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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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在这次令人愉快的游览之后，晚餐前勃列日涅夫让我们坐下来进行一次会谈。他不久前还打趣地拍拍我的背，而现在又开始愤怒地谴责我为结束越南战争所作出的努力，并指责我企图通过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来对他施加压力，那时我突然想起了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他这次出击仅仅是长时期攻击的第一手。连续三小时，勃列日涅夫、阿历克赛·柯西金、尼古拉·波德哥尔内恶狠狠地轮番对我进行责骂，犹如克格勃的审讯者轮流审问一名难以对付的嫌疑犯一样。
然而，会议刚结束一会儿，我们上了楼，在晚餐席间进行了一次十分亲切的谈话。我照例开了一个玩笑，我说，不能让基辛格喝得太多，因为过一会儿，他还要与葛罗米柯谈判。这句俏皮话把苏联领导人大大地逗乐了，他们纷纷前去，借各种名义强劝基辛格喝伏特加。看起来，似乎刚才楼下那次语言刻薄的唇枪舌战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勃列日涅夫象他同代的许多苏联领导人一样，在谈论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时，感情尤其冲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牺牲了两千多万人，对那些苦难岁月是如此记忆犹新，好像这些日子在昨天才结束一样。
1972年我在电台和电视台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时，谈到一位十二岁小姑娘丹娘的故事，她在日记中挨个地记述了在列宁格勒被日期间，她家庭成员牺牲的情况。我最后说：“让我们尽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来确保每个孩子免遭丹娘所遭受的苦难。”
勃列日涅夫事后告诉我，我的结束语使他热泪盈眶。第二年，在圣克利门蒂我家里的一次私人宴会上，在向他祝酒时，我又重述了那一段话，那时，勃列日涅夫是满眶泪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绕过餐桌，拥抱了我。
有一次，勃列日涅夫俯身对我说：“我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尤其是当我想起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时，更是不由自己。”但是，人们不应把那种感情的流露当作是多愁善感。他的声音是有力而深沉的，这个声音散发出巨大的吸引力和个人的魄力。他做一些强有力的手势，常常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有一次他就这种习惯开玩笑地对我说：“每次我站起来，我又作了一次让步。”他有时滔滔不绝，含糊不清，但他善于巧妙地把话题从他易遭抨击的地方扯开。勃列日涅夫完全可能象赫鲁晓夫那样强而有力、机灵、狡猾，毫不逊色。
1973年第二次最高级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我们早已结束会议休息，因为勃列日涅夫说，与华盛顿三小时的时差给他带来不适。然而，几个小时后，一个特工人员带着基辛格的口信来到我的房间：勃列日涅夫要求会谈。我进行了一番安排，我们就在我楼上的书房中进行会谈。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苏联大使安纳托利·多勃雷宁鱼贯而入时，他大笑着说：“总统先生，我睡不着。”我回答说，这倒是一个谈判的好机会，不会被人打断，也不会使人分心。
以后三个小时，勃列日涅夫在中东问题上不断地敲打我。
他坚持要求同我们一起，把一项解决办法强加给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他说，至少我们必须就一系列“原则”达成一致的看法，这些原则将指导一项解决办法，例如以色列军队从所有占领的领土上撤走，承认两国的疆界以及谋求这项解决办法的国际保证等等。
我回答说，争端的任何一方不会、也不应该接受一项强加给它的解决办法，相反，我们应该使双方开始会谈。我指出，如果我同意他的“原则”，那我将损害以色列的权利。我坚决认为，如果我们事先制定了有争论的原则，那双方将拒绝进行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原则将使他们的目的落空。
有一阵勃列日涅夫装出看手表和皱眉的样子。他说：“可能我把你搞得十分疲倦了。但我们必须达成一种谅解。”他使人毫不怀疑，我们之间的协定必须大大有利于阿拉伯人。他大声地坚持说，没有这样一项解决办法，他将空手离开最高级会议，并不祥地暗示，他不能保证战争将不再卷上重来。他说：“如果原则不明确，我们要避免军事形势的逆转是困难的。”
