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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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赫鲁晓夫知道，这一切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整个时期最冷酷无情的领导入之一约瑟夫·斯大林在利用具亲切和魅力作武器方面，做得十分露骨。赫鲁晓夫和其后的勃烈日涅夫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后，我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哈里·杜鲁门有一次把斯大林称为“好老乔”。然而，尽管他们两人经过周密计划后表现出了热情，俱这并不意味着会有任何实质性让步。
在美国大使为他举行的正式宴会上，赫鲁晓夫不断地用他的献媚来博取我的欢心。在整个晚宴期间，他富有表情地、具体地描写了俄国乡村的美景。突然，他坚持认为，我们应当按照日程安排去参观。我们的日程表要求我们在次日早晨去他的别墅，但他很快地安排我们就在宴会结束后坐二十二公里的车前往他的别墅，以便第二天在那里呆上一整天。
随着，我们的轿车在通向他的避暑别墅的行人稀少的路上飞速奔驰，把沉闷的、无生气的莫斯科抛在后头，我为此而感到高兴。我在夜幕中在外张望时思考着苏联首都色彩黯淡的街道和外观。我想，我们把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颜色不应当是红的而是灰的。
他的别墅位于环绕莫斯科的森林深处。1917年革命前，它曾是沙皇的避暑别墅，红色沙皇接收过来几年后，它是供斯大林用的，赫鲁晓夫登上王位后又移交给他了。这是我所参观过的最豪华的别墅。这所官邸比白宫大，周围有原来保留下来的草坪和花园。在官邸的一侧有一道通向莫斯科河的大里石台阶。我想到，布尔什维克自过地下革命的苦行僧生活以来经过漫长的道路才到这里。
大概中午时分，赫鲁晓夫及其夫人坐着轿车来了。赫鲁晓夫炫耀他那件使人眼花镣乱的绣花衬衣。他象一名精力充沛和热情的职业导游员那样，滔滔不绝地讲话，让我们排好队准备拍照。然后，他引我上船游览莫斯科河。我们返回后，和女士们共进午餐。我想过，午餐后，我们将要求离开她们，井继续我们的正式会谈。
赫鲁晓夫带我们坐在极其漂亮的白桦树和松树的天然伞篷下放着的那张长桌边，这些树都是在叶卡捷琳娜时代种的。桌子上摆满各式俄国的美味佳肴和软硬饮料。尽管赫鲁晓夫以喝酒有海量而出名，但他只略微饮了些伏特加和多种葡萄酒。他喜欢品尝佳肴和美酒。但是，正因为他出名的脾气永远是他的奴隶而不是他的主人，在这种场合下饮酒严格他说是为了取乐，而决不允许它干扰公事。在整个下午的会谈中他头脑极其清醒。
午餐开始时的谈话轻松愉快而亲切。正当上第一道菜时，米高扬副总理开始与坐在对面的尼克松夫人攀谈起来。她紧挨着赫鲁晓夫。这位苏联总理打断米高扬，并申斥他说，“瞧你这个狡猾的亚美尼亚人。尼克松夫人是我的客人。你就呆在那边！”然后，他用手指在桌子中间划一条线，并宣布说，“这是一道铁幕，你不能越过它。”
此间，我与赫鲁晓夫夫人进行了愉快的谈话，而这位苏联领导人并不试图对她象个人财产似地加以控制。她有着她丈夫的那种旺盛精力，但丝毫没有粗鲁的地方。她对人友好的热情和她丈夫常常是粗俗的举止言谈形成对照。她有着高雅的兴趣爱好，诸如古典音乐、芭蕾舞、法国和俄国文学，都有见地谈论到了。
先上的菜中，有一道与众不同的美味佳肴，这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冰冻白鱼。这道菜是供生吃的，鱼被切成了薄片，并拌有盐、辣椒和大蒜等调料。赫鲁晓夫劝我尝一尝，并说，“这是斯大林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斯大林说鱼把其利器插在它的脊骨里了。”赫鲁晓夫吃了双份，我也下定决心如法炮制来个双份。
几分钟后，正当撤盘准备下道菜时，赫鲁晓夫把外交上的闲聊突然转到军事方面。他吹嘘起苏联导弹的力量和精确性，列举导弹的有效载重量和射程的数据。然后，他几乎是经过事先考虑了之后小声地又说，一个月前，一枚机器失灵的苏联洲际导弹偏离轨道，直飞阿拉斯加而去。他说，导弹未载弹头，并且最后掉在大洋里，但假如在美国领土上坠毁的话，他耽心会引起一场风波。
为使谈话生动。赫鲁晓夫表演了一整套姿势，连铜管乐队的指挥也会为之倾倒。他常常迅速把手一翻，象赶走一只苍蝇那样，挡开别人的讲话。如果没有得逞，他便用粗俗的话打断别人。假如他感到听够了别人的议论，而期望听下面的话，常常不耐烦地两眼朝天看。当要加强讲话效果时，他把两臂伸直，把两手合成杯状，好象要让大家都看到他手中握有无可辩驳的真理。当他感到气愤时，就把两手伸过头顶一齐挥舞起来，好象告诫乐队要吹奏得更响些。
我问他由于导弹的准确性高，他是否用导弹替代轰炸机。
他答道：“由于导弹更为准确，而且不受人为的失误和人的感情支配的影响，我们几乎停止了轰炸机的生产。人常常由于情感的突变不能够把炸弹投掷在指定的目标上。而对导弹你就用不着为它耽心。”
