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么这一点就更加千真万确了。
作为议会的一名才华横溢和出身名门的年轻议员，无限美好的前程展现在邱吉尔的眼前，他登上了世界的顶峰。
突然，他开始抨击他的政党的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当他主张自由贸易政策这一与保守党官方为保护英国货物而制定的关税壁垒政策直接相抵触时，就引起了一场重大危机。这种由资历较浅的议员破坏党规，特别是他们还打算向内阁提议的作法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1904年邱吉尔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越过”下院，从保守党转向自由党。在政治上有时必须冒险，赌注要多高就可能有多高，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成功或是失败。政治舞台以外的人们，或是新来政界的人们往往不明自政治上冒风险的独有的特性。生意上冒风险是伤脑筋的，但是至少有些科学仪器能部分地预测到可能的结果。但是，在政治上冒风险却要依靠魄力、直觉和适时地作出决定的能力。
今天，整个保护主义的争论似乎是遥远的、没有生气的。
有人不得不怀疑邱吉尔为此而冒这么大的风险是否值得。但是。邱吉尔是从广义上来看待自由贸易的问题，包括它与国内就业和英国生活水准等问题的直接关系。当许多英国人无怨言地生活在并不比狄更斯的惨淡小说所描写的情况为好的环境里的时候，邱吉尔就看到了广大的英国公民的生活水平问题将是英国政府在本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
使他吃惊的不只是英国社会内经济上的不公正，还由于英国社会不可避免的精神上的创伤。一天，当他在曼彻斯特他的选区街道上行走时，他与助手说：“设想住在这样的一条街道上——从未见过美好的事物，从未吃过可口的食物，从未说过聪明的语言！”
经常有些青年人要我列举一些作为竞选政府候选人所必备的条件。可以提及的有智力、直觉、品质以及对伟大事业的信念。许多人具有这些条件；但是，只有极少数人具有政治上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愿意冒一切危险来获得一切。你不应害怕失败，这并不是说你应当轻率。但是你首先要有勇气。如果有一个未来的候选人告诉我，只有当他在财政上和政治上得到该党组织的支持，并且民意测验表明他肯定获胜时，他才决定参加，则我会对他直截了当地说：“不要这样做，你将是一个劣等的候选人。”在邱吉尔的整个生涯中，他总是勇敢的，有时是轻率的，但是他从来不害怕失败。
邱吉尔的易党给他带来的冲击波是巨大的。他的许多朋友们公开地指责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是利用人民飞黄腾达后又加入一个企图破坏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党派反对他们。他竭力促进选举制度的改革，这种改革远远超出他们所看到的那种谨慎地和稍微扩大一点儿有资格参加管理政府的人数的情况。邱吉尔已加入了那些打算打开人民民主的闸门和吸收下层民众的各种力量的行列之中。
感情变得强烈和痛苦。他喜好英国的那种不充分表达出实情的习惯，他后来写道，“我确实既没有通过我的行动，也没有通过我的态度去表示出巨大的持续的爱好。”邱吉尔成为上流社交界的流浪儿，而不久前就在这个圈子里他被捧为有卓越潜力和无限前程的年青人。他被称为“布伦赫姆鼠”并且突然发现他在伦敦的大多数最上流的家庭中不再受欢迎了，早期怀有的怨恨并不总是很快地就能遗忘。十一年后，保守党人试图将不给邱吉尔内阁席位作为他们参加战时联合政府的一个条与其说仇恨最终消失，不如说怀有仇恨的人已经去世。俗话说：“很好地活着就是最好的报复。”在政治上它也许可以解释为：“活得比别人都长就是最终的报复！”
邱吉尔所遭受到的这种社会的排斥也许能制服许多政治家。许多人进入政界是因为他们欣赏赢得公众的喝彩。而甘愿忍受不被欢迎、痛苦和由于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政治人物而带来无休止的争论的人，就需要具备一种不同的气质——并不一定需要一个较好的性情。
在我三十六年担任公职的生涯中，我看到了许多有能力的青年男女放弃了他们的政治生涯回到了不担任公职的天地里，因为他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们的家庭不愿承受由公众争议伴随而来的压力和孤立。在这方面，水门事件前后的政治生活中的差别是多么明显！今天，因担任公职取得成就而受到许多人赞同和尊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侵犯私人生活的危险性日益增大，对进入政界首先需要付出各种代价和经受各种揭露的事对许多人来说简直起了阻碍作用。这必然会影响到愿意担任公职的男人和妇女的质量和数量。
