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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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否定了。
在1976年的几个月内，这两位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继去世了。他们两人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周恩来的政策在身后得到了继承，毛泽东的继承人却竞相抛弃毛泽东主义。
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会缺乏一种神秘感——它不仅吸引了那些征服中国的、狂热的支持者，也鼓舞了世界亿万人民。但是，毛泽东象大多数革命领导人一样，只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
周恩来也能够进行破坏，但他很有才干。他不是光能管理废墟的人，而是能够进行建设，这在革命领导人中是罕见的。
他既能维护过去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又能为未来建设一个新社会。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中国革命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并搞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最终将取决于中共现行领导人的决策，看他们能否象周恩来那样，更多的是作为中国人行事，而不是作为共产党人行事。如果他们确实能够这样做，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无需担心北方的苏联、南方的印度、东北方的日本，甚至毋需担心东方的美国。拥有十亿世界上最有才干的人民和巨大的天然资源的中国，不仅将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8、一个崭新的世界——变动时期的新领袖们
在1940年总统选举中败给罗斯福、并希望在1944年再次参加竞选的温德尔·威尔基，于1943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一个世界》。此后，该书的内容大多已被人们所忘却，唯独书名还被记忆犹新。这本书用两个词归纳了现代的一个基本现实，即我们是第一次真正地生活在“一个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部分可以远隔尘世，不受其他地区的骚乱的影响了。
威尔基写出《一个世界》以来的四十年中，世界上发生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巨大的变化。今天，如果对全球再作一次概括的话，可以称之为“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们生活的这个新世界，是一个由新人组成的世界。现在，百分之七十的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
这是一个新兴国家的世界。1945年创建联合国时，只有五十一个成员国。现在，它已拥有一百五十多个成员国。其中有二十六个成员国的人口比加利福尼亚的圣约瑟还少。
这是一个富于新思想的世界。战后大部分时期内，存在着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趋势，即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个部分：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由于苏联人和中国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今天，共产主义世界已不再是一个坚实的集团了。自由世界也是如此。各种类型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正在全面争夺新兴国家的人心。
这是一个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而改变了战争性质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一种工具来说，实际上已经过时了。甚至连世界战争这个概念本身，以及伴之而来的、在这类战争中获胜或失败的想法，也都变得几乎是无法想象了。
但是，随着世界性战争危险的减少，小规模战争的危险却在增加。一个大国已不再能够满有把握地对另一国提出警告说，如果它在外界进行侵略，必将同时冒遭受核报复的危险。
本书以显著地位描述的那些领袖们，都是属于一个特定的、史无前例的时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史上翻天覆地的重大事件之一。它释放了必将持久地改变着世界的各种能量，迎来了核时代。它结束了西欧各国对地球上其他地区的统治，推动着老殖民帝国瓦解的进程，又把东欧置于苏联的严密控制之下，并使掠夺成性的俄国变成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今天，我们不确切地把植根于西欧文化的各种思想和莫斯科制造的极权主义制度贴上了“西方”和“东方”的标签。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这两种价值规律之间的巨大斗争提供了舞台。