他说，他为世界上的海军感到难过，除了潜艇，舰只简直是受导弹袭击的“坐着的鸭子”，在未来战争中只能“给鲨单当饲料。”我询问了有关他的潜挺计划。他回答说：“我们正在建造尽可能多的潜艇。”米高扬给他递了一个提醒似的眼色，并说，“主席的意思是，我们正在建造防务所需的潜艇。”
当我问到有关苏联水下发射导弹使用固体燃料的发展情况时，赫鲁晓夫自称不知情。他说，“啊呀，那是一个我无法讨论的技术性问题。”尼克松夫人表示了惊讶：还有什么题目是这位一人统治的政府首脑所不能讨论的。米高扬再次给他的顶头上司解围说，“甚至赫鲁晓夫主席有许多事要处理而忙不过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前来帮衬他的缘故。”
于是，我对他说，他发表了那些有关军事实力的装腔作势，故意吓人的讲话，要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经过谈判签订持久的协议是不可能的。他好象同意要节制这种做法，但不到十秒钟，又自食其言。他说，他拥有导弹方面的优势，没有反导弹体系倒是可能的。然后，他笑着提到一段在英国流行的有关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讽刺话。他说，悲观主义者说，只要要六枚炸弹就能把联合王国消灭掉，而乐观主义者说，需要九枚或十枚。
我转了话题，讲到苏联竭力颠覆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府。我对他说，希望他不至于那么天真幼稚，以为美国并不知道克里姆林宫向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发出的指示。然后，我指出他在波兰的一次讲话中，宣布了对世界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支持。
他答道，“我们反对对个人搞恐怖，但是，如果我们支持另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起义，那是另外一码事。”他又说，如果“资产阶级”不和平投降，暴力革命也许就会是必不可少的。
我问道，“换句话说，你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受控制的人’，而解放他们是合法的？”
他说，被剥夺自由的人这个词是个粗俗的词，一点也不“科学”。他又说，如果苏联人支持一次真正的国内革命，这不叫干涉他国内政。
我问他，苏联新闻界为什么赞同1958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共产党领导的乌合之众对尼克松夫人和我所进行的袭击。赫鲁晓夫放慢了脚步，然后靠过身来，低沉而激动他说，“我们有一句谚语：‘您是我的客人，但真理是我的母亲。’所以，我将回答你提出的非常严肃的问题。你们是那里的人民发泄正义的愤怒的目标。他们的行动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而是针对美国的政策——针对你们美国失败的政策。”
我指出，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和革命者的热情两者一结合是危险的。我还说，如果他不能特别小心从事，事态有可能继续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我对他说，艾森豪威尔和他应当会晤，在互让的基础上讨论东西方分歧。我还强调双方必须作出让步。我说，“你说，美国一向是错的，而苏联决不会错的。那样的话难以取得和平。”
这一席话再次使他激动起来。他就柏林和德国问题发表了一通象连珠炮似的讲话，几乎长达一个小时。我无法插话。等他平静下来时，我力图弄清楚就他的立场来说是否还有谈判的余地。我问道，“假设坐在你对面的是美国总统，而不是副总统，你的立场是否就这么固定下来而甚至不听一听总统的意见！”
赫鲁晓夫说，这是个“合理的”问题，但他只能用苏联无法接受这样的话来作出回答。然后，他直截了当地说，无论召开或不召开最高级会议，他决不允许西柏林的占领政权永久化。
他预兆不祥地暗示，如果他的条件得不到满足，两个超级大国间会出现对抗。
我告诉他，他不能指望艾森豪威尔总统只是为了在苏联建议书上签个名而丢出席最高级会议。他好象表示同意，就这样整个下午他第一次稍作了点让步。但他还说，他不能只是为了认可美国建议而去参加最高级会议。如果是那样，我倒不如去打猎和打野鸭子，”显然，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兴趣辩论下去了。看来，大家对此感到愕然。他马上站起来，表示午餐到此结束——午餐自始至终已经五个多小时了。