1906年邱吉尔三十二岁时，才第一次在自由党政府内获得内阁成员的职位。在以后的几年内，他担任过六个内阁职务，对于每一职务他都怀有极大的好奇心和花了巨大的精力。作为商务部大臣，邱吉尔给立法机关的领导提供了动议权，这就为现代英国奠定了基矗”此外，作为内政部大臣，他首先提出给煤矿工人八小时日工作制和要求在矿井里设有安全设备；他禁止地下雇用十四岁以下的男孩；店员要有法定的工间休息；建立最低工资制：建立全国性的劳工交流以减少失业；实行了重大的监狱改革。
事实上，这些成就是今日英国福利政府的开端。但是，即使他颁布了这些改革，邱吉尔还是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划了一条鲜明的界线。在一次讲话中，邱吉尔认为他的方法最好，他说：“社会主义谋求使富者下降，自由主义谋求使贫者提高；社会主义会扼杀企业，自由主义会从特权和偏爱的桎梏下拯救企业……；社会主义提高法规的地位，自由主义提高人的地位，社会主义攻击资本，自由主义攻击垄断。”
他在立法上做出的成绩是巨大的。他是有创造性的、吸引人的和爱争论的；但给人第一个印象，他似乎总是粗鲁和不老练的。在他需要朋友的地方他树立了许多敌人。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人们对他比较了解以后，这种坏印象能够得到扭转。
但是第一个印象通常是难忘的。正如他的一个密友所说：“第一次看到温斯顿时，你看到的是他所有的缺点，之后你花费余生的时间去发现他的美德。”
象邱吉尔那样有着易激动的性格和脾气的人在政界中是司空见惯的。1947年当我第一次进入众议院时，那里极易发怒的人和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古怪的人比比皆是。但是随着电视的发展使得政治人物均质化了，在均脂牛乳中，奶油不会浮到顶部。这同样适用于均质化的政治生活。
过去，我们倾向于钦佩那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风格上有勇气标新立异的政治领袖。但是今天，为了不使过度曝光而变得苍白，或显得过分或失去平衡，绝大多数政治家不得不或者伪装作和蔼的，不伤害他人的态度。“不要兴风作浪”似乎已成了大多数新一代的政治家的行动准则。
我并非认为在政府里需要有怪人或者是狂人。但是我们不妨有几个有创见的思想家和冒险家。我们的年青一代的政治领袖们需要知道，若是你想成功，只有一件事比犯错误更坏，那就是迟钝。有时我也感到疑惑，象邱吉尔和戴高乐这样伟大的有独创性的人物，能否幸免于我们的政治领袖们今天所不得不遇到的为一些小事在报纸上接二连三地遭到攻击。
邱吉尔为他的高压手腕付出昂贵的代价。他几乎没有什么密友，但却有许多敌人。据斯·皮·斯诺讲，即使对邱吉尔十分钟爱的乔治勋爵也认为他是“有点象傻瓜”，在他成功之际，一切都是美好的。他的果敢的，我认为是卓越的计划——为了早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派遣了一支突击队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里波里登陆，被拙劣地修修补补地执行，给他的批评者们提供了所需的武器，以降低他的威望。他被赶下了台，担任一个荣誉职务。
他对此无法忍受。倒不是因为他计较这一场争论，也不是因为他的自负受到挫伤，当然也不是因为他怀疑如果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达达尼尔远征可能成功。真正使他难受的是，他失去了决定事件进展的能力。就象他的助手所说：“情况越糟糕，他却越果敢，越平静——正是这种该诅咒的闲散无事的感受使他如此沮丧。”
就在这个时刻，邱吉尔第一次遭受到他称之为“黑狗”的折磨——周期性的令人疲惫的几番消沉使他一度接连几周都打不起精神来。还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另一位散文大师，英国第一部词典的编纂家，塞缨尔·约翰逊也遭受到同样的折磨。他在那段时间里感到痛苦是可以想见的，这也许倒为他这个本来是乐观的、精力充沛的人提供了为未来战斗做好准备的条件。
给他提供的和平和快乐的取之不竭的一个源泉是他的婚姻。1908年他与克莱门蒂·霍齐尔结了婚，正如后来他写的那样，他们“自从结婚以后，生活得很幸福。”诚然，美满的婚姻并不意味着它从无烦恼。邱吉尔夫人是她丈夫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和最热烈的信徒，但是她从来就不喜欢作一个职业政治家。
她也不能容忍她丈夫的许多政治上的朋友和密友。既然他不能放弃他的政治生涯，他们必须达成某些谅解。有许多时间他们不在一起生活。他忙于公务，而她则去法国或是他们在伦敦郊外的乡间别墅里度假。邱吉尔从不对其他妇女表示过任何兴趣，他们经常通信，书信内容详细，这些信件极好地反映了他们彼此间深切的爱和信任。