在这次半夜召开的会议上，他感情冲动到了极点，与第一次最高级会议期间我们在夏季别墅里就越南问题进行会谈时一样冲动。我仍然拒绝了他关于超级大国进行共管的建议，重申只有通过以色列入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直接谈判，才能取得一项持久的解决办法。在勃列日涅夫作了几乎一个半小时的独白之后，我为这次讨论收了场，我说，我们应该集中全力，争取在今年和平解决阿拉伯、以色列争端，因为“中东是一个最危急的地方”。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决意保持冷静的态度，来对付勃列日涅夫的感情冲动。一种表面的能忍受痛苦和困难的自制能力，比装腔作势、故意夸大的言词更能给勃列日涅夫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点他与赫鲁晓夫是不同的。我们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因为我们都在向着不同的目标努力。直截了当他说，美国要和平，而苏联是要中东。但是，当我们的会谈破裂时，我感到我已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要承担对以色列的义务，并要通过谈判来寻求一项公正的解决办法。
四个月后，10月6日，我从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厄那里得到消息说，叙利亚和埃及正在最后以倒数时间计算方式来计算发动战争的时间。我立即回想起在那次最高级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暗示了中东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不知是否在那个时候，他已表示要支持阿拉伯人发动进攻。
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在进攻迫在眉睫之前，都一直没有发觉阿拉伯人的军事准备工作。其结果是以色列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尤其是因为发动侵略的那天，正是犹太教的赎罪日，那天是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以色列的许多士兵正在度假。在战争的头几天，以色列蒙受了严酷的形势逆转，到第三天他们死亡的人数，比1967年整个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
几天之后，双方的武器和给养开始减少。当我们得到报告说，苏联人大规模地将物资空运到叙利亚和埃及时，我们已开始进行各种安排，恢复对以色列的供应。苏联人每天给他们的被保护者运送七百吨装备和给养。与此同时，我们的空运却发生问题，未能顺利进行。空运是在五角大楼搁浅的，关键性的时间都浪费在决定使用飞机数量及飞机型号等事项上了。基辛格告诉我、五角大楼只想派三架C一5A型军用运输机，以便在与叙利亚、埃及和苏联人的关系上少引起政治上的麻烦。我问他有多少架飞机可供使用，他回答说，约三十架。然后我告诉他：“我将作出政治决定。派遣三十架飞机和派遣三架所带来的压力一样大，我们打算承受这种压力。”后来，又经过官僚机构的几次耽误之后，我告诉基辛格去转告五角大楼“把能飞的东西”一齐运会。次日，三十架C…130型运输机飞往以色列，一周之后，这次行动比1948年到1949年柏林那次空运的规模还要大。
在第一周战斗结束时，以色列人已转入进攻。在苏联期待阿拉伯人速胜的希望破灭之后，勃列日涅夫给我发了一封信，要求我派遣基辛格去莫斯科进行直接谈判。作为停火的建议，他们已草拟了一系列条件，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同意停火于10月21日生效。停火很快地就失效了，但三天之后，交战各方又同意了另一次停火。
然而，勃列日涅夫并来认输。12月24日，我们的情报机构获得一些令人大吃一惊的情况：苏联的七个空降师，约五万人，已处于戒备状态；八十五艘苏联船只，包括登陆艇和载有部队直升飞机的船只正在地中海待命，不久以后，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公开要求勃列日涅夫和我派遣一支共同维持和平部队去中东，很明显，勃列日涅夫会支持这种计划的，因为这会给他一个机会，重建苏联在埃及的军事立脚点。不久，我们听到谣传说，苏联在联合国进行活动，要不结盟国家发起一项决议，要求在中东派遣一支美苏共同部队。
我给萨达特发去一信，警告他把大国的争夺引进这个动荡地区的危险性。几个小时以后，勃列日涅夫的信件也来了。他说，以色列仍违反停火，因此敦促我们和他一起派军事小组去这个地区。他要求立即答复，并说：“我将直率他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你认为不可能与我们采取共同行动，那我们将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即必须立即考虑单方面采取必要措施的问题。
我们不能允许以色列方面采取武断专横的行为。”这封信对苏美关系可能构成为自十一年前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威胁。
我吩咐白宫办公厅主任黑格将军和基辛格把我们主要的国家安全官员召集在一起，对这个几乎是含蓄的恫吓拟出一个坚显的答复。光言语是不会达到我们的目的的—我们需要行动。我的国家安全顾问们一致建议我们宣布美国所有的常规部队和核部队处于军事戒备状态，10月25日清晨，我们就这样做了。