赫鲁晓夫给我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纪律性极强、耐力极好的人。他象一个体格强壮而无拳击艺术感的拳击家，坚定地守住阵地，随时迎接别人的口头打击，也给别人以还击，从不放慢速度。他试探我的防守情况并寻找破绽，以便进行猛击、全面进击，曲臂挥拳向上一击，做了一些诸如此类的动作，以便得分，使我放松警惕，或者把我顶起来，一拳把我打倒在地。如果一个论点的防线不奏效，他便试设第二道防线。如果第二道也失守了，他便试设第三道和第四道。假若我把他逼到角落里，他要么摇摇晃晃地走出来，要么沿着拳击台的绳子冲出去，改变话题。他是一个有他自己一套打法的拳击大师，从不让我确定讨论的范围，并且常常对我的问题给予有利于他的不同解释。汤普森大使过分宽宏大量，他事后评述说，“在他们一角，是一个重量级拳击运动员，在我们一角也是个重量级运动员，他们打成了平局。”
正当我们的飞机从莫斯科起飞前往华沙时，我有一种极为沮丧的感觉。这是因为我认识到，大多数苏联人民那么热情地欢迎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说，他们永远不会从窒息他们的、压迫他们的天罗地网下逃脱出来。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很快明白了赫鲁晓夫为什么对被控制国家决议案表现出了如此的敏感。
我们的车队离开巴比采机场时，我有一种模糊的想法，华沙的情况也许不一样。波兰仪仗队在其接受分列式检阅时，走着俄国式的正步步伐，人们会在我们车队通过时鼓掌欢呼。我不禁想到，赫鲁晓夫要依靠这些人跟西方打仗，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如果把这里对我的欢迎和几天前赫鲁晓夫给我的冷淡接待作一比较的话，波兰政府对此是敏感的，因此，他们没有公布我们车队经过的路线；但是，自由欧洲电台播送了这则消息，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地弄得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多年来，尼克松夫人和我在世界各地的访问中受到了一些热烈的欢迎，例如1953年在东京，1963年在布加勒斯特，1971年在马德里和1974年在开罗，但没有一次近似我们那天在华沙受到的强烈自发的欢迎。估计有二十五万人挤满了人行道，并拥入街心，一次又一次地挡住车队的前进。有些人喊着，有些人唱着，许多人哭着。
成千上万把花束扔进我的车里、尼克松夫人的车里，甚至扔进随行的新闻记者的车里。有几个不顾拥挤钻进人群的新闻记者被告知，“这次，我们自己花钱买了花束。”波兰政府在赫鲁晓夫访问那天宣布放假，把孩子们和政府工作人员用车运到车队经过之处，并买来花束让他们在“自发性”欢迎场合会抛扔。许多人把花保存下来，以备我们抵达那天用。当我们的车队在华沙街上徐徐行驶时，群众高喊“NiechZyje！”——“美国万岁！”，唱着“Stolat”——祝你长命百岁！
鉴于这次经历，数百万波兰人在1980年全都起来反对共产主义，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感到突然。对别国进行控制，并且已经取得成功的一种统治制度不曾有过，更不用说赢得这些国家的人民的赞许了。
那天，在华沙的极为感人的接待，加强了我对共产党控制的东欧国家问题所长期抱有的信念。然而，无论我们对他们多么同情，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以免鼓励被压迫国家人民去挑起这种武装镇压，赫鲁晓夫1956年强加于匈牙利人民的武装镇压。同时，我们应当不断地努力，保持与东欧和苏联人民联系的渠道畅通，应当小心而不致做出任何扑灭他们的微弱的希望——有一天能从他们背负着极其沉重的共产主义压迫下解脱出来——这种事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去世几个月前说过：“共产主义为邪恶顽强不屈，让我们为正义坚定不移。”
在别墅的午餐后，我把赫鲁晓夫叫在一起，跟他单独谈了几句。我们讨论了他收到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他访问美国的信件。我对他说，我们想要他能受到有礼貌的欢迎，如果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柏林问题已陷入僵局的会谈中能取得某些进展的话，他可以保证得到这种礼仪。赫鲁晓夫对此表示冷淡，不置可否，而葛罗米柯在日内瓦象以往那样仍是毫不让步。
艾森豪威尔做出邀请共产党世界这位领导人访美的决定引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波。强硬派保守分子和东欧血统的美国人强烈地反对他来访。他们认为，访问会给苏联道义平等的幻想，从而削弱美国人民反共的意志。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只要美国人天然是可以信赖和友好的，他们的反共情绪不会仅仅由于共产主义领导人在车队里乘着敞篷车向美国人挥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