二十年代初期，邱吉尔似乎已不被重视。当他刚刚四十六岁时，许多新一代政治家已把他看作青年人。他有过坎坷的、然而是卓越的经历，他似乎不大可能被继续提升，人们还保留着对他易党所带来的残存的不信任。他也无法摆脱达达尼尔远征招来的痛苦的反责。
1922年是邱吉尔经历几次低潮时期的最低点，当时急性阑尾炎手术使他无法参加竞选活动。由于他无法施展自己的卓越的演说才能，他被击败了。这是二十二年来第一次他不是下院的成员。正如他略带嘲讽地说：“一瞬间，我发现自己没有职务，没有席位，没有一个党派，甚至没有阑尾。”他的情绪很低落。
劳埃德·乔治的前助手之一当时看到邱吉尔后报道说：“温斯顿是那样的低沉，整个晚上他几乎没说一句话。他认为他的世界已经接近末日——至少是他的政治世界。”
塔利兰德曾经说过：“在战场上，一个人的死亡只有一次，在政治上，一个人的死亡只是为了东山再起。”邱吉尔的生涯显然证实了这个真理。当然，一个谚语对一个刚刚落选的人只不过是一点点慰藉。因为我自己落选过几次，我品尝过这种滋味。朋友们会对你说：“没有职责缠身，你可以随时出去旅行、钓鱼、打高尔夫球，这不是很好吗？”我的回答是：“好吧——那就试一星期吧。”随后，你就会有一种完全空虚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那些有同样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
直接的后果倒并不特别坏，因为你被竞选运动搞得精疲力尽正处于麻木状态，还因为你的肾上腺素还处于高水平上。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后，现实使你认识到你已经失败，你已无法收回或者改变作法去挽回这一结果。除非你很有钱，否则，不管你心情如何，为了支付每周涌来的支出账单，你就必须重新开始新的职业。
邱吉尔确是如此。他重新为报纸撰写文章以得到一些收入。他两次想重返议会，但都未成功。他向世界显示了一张勇敢和精神愉快的脸。我当然确信，每次失败都是令人痛苦的和丢脸的失望。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它或者退出政界，在政治上被击败并不是致命的。邱吉尔不知道“退出”这个词的含义。
到二十年代中期工党几乎全部吃掉了自由党，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自由党员加入了保守党。作为一名重返保守党的成员参加竞选，邱吉尔终于在1924年回到了议会。
一个月后，邱吉尔有了一点好运气，后来却成了倒霉的事。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成为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第二号人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对这件意料之外的事件负有责任的却是内维尔，张伯伦。
斯坦利·鲍德温首相原打算任命张伯伦任财政大臣，让邱吉尔当卫生部长。但在最后一分钟，张伯伦出入意外地说，他想当卫生部长。所有的其他大臣均已指定，而邱吉尔正在接待室等待。鲍德温就改变脚本，问邱吉尔是否愿意作财政大臣，这使邱吉尔为之大吃一惊。邱吉尔抓住这个机会腾然而起。
在邱吉尔任财政大臣的四年里，争议迭起。无论从哪方面讲，这是一件难以成功的使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后果，英国的经济仍然很虚弱。为了使经济能在可靠的基础上获得真正的复苏，许多著名经济专家敦促进一步紧缩财经。军方则要求拨给大笔新的军费开支，以便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和重建英军的霸权地位。
没有什么人为这高昂的社会福利计划说话——诸如，国民养老金计划和寡妇儿童保险。这个计划正是邱吉尔决心制定的。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有关发放养老金的计划，在税收条例方面，他采用了一些新的变革，从而减轻中等阶层纳税人的负担，并且，通过刺激生产力和投资来增加就业。
我认为，作为财政大臣的邱吉尔的名声，可能遭到了和赫伯特·胡佛那样形象受到扭曲的类似的问题。他们两人时运不佳，任期正是在1929年世界住的萧条时期。如果不由当权者负责，又该由谁来对这一灾难负责呢？胡佛不象邱吉尔，他没有吸引人的热情的性格。因此，他也无法使人们了解他是怎样深切地关心着他们的困境。数十年后，当我了解胡佛后，我发现他虽然外表相当生硬，冷若冰霜，但却是一位腼腆的、敏感的、热心肠的人。在他任总统期间，只有他的密友和家人看到他讲到失业者的痛苦遭遇时泪水曾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