当我们确信苏联人已获悉戒备的初步迹象之后，我给勃列日涅夫发了一封信，我说，前一晚我已研究了他的来信，但感到他关于派遣苏美军事部队去中东的建议难以接受。我否认发生过任何重大的违反停火的事件，并说，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把他“关于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建议看成会涉及到难以估量后果的、最严重关切的事情”。我说，我随时准备同意派一些美国和苏联的人员去这个地区，但不是作为战斗部队。相反，这些人员可以包括在一支扩大的联合国部队中。然后，我以明确的语言提出了我们的论点：“然而，你必须知道，我们在任何清况下都不会接受单方面的行动。”
那一天早晨的晚一些时候，从萨达特那里来了一封信，说他理解我们的立场，他将要求联合国提供一支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然后，勃列日涅夫来了一封信。现在他只要求派遣七十名个人“观察员”去中东。尽管这与他早先一封信中所说的军事小组大不相同，我还是再次表示坚决反对，建议应由联合国秘书长来决定停火观察员的人员组成。
这次戒备起了作用。勃列日涅夫没派遣任何军事人员会这个地区，这样，通过努力使这场冲突取得和平解决已成为可能。这次戒备取得成功有两个原因。第一，勃列日涅夫知道我们在核武器方面比苏联仍略占优势。第二，他知道我们决心维护我们的重大利益，并与我们的盟国站在一起，就象前一年我们在越南问题上所采取的决定性行动中所显示出来的那样。在圣克利门蒂午夜举行的会议上，我坚定地拒绝屈从于他在中东问题上的要求，这大大地增强了我在危机时间通过莫斯科…华盛顿热线所说的一番冷漠的话的分量。因此，在整个10月危机中，勃列日涅夫认识到他面临的是一个有可靠的军事力量、并有决心来使用这支军事力量的敌人，于是，他让步了。
当勃列日涅夫和我1974年再次会见时，他对以色列人表示不满，把造成中东紧张局势的责任推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也极力否认苏联人曾直接要求阿拉伯人发动1973年的一场战争。
从他断言的语调中，我感受到，他对我们在10月危机期间交换意见的口吻一直是那么强硬而感到痛苦。但他讲得很清楚，他不想在接近战争边缘的时刻再度冒险。
在外交方面，他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正如多勃雷宁有一次告诉基辛格的那样，勃列日涅夫和苏联整个领导班子都有一个“神经痛处”：中国。看来，在勃列日涅夫用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向我们提出呼吁，要我们与他一起组成一个反对他称之为“黄祸”的同盟之前，任何一次最高级会议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在我们第二次最高级会议期间，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对中国人的关切是过分夸大了。他们至少在二十年内不可能取得足够的核力量，以此来对苏联进行一场冒险的侵略。勃列日涅夫摇摇头，表示不同意，因此我问他，他认为中国变成一个核大国要多长时间。
他举起两只张开手指的手说：“十年，十年之后他们的武器水平将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水平。到那时，我们将更加先进，但我们必须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情况不可能继续下去。
1963年在我们的党代表大会期间，我记得毛泽东是如何说的：‘让四忆中国人死吧，还剩下三亿呢。’这就是毛泽东的心理学。”勃列日涅夫然后暗示说，整个中国领导层在本能上是侵略性的，甚至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仍然是侵略性的。
我们在三次最高级会议上签订了一些重要协议，包括1972年第一个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的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但是，勃列日涅夫和我都认为，我们之间逐步发展起来的个人关系与任何特殊条约同样重要。
通过相互了解，我们大大地减少了危害和平的危险，即估计错误，这是最危险的，也是最不为人们所认识的。
在核子时代，没有一个神志正常的领导人会有意地跨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战争边缘这条界线。但是，领导人不会见，不把他们的分歧摆出来，彼此不了解，那他们就会无意地冒险，互相把对方推向战争边缘——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要战争，而是因为他们对什么行动将会挑起战争会估计错误。在历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和我都发现这一方和另一方所抱的决心都是等量齐观的。因此，在考验另一方之前，每一方都得再三思考。
很清楚，我们要在我们有争议的方面取得进展，那我们必须一起行动，并且相互尊重。这就是主要的理由。为什么我在当时以及现在都认为，如果我们要想少犯可能导致战争的估计错误，那么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人之间每年举行最高级会议是必不可少的。
在过去的三十六年中，我有一个非比寻常的机会，即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