情，但我也理解萨达特的感情。埃及终于有了一位把自己的人民放在首位的领袖。与其他中东国家相比，埃及人民为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事业所流的血更多。现在，萨达特有理由认为是采用一种新的做法的时候了。
萨达特是一位无畏的革新者。在中东，他采取了走向和平的最大的、最勇敢的步骤。现在是他的继承者完成他开创的进程，并修补埃及与其保守的阿拉伯邻国的篱笆的时候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埃及在1981年就已准备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就象他们1969年所做的一样。这种转变虽然可能是在一种令人可怕的境况之下进行的，但由于萨达特具有一种神秘的气质和相信先天受命，因此我相信他本人也是会接受这种概念的。
一位领导人的最伟大的贡献，常常在他去世之后才能显露出来。到了那个时候，他的后继者将会沿着他所奠定的基础向前迈进。
萨达特是被旧世界的势力杀害的。这种势力钻进了新世界，把他打倒了。因为他寻求和平而不是寻求圣战，所以他的行刺者说他抛弃了伊斯兰教。在许多方面，埃及比它在中东的许多邻国更为现代化、更具有世界性。纳赛尔虽然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在沙特阿拉伯仍然禁止电视的时候，他就通过流行歌曲来宣传他的革命了。然而，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及伊朗一样，也有很多好斗的伊斯兰信徒。萨达特迈向和平的每一步，同时也是走近个人险境的一步。因为在他的敌人中，有许多人对和平毫无兴趣。中东的领导人在跨越新旧世界的前沿地区时，总是冒着极大的危险：萨达特象伊朗国王和费萨尔一样，越过了这些疆界，最后也为之献出了生命。
在萨达特去世前十四个月，我和他一起在埃及加入了另一个送葬行列，悼念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伊朗国王死于癌症：萨达特则死于行刺者的枪弹。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