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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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国家不同，意大利几乎立即就自由行动了。从1945年到1953年，尽管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共产党人又经常施展凶残的伎俩，德·加斯佩里还是一直在执政。这一时期中，他在他的基督教民主党占支配地位的联合体的基础上，连续地组成了八届内阁。
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轻易不为政治危机所动。有一天，他正在众议院旁边的一间接待室里工作，一位惊慌失措的纠察长突然打断了他，说，会场里的辩论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这位总理却泰然自若地继续做着笔记。
起初，德·加斯佩里的内阁中包括共产党人。他赢得了调和人和老练的议会专家的好名声。但是，他最后明显地看到，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从内部瓦解政府。于是，他在1947年组织了一个没有共产党人的新内阁。
这是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勇敢的举动。为此，他的政府的稳定性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德·加斯佩里五十四岁以前一直是一位劲头十足的登山者。五十四岁那年，他在攀登一座白云石山时，不幸出了事故，单绳悬挂在深谷上空达二十分钟之久。但他抓住不放，最后终于荡到了安全地带。在他把共产党人逐出政府之后，他也以同样的韧性坚持着。结果，在1948年秋季的普选中，意大利人民给他的基督教民主党、因而也是给他的反共联合政府以两百万张选票，使他在这次关键性的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1948年以后，他通过灵活地运用联合的办法，把他的政府团结在一起，除了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外，其他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联合政府。因此，从农民到工业家等各阶层的人士的利益，在政府中都能直接得到反映。
1948年选举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庇护十二世教皇决定动员意大利二万四千教区中所有的天主教行动志愿队支持德·加斯佩里，反对共产主义。1947年和1957年，我两次见到庇护，发现他与德·加斯佩里一样，把对人类的强烈同情和对世俗政治事务的现实主义的了解结合了起来。许多人抨击他关于使用梵蒂冈的权威支持德·加斯佩里的反共联合政府的决定。
但是庇护认为，他是按照教皇的职责行事的。我可以看出，他认为共产主义对教廷的威胁和它对意大利政治自由的威胁同样严重。
但1948年的大选能够获得这么大规模的胜利，这还不能单纯地用教廷的干预来解释。如果没有德·加斯佩里这位诚实的、进步的、民主和自由的倡导者参加竞选，基督教民主党就会轻易地在选举中败北。这样，西方将会失去意大利；意大利则会失去自由。
德·加斯佩里了解他的人民。我们访问意大利时，他动人地对我们谈起他们的境况，尤其是他们急切需要食物的情况。
共产党人除了谈粮食问题外，则很少为意大利人民说话。但德·加斯佩里相信，他的国家需要更多的东西。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这座伟大的建筑物是意大利文化传统的重要象征，在战争中遭到部分的破坏。尽管意大利政府可以把全部基金或更多的钱用于购买食品，但它还是抽出足够的资金来修复斯卡拉。
德·加斯佩里带着自豪的口吻谈到过这项工程。他知道，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意大利人民不但在身体方面需要营养，精神方面同样需要营养。我们访问意大利期间，在斯卡拉观看了一场演出。美国国旗悬挂在我们包厢上面。聚光灯照着我们，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歌。这时，整个剧院爆发出响亮的、令人激动的掌声和欢呼声。此时此刻，我懂得了，德·加斯佩里正确地理解了他的人民，共产党人却不理解他们。同时，我又得到了新的证据，坚信德·加斯佩里将在下一年度的选举中获胜。
德·加斯佩里即使担任总理，也过着一种简朴和具有献身精神的生活。他第一次执政时，不得不提前支取薪水，才能凑足购买一套新衣服的钱。
象其他许多领导人一样，德·加斯佩里用散步来开始他一天的生活。他在罗马的小山麓漫步时，总是带着他的新闻秘书，以便听取简报；他还随身带着满口袋的糖果，以便送给路上遇见的孩子们。他每天晚上工作到九点半，经常是他亲自熄灭政府办公大楼的电灯。他在掌权后的几年里，还是和妻子弗朗塞斯卡及他们的四个女儿住在一套小小的公寓里——他在梵蒂冈当管理员时就在这里安的家。屋里的家具，则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置的。他的卧室中，唯一的装饰品是一座耶稣受难象和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
