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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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过来，评论道：“在中国，是孩子们在吞噬着革命。”
毛泽东的红卫兵含混不清的使命，就是要摧毁现有的政治秩序和官僚机构。作为总理的周思来正好居于这一机构的顶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近五十万红卫兵包围了人民大会堂，实际上把周思来软禁起来。周思来凭着他那种一向镇静沉着的精神，与来包围他的人进行了长达三天两夜的马拉松式谈判，渲泄了他们的不满，平息了他们的火气，使人群终于逐渐散开了。
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归来后，对我说过：周思来在谈到文化革命时，几乎隐藏不住他内心的苦闷。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周思来是为了实现建立平等的社会这一远景而斗争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也是一位想循序渐进地推行经济现代化的领导人。因此，他一方面赞同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深知要在今后数十年内满足人民最基本的需要和国防方面的需求，就必须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正象埃德加·斯诺所说，周思来是“一位建设者，而不是一位诗人”。当周恩来看到红卫兵的怒潮摧毁了他精心奠定的现代化基础时，他一定会感到非常的痛苦。
中国人怀念周恩来，可能是把他看作一位把党和国家拧在一起的伟大的调和者。然而，世界上的人怀念他，则是因为把他看作中国第一流的外交家。他是中国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在谈判中，天生的灵活性、对国际权力斗争原则的熟悉和热切坚定的思想信仰这些品格集于周思来之一身，此外，他对外国情况也十分了解，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洞察力和极其丰富的经验。所有这些，使他成为当代最卓越的外交家。
在外交事务上，毛泽东给予周思来以相当大的自由和权限。1972年，在我和毛泽东的晤谈中，当涉及到特定的国际问题时，毛就对我说：“这些问题不应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会讨论。我和你只讨论哲学上的问题。”因此，我后来和他的谈话虽然涉及到最高级会谈的议程的全部问题，但都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讨论的。最为有趣的是，在我和周思来随后举行的会谈中，周思来总是引用毛泽东的话语，以此作为他在谈判席上所持立场的指导原则。
中苏分裂和中美建交，是形成当前全球战略平衡的两大外交事件。周思来则是这两个事件的中心人物。导致中苏破裂的论战的起因，归结起来不外是哪个国家在共产主义集团中应居首位这个问题。作为第一个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1917年起，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了，它死抱住自己的优越地位不放。中国可能已经成为第二个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但毛泽东和周思来显然不甘心屈居第二位。
谁居首位的问题，既表现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也表现在一些象征性的问题上。苏联成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共产主义国家之后，其领导人要求中国在外交上也跟着它的指挥棒转，因为中国需要苏联核保护伞的保护。苏联领导人也把核垄断当成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不大不小的威胁。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苏联的核武器既是其盟国的保护罩，又是悬在它们头上的剑。
因此，中国想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是不足为奇的。中国人要求苏联给予技术援助，苏联开始时勉强同意了，后来索性撕毁了协议。
在一些象征性的问题方面，中国领导人认为，在与苏联打交道中，任何不平等的关系都无异于向野蛮人叩头。1957年，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以后，周思来气愤地抱怨说，赫鲁晓夫也应该学学汉语了，免得谈话老是用俄语进行。赫鲁晓夫辩解道：“可惜汉语实在太难了。”周恩来愤怒地回答：“俄语对我的困难，并不亚于汉语对你的困难。”
在1961年苏共代表大会上，中苏分歧公开化了。当时赫鲁晓夫企图谴责阿尔巴尼亚，因为阿尔巴尼亚一直顽固地坚持走斯大林的道路，无视克里姆林宫的新路线。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观察员，反对赫鲁晓夫这样做。周思来可能已经意识到，如果持独立思想的阿尔巴尼亚今天受到谴责，中国明天也将受到谴责。
在那次会议中，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斯大林主义的全面谴责，以此回敬周恩来。周恩来却在这个时候向斯大林墓献了花圈，题签上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赫鲁晓夫又采取了一个别人都不敢采取的行动——暗中操纵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陵墓旁边移走的决议。于是周恩来退出了大会会场，中苏两国之间的分裂变得无可挽回了。几年之后，周思来说，“约翰·杜勒斯的阴魂正在克里姆林宫徘徊。”