战前，邱吉尔在反对派中孤掌难鸣，人们把他看作一位行为古怪的人，不予理会；戴高乐虽然也在争取群众，但同样是徒劳无功的，无人响应。阿登纳在他本国则是一个逃亡者。他们具有同样的品质，这使他们后来都能完满地为他们的国家服务。但是，这些品质在当时要么得不到承认，要么不为世人所需。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因为时机来到。
邱吉尔、戴高乐、阿登纳这样的领袖是罕见的。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是出类拔革的人物，而且因为把他们推到前方去的环境是罕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形势，不仅要求有非凡的领导人，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上演伟大剧目的舞台。
除了这些战后的伟人之外，其他数以百计的领袖们也在塑造新世界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们较少为人所知，人们对他们生平的研究也少。但在许多方面，他们是同样重要的。在反对欧洲殖民国家的革命者中，恩克鲁玛、苏加诺和尼赫鲁都是杰出的榜样。菲律宾的拉蒙·麦格塞塞要不是过早去世的话，可能会成为远东最亮的一颗明星。戴维·本·古里安和戈尔达·梅厄都是先驱者，他们在古老的巴勒斯坦沙漠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中东其他四位领袖——伊朗国王和费萨尔这两位国王、纳赛尔和萨达特这两位埃及人，也都是为了使他们的国家在不被旧势力征服的情况下加入新世界而斗争的领袖人物。
还有一些领袖人物，如果处于别的环境下，他们可能早已扬名史册。但由于他们是在平静的时期担负领导职责，或者领导着不太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的名字至今鲜为人知。例如：倘若李光耀与罗伯特·孟席斯都担任英国首相、而不是分别担任新加波和澳大利亚总理的话，他们将会与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齐名。纵观他们的生平，实在使人浮想联翩：如果尼赫鲁对经济现状象李光耀那样了解，印度战后的历史该是多么不同！要是孟席斯也是英国战后的一位首相，欧洲的历史进程又将会多么不同！
最后，还有一些本应为人们所牢记的领导人，他们虽然受命于多事之秋，却因为默默无闻地进行着领导工作而被人们遗忘了。我们对那些浮夸的、盅惑人心的政客经常记忆犹新，对默默无闻的调解着或谨慎勤勉的建设者却容易淡忘。
德·加斯佩里——拯救意大利的“好人”上面提到的最后一批领导人中，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位，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就是意大利战后的总理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极为贫困，比欧洲其他许多地方贫困得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宏伟的、富丽堂皇的宫殿虽然被保存下来了，但是人们更需要食品。一点面条，一片面包，在战后的意大利都是宝贵的。
人们在绝望中经常会采用极端的手段。意大利的贫困状态为斯大林提供了机会。莫斯科把钱财灌注到意大利共产党的保险柜里，企图以此手段加强该党，使它成为攫取意大利的工具。莫斯科一度几乎取得胜利。但是，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这位瘦削的人却挡住了莫斯科通往胜利的道路。
1947年，我见到了德·加斯佩里。当时，我作为赫脱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访问了意大利，考察重建西欧需要些什么。那时离意大利战后最重要的选举还不到一年。由于意大利共产党是苏联集团之外最大的、得到资助最多的党，很多欧美评论家预言它将取得胜利。意大利的贵族们计划一旦共产党上台执政，他们就要逃离该国。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这次选举将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我们清楚这一点，德·加斯佩里清楚这一点，苏联人对此也是一清二楚的。
自1945年12月以来，德·加斯佩里一直担任总理。他的精力、才智和决心，给我们委员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杰出的”、“富有洞察力的”、“老练的”这类经常加在伟人身上的形容词，却没有一个是用来描绘德·加斯佩里的。他身上具有某种书生气的味道。事实上，他就是一个书生。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他的大部分时间要么是作为一个政治犯在狱中度过的，要么就是获释后在梵蒂冈图书馆里当一名管理人员，在抄抄写写中度过的。他长得又高又瘦，前额很宽，一双热切的蓝眼睛上，戴着圆形的眼镜：嘴巴很宽，甚至在他的眼睛里充满生气、告诉人们他根本不是不高兴时，薄薄的嘴唇似乎也微微皱起、略带忧郁。直到1954年他七十三岁逝世时为止，他的头发一直很浓密，仅有一点灰自而已。