德·加斯佩里担任总理的头几年中，他对门的邻居是一位年老的伯爵夫人。她把意大利君主制的覆灭归罪于德·加斯佩里个人。（在1946年的公民投票中，他曾经是共和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意大利人民在那次公民投票中选择了自己政府的形式。）她把她的垃圾箱放在过道上，试图使他绊倒，此外，她还经常使劲地弹奏钢琴，直至深夜，想用这些办法来发泄她对总理的忿懑。德·加斯佩里却以漠然置之的好脾性忍受了这些困扰。
德·加斯佩里的权力，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了安逸的生活，但从来没有给他们带来富足。德·加斯佩里去世后，我访问意大利时，曾去拜访他的遗孀，发现她还住在罗马郊区一套简朴的公寓里。
德·加斯佩里这位热诚的天主教徒在梵蒂冈图书馆工作时，就创建了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尤其是在1948年教会支持他反对共产党以后，他有时还被人指责为按教皇的指令办事的人。对此，他的同事通常回答：“他的思想从早年起就浸透了天主教那一套东西。因此梵蒂冈根本没有必要提醒他坚持基督教的教义。”
意大利和西德战后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都高举基督教民主的旗帜，决心献身于恢复和维护高于一切的个人自由的事业。对德·加斯佩里和阿登纳来说，基督教的政纲在本质上是中间派的。按照这种政纲，国家对社会进行有限的干预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需要的，只要它不干涉人们在思想、行动和祈祷方面的个人自由就行了。
德·加斯佩里每天都做弥撒。他经常是大清早就到小教堂里去，以免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天主教教义，一直是一种无论于公于私，在各个方面都要尽心尽力的教义。
不管从哪方面说，德·加斯佩里表明他对教会是有独立性的。1952年，教会为了不让共产党人接管罗马市政府，赞同基督教民主党和其他所有非共产主义的政党——包括新法西斯主义者——组成联合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加斯佩里公然违抗教皇旨意，把新法西斯主义者排斥在外。
德·加斯佩里与阿登纳一样，热情地献身于欧洲的理想。
他来自于边境省份，阿登纳也如此。他们对欧洲共同的传统也都具有同样强烈的意识，并一致认为，一个统一的欧洲，是保护他们人民的自由，使其免受东方共产主义敌人侵犯的唯一办法，也是减少欧洲内部对和平的威胁的唯一办法。这种威胁来自于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
德·加斯佩里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约组织的坚定支持者。他为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尽了很大的力量。根据这个条约，西欧各国可以筹组一支联合的欧洲军队。1954年8月，离职已经一年的、七十三岁的德·加斯佩里在一次电话交谈中，突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并请求他先前的内政部长和当时接任总理的马里奥·谢尔巴要使意大利忠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思想。他几天之后病逝于心脏病时，有些人认为，其实，他的心早已被法国仍然不愿赞同这项计划一事所刺伤了。
他成功地把意大利牢牢地置于西欧共同体之中，这一功绩在他逝世之后还流芳百世。他离职以后，我又到欧洲进行了几次访问、包括1969年我任总统时的那一次访问。我发现，北约内部好几次出现意见分歧时，意大利人始终属于最忠诚的欧洲人之列。事实表明，意大利的曼利奥·勃罗西奥是北约组织最有效率的秘书长之一，这是不足为奇的。如果他不是小党的成员，很可能早就成为意大利另一位伟大的总理了。
德·加斯佩里看起来不像一位英雄，听起来也不像一位英雄。然而，他堪称战后世界上的英雄之一。他的事迹表明：政治家并不需要装腔作势和夸夸其谈，甚至不需要雄辩的口才，领袖人物可以默默无闻地工作，没有必要大叫大嚷；和善的人同样可以取得成功。
在战争结束时，意大利面临着一段危险的政治真空时期。
1922年，法西斯主义者掌了权。当时，意大利缺乏经验的成年人对和平时期的政府的其它形式毫无所知。德·加斯佩里终于给了意大利人民他们最需要的东西：一个建立在实用主义和自由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的基础上的、温和而稳固的政府。虽然西方组织得最好的共产党施展了计谋，德·加斯佩里还是在意大利建立了共和国，而且使它巩固下来。
德·加斯佩里1945年掌权时，工农业生产已下降到了危险的程度，失业现象到处蔓延。有一段时间，意大利仓库中只剩下能够维持两个星期的粮食。然而，在他的领导下，六年之后，意大利的农业几乎全部恢复，工业产量还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他还使意大利在各国中的声誉得到全面的恢复，并与美国和西欧各国建立了永久性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有了德·加斯佩里，意大利国民政府才能一直为基督教民主党所控制，它与自由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才能一直是友好的。事实上，在变得非常混乱的（西方）联盟中，意大利仍然是最为可靠的成员之一。