由于中苏分裂，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国发现自己已经处于孤立的地位，而且被敌对的强国所包围。我最后决定与北京作出和解的姿态之前，曾经尽量为周恩来设身处地地考虑过：当他环顾四周以后，一定会看清中国真正的和潜在的敌人是谁。
中国的东北方是日本。它对中国并未构成军事威胁，但日本的经济力量可能在将来成为对中国的可怕的潜在威胁。
南面是印度。自从中国派遣军队参加了一系列的边境冲突以后，周恩来对印度人只有蔑视而已。然而，他懂得，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个人口最多的大国，有了苏联的支持，它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威胁。
北边是苏联。它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在三十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在中苏边境，苏联还驻有全部现代化的四十多个师，比十年前至少增加了三倍。
太平洋彼岸是美国。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周恩来把美国看成意识形态上的最大死敌。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也认识到：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所有的邻国中，美国是现在或将来都不想反对中国的唯一国家。更重要的是，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制止中国的北方死敌的国家。
上述格局为中美恢复邦交准备了条件。这并非由于这一方喜欢那一方的哲学，而是为了维持力量的微妙平衡——这对中美双方的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正因为如此，当周恩来获知我们希望重新打开两国关系的信号时，他就象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行动了。
斯大林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长维奇斯拉夫·莫洛托夫曾经警告一位美国谈判看说：“如果你认为我们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对付周恩来吧！”但当我们和周恩来接触后，发现他并不是莫洛托夫所说的那种毫不妥协的谈判者。作为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把我们看作意识形态的敌人：作为一个讲究实际的中国人，他又懂得他需要我们。
我们的分歧很大。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更大。我们的任务是减少分歧，而不是扩大分歧。中国领导人想要摆脱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而使自己受到敌视和包围的处境。我们也看得出来，中国政府急于结束这种“愤怒的孤立”状态：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通过三角外交将有助于遏制苏联的机会。虽然中美复交是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但我们必须在联合公报中阐明我们的关系，并解决许多技术性的问题。
在谈判中，我感到要求周思来突然放弃由他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外交立场是不可能的。但我也懂得，他是一位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对基辛格说过：“舵手必须顺水行船。”
当我和周恩来讨论美军留在日本和太平洋地区这一问题时，我知道这是个尤为敏感的问题，并注意到中国人要求美军撤出日本和废除美日共同防务条约。于是我指出，即使我们的政策违背中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则，但这实际上还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在谈到苏联时，我又说：“美国可以从日本水域撤出，但别的国家仍会在那里渔利。”我继续说：日本要么应该寻求同克里姆林宫和解，要么应该重新武装自己。
我知道，周思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大概会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又不会明确表态。果然，他以一种特有的微妙姿态作出了反应：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变了话题，对我的看法不作任何评论。但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清楚周恩来的沉默正是表示首肯。
除了共进午餐、晚宴和其它公开活动之外，在面对面的正式会谈中，我与周思来会晤了十五个小时以上。他有四个特点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精力充沛；准备充分；谈判中显示出高超的技巧；在压力下表现得泰然自若。
他的精力是惊人的。我注意到在一些时间较长的会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谈双方的年轻人逐渐感到困倦，翻译也显得语调不清了，但七十三岁的周思来却始终反应敏捷，态度强硬和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从不离开正在讨论的议题，从不延宕时间影响讨论，也不要求休息。如果在下午的会议上双方对联合声明的措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他也不会把问题留给他的助手，而是在当天休息的时间里或晚上，亲自与基辛格一起去完成它。第二天早晨，他看起来就好象刚从乡间度过周末归来似的，又以旺盛的精力去解决重大的问题了。巨大的权力和责任感，使他永葆青春。