我在1947年的访问中，见到了德·加斯佩里和吉赛普·蒂·维多里奥这两位意大利主要领导人。他们之间的差别是惊人的。蒂·维多里奥是一位共产党人，担任意大利劳工联合会总书记。他也是这个国家战后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我在他的办公室里拜访了他。办公室里，过分铺张地装饰着时兴的家具、豪华的红色窗帘，以及厚厚的红色地毯。当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向我表示欢迎。他充满活力，生气勃勃，而且殷勤好客。他微微笑着，开着玩笑，而且笑得很轻松。开始时，他热情外露；当话题转到美国和苏联以后，他那亲切和蔼的态度顿时消失了，变得冷若冰霜，而且爱好争辩。他上衣的翻领上，还别着一面小红旗。无论就言谈或态度而言，使人们毫不怀疑他是一位不折不扣地忠于俄国、彻头彻尾地敌视美国的人。
相比之下，德·加斯佩里的办公室虽然也是舒适的，但设备并不过分铺张。在接见我们委员会的成员时，他是有礼貌的，但又是文静的、含蓄的。正如蒂·维多里奥是一位典型的、性格外向的人一样，德·加斯佩里是一位典型的、性格内向的人。我不能想象他会拍拍人家的后背，与别人随便大声攀谈，或是说些带有强烈幽默感的话。那天，他双眼流露出近乎忧郁的神情。在领袖人物中，这并不是一种不寻常的特征。戴高乐和墨西哥战后最伟大的总统阿道尔夫·罗斯·科尔蒂内斯就经常带有这种神情。
肤浅的观察家可能会打赌运动中，蒂·维多里奥将会击败德·加斯佩里，因为蒂·维多里奥在必要时可以表露出开朗的性格，这对富于同情心的意大利人是有感染力的，德·加斯佩里却做不到这一点。但在几分钟之后，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委员会中顽固的人和政治上赞成孤立主义的人，也都为他那种难以言喻的、大家一致公认的品质所打动。
德·加斯佩里流露出一种内在的力量。他越是平心静气地讲话，号召力就越强。人们可以感觉到，他深深忠于他的人民、他的国家和他的宗教信仰。
在政治选举运动中，华而不实的表演家们经常取胜。对这位文静的、不装腔作势的人和平庸的演说家来说，他缺乏领袖人物那种非凡的魅力，在政治上要赢得信任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却具有伟大的领袖人物所特有的那种精力、才智和性格。幸运的是，意大利人民能够觉察到这些品质的价值。如果当时不是这样的话，今日的意大利很可能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邱吉尔经常说的“欧洲的软腹部”也就会被致命地戳破。
德·加斯佩里虽然举止谦恭，但他对自己和自己的才干也是确信无疑的。众所周知，他愿意与政敌们妥协；但是，人们也可以指望他维护基本的道义和政治标准。因此，他被称为“我们时代最平凡的非凡人物”。然而，他又是两千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覆灭以来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最伟大的意大利领导人。
在战争结束后重建一个战败国，这可能是领袖人物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但是，战争和失败所产生的剧变，又经常把具有卓越才干的领袖人物推到显著的地位。正如麦克阿瑟和吉田茂对于战后的日本、阿登纳对于德国都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一样，德·加斯佩里是重建被战败的意大利所不可缺少的人物。
像西德的阿登纳一样，德·加斯佩里能把意大利带回到国际大家庭中去。因为世界其他国家看得很清楚——正如一位意大利人所说的：“他是一位好人。他说话是算数的。”他那文静的、朴实无华的举止，与法西斯时代意大利政治中那种装腔作势、哗众取宠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以一种宽慰之感。
墨索里尼使意大利人屈从于一个浮夸的政权，其词藻之华丽，从程度上来说，与德·加斯佩里语言之平淡真是各有千秋。德·加斯佩里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演讲看来说，是具有局限性的；但他也意识到，意大利人民在听取领袖长达二十三年的说教之后，现在宁愿听听教授们讲课了。他的演讲是松散的，有时还有点令人迷惑不解。他从不大幅度地、戏剧性地挥动手臂，只做轻微的手势；在讲话中，他不用词藻华丽的譬喻，而是用经过仔细推敲的、无懈可击的推理。在讲台上，他有时还停顿下来，从文稿中搜寻确切的数字以引证他的论点。
如果过了一阵还没有找到，他就会叹一口气，喃喃地说：“噢，没关系，让我们继续讲下去吧。”
德·加斯佩里用他在选举方面像魔术师一样的才干来弥补他在演讲方面的弱点。正如他的一位同僚在战后头几年议会发生危机、政府动摇不定的日子里所说的，“一张信任票比一百句警言还要值钱”。德·加斯佩里设法取得了信任票，使他的历届政府能够团结在一起。
战后的形势，使意大利政府在坚韧不拔方面也受到了锻炼。在当时的西德和日本，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盟国占领军手中，后来，占领军才逐步把主权移交给民选政府。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官员在对付食品匮乏、劳工骚动以及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分子的各种诡计方面，都可以得到协助。在人民不满时，他们至少还有一个“洋鬼子”可以用来当作挡箭牌。
与这些国家不同，意大利几乎立即就自由行动了。从194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