1982年初发生的波兰危机考验着西方领导人的性格。面对苏联一手指挥的、对波兰要求自由的骚动所进行的镇压，如果邱吉尔、阿登纳或德·加斯佩里这样的人在世，无法想象他们会象目前欧洲某些政界和知识界领导人那样作出反应。他们丝毫没有留下回避问题的余地，也不愿采取见风使舵、模棱两可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可惜这种态度一般说来已越来越成为欧洲政治的特征，特别是成为西欧对苏联威胁作出反应时的特征了。戴高乐可能是傲漫专横的，他固执地闹独立性，经常是美国的肉中刺。但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之际，他给肯尼迪总统发了一份电报说：“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我将和您站在一起……”戴高乐、阿登纳和德·加斯佩里都是将其政治原则深深扎根于宗教信仰的领袖。他们都是吓唬不倒的人物。
最近，美国国内对西方联盟的性质、内部团结、是否可靠等问题甚为关切；与其冒依赖于不可靠的欧洲盟国的风险，还不如自己单独干的想法，也在增长。欧洲人则越来越把美国描绘成为好战的、容易感情冲动的或者危言耸听的国家，它找出一个又一个借口，回避采取任何行动来对付苏联的威胁。令人寒心的是，在这方面，八十年代的欧洲酷似三十年代的欧洲。
问题则在于三十年代的教训在八十年代是否会被汲泉—而且是及时地汲龋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者：恩克鲁玛、苏加诺、尼赫鲁对西欧各国来说，战后这段时期意味着帝国时代的结束；对这些国家以前的许多殖民地来说，则意味着它们突然陷于走向独立的、变幻无常的境况之中，对这些殖民地的领导人来说，又意味着这是一场非常严峻的考验，有些人将通过这场考验，有些人则可能通不过。其中特别引起世界瞩目的三位是：加纳的思克鲁玛，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印度的尼赫鲁。
他们都具有领袖人物超凡的魅力，在摆脱殖民统治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而且都雄心勃勃地涉足于国际上第三世界的政治大漩涡之中。他们事迹中的类似之点和差别之处表明，领导一场革命和建设一个国家所应该具备的条件是迥然不同的。
1947年，我以赫脱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访问欧洲，发现各国领导人都在竭力进行奋斗，以便把他们的国家从被破坏得如此严重、以致无法想象的废墟上恢复过来。他们需要取得帮助来重建家园；需要食品以免使成百万人挨饿。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丛林中创建新国家的。他们能够求助于很多世纪以来先进的文明所积累起来的智慧，可以仰赖于在过去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使他们摆脱出来的精神力量。在这片废墟下面，还有一支非常称职的劳动大军，他们在管理现代化的工业经济方面是富有经验的。当时应该做的事情，只是给他们以工具就行了。有了工具，他们自己是完全可以胜任这个任务的。
十年后，我访问了加纳，代表美国参加该国独立的庆典活动。尽管加纳缺乏受过训练的劳动大军及欧洲国家那样的工业基础，但我听到的简单介绍表明，它在开始走上自治道路之时，是有过取得成功的良好机会的。
加纳是赢得独立的第一个黑非洲殖民地。它是通过和平革命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而取得独立的。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曾在美国林肯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受教育。那时，加纳被欢呼为英国的“创造性的退让”政策的榜样。值得赞扬的是，英国人像他们在其他殖民地所做的那样，通过培训加纳文职人员及把他们提拔到负责岗位上来的办法，为这个国家取得独立进行了精心的、细致的准备工作。
加纳有充满活力的经济和一支受过教育的人才队伍。由于它的可可的收获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因此，加纳还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
今天，加纳却已成为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灾区。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之一是克瓦米·思克鲁玛本人。有的人在领导革命时能够取得辉煌的胜利，但在随后建设国家时却遭到彻底的失败。恩克鲁玛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来自全世界的代表团参加了独立庆典活动。在一家为接待来访代表团及将会随之而来的旅游者修建的新旅馆里，我们度过了难忘的第一个夜晚。我对此至今记忆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