他和我见过的其他领袖一样，事先为会谈作了充分准备，只是在碰到高度技术性的细节问题时，才回过头问一下助手。
基辛格曾经对我说过，周恩来的谈判技巧将会使我感到吃惊。他说对了。我们的会谈既涉及象征性的问题，也涉及实质性的问题。我会见毛泽东之后，和周思来坐下来进行第一轮会谈。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一个象征性问题，十分巧妙地试探我的意图，以便摸清我这次来中国是否放弃了自己过去强烈地坚持的观点。
周思来说：“下午，您对毛主席说，今天我们终于握起手来了。不过，约翰·杜勒斯可不想这样做。”
“可是您说过，您不想和杜勒斯握手了。”我回答。
“未必，”周思来说，“我倒愿意和他握手。
“那好，我们握手吧！”我说着，把手伸向桌子对面，再次和他握手。
周恩来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很感兴趣。他继续说：“当时，杜勒斯的助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采取不同的做法，但又不敢打破杜勒斯的戒律。于是，他右手拿着咖啡怀。由于不能用左手握手，所以他只用左手摇摇我的胳臂。”听到这里，在场的人都笑了。周恩来接着又说：“但是，当时我们也不责怪你们，因为当时世界上流行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国家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明白了，情况并非如此。”
我对周恩来的说法表示同意，说：“我们已经冲破了旧的框框。我们根据每个国家的所作所为来看待这个国家，而不是把它与它所属的国际集团混为一谈，由于它们持有同样的哲学观点而把它们说成漆黑一团。我应该坦率地告诉总理阁下，我当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里任职。观点和杜勒斯先生相似。但是，从那以后，世界已经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改变。”
周思来是强硬和不肯让步的，但在弭合中美两国的分歧方面，他又是灵活的。在公报中有关台湾问题的那一段，中美之间的观点相去甚远。我们不愿抛弃台湾，也不能抛弃台湾：周思来则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毫不含糊的主权要求。
他想利用中美联合公报来肯定中国的这一要求。中美公报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主要应归功于基辛格和周恩来。双方终于达成一项折衷的协议，即双方都用心平气和的词句在公报中阐述各自的立常总是着眼于首要问题的周恩来懂得，中国与美国的新关系与台湾问题相比，显然重要得多了。
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周恩来总是镇定自若，与赫鲁晓夫的滑稽可笑和勃列日涅夫的矫揉造作恰成鲜明的对比。他从来不提高讲话的调门，不敲桌子，也不以中止谈判相威胁来迫使对方让步。1976年我重访中国时，特意向周恩来夫人谈到她的丈夫给我最突出的印象：他总是那样坚定不移而又彬彬有礼，他在“手里有牌”的时候，说话的声音反而更加柔和了。
周的沉着冷静，我认为主要归功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经历，但也反映出他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周恩来从来没觉得有必要象苏联领导人明显地表现出来的那样，在他的助手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大丈夫气概。
周思来的谈话不象毛泽东的谈话那样丰富多彩，但他在谈到某些问题时，有时也有相当生动的想象力。当我们坐车从机场前往北京市内的宾馆时，他言简意赅地说：“您从大洋波岸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我们已经二十五年没有联系了。”
周恩来擅长写诗，有时用诗来表达他的感触。在谈到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时，他希望我能获胜，并提起毛泽东写的一首题为《咏梅》的词，说：“在这首词中，毛主席的意思是说，那些开拓事业的人，不一定都是收获成果的人。百花盛开之时，也是他们行将凋落的日子。”周思来继续说，“这一次您开了头，但您可能看不到它的最后胜利。不过，我们将欢迎您再次来访问。”
我们在北京的宾馆里举行最后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时，周恩来再次引证诗词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说：“在您楼上的餐厅里有一幅毛主席手书的《题庐山仙人洞照》，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您是冒着一定风险来中国的。然而正如诗中所述，在危岩之上，正有着无限优美的风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诗才，在伟大的领袖们中也是不常见的。最成功的政治，则比优美的散文更富有诗意。
在中国内战期间，周恩来与国民党人和美国调停者之间的谈判，为共产党取得胜利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他的拖延战术为红军力量的壮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装出愿意进行妥协的姿态，使蒋介石的美国担保人处于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