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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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曲所击退。阿登纳要把西德的首都设在莱茵，这是把他的新德国从旧普鲁士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想法。波恩离法国比离柏林更近。
阿登纳厌恶普鲁士德国可能是导致他最终垮台的原因。
1961年8月东德人开始修建柏林墙时，他九天来去柏林。这一迟缓给他招来了鼓噪一时的和部分是公正的批评。在危机一开始时，如果他就在场的话，可能对该城市的两部分人都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当他终于抵达并受到了柏林人及威廉·勃兰特市长的冷遇的时候，他坚定地朝着装有倒钩刺铁丝网的波茨坦广场走去，并站在离它四、五码远处，凝视着铁丝网的另一边。
东德的官员们通过扩音器嘲弄他，但是他坚守阵地。这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沉默对抗的瞬间，但是它不足以排除许多西德人民对他没有能早些赶来所感到的痛苦。在下一个月的选举中，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失去了在联邦议院中的绝对多数。
在整个总理任期内，虽然阿登纳总是说，他致力于两个德国的联合，但是对他自己的话究竟深信到何种程度，始终是值得怀疑的。他曾经说过有三种德国人：喝荷兰杜松子酒的普鲁士人，喝啤酒的巴伐利亚人，和喝葡萄酒的莱茵人。他说，只有莱茵人头脑清醒，足以统治其他人。这位精明的政治家也许一直在考虑着这么一个问题，在联合以后的德国，更为开放的东德选民们可能会使他勉强当选总理的获胜限界受到威胁。
很多宿命论的历史学家们给一位能干的领导人下了这么一个定义，那就是，他能够设法使自己的政策与不可能改变的历史潮流统一起来。简而言之，他们相信历史创造伟人，而不是伟人创造历史。根据这一理论，西德渐渐地接近西欧。并且，由于这股强大的冷战潮流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使西德逐渐远离共产主义东方。阿登纳只是一名作些细微调整的舵手。
从事抽象概念研究的理论家们珍惜这种学说。然而，从事具体工作的政治家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通过实践知道，一个领导人的决定对改变事件的进程能起多么大的作用。事实上，在战后早期的这些多事的岁月里，法国和德国重新和好的前景一欧洲联合的关键，似乎常常是渺茫的。不到一个世纪，法国和德国发生了三次血腥的相互残杀。彼此间的仇恨和不信任似乎太深以致于无法消除。只是由于阿登纳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诸如舒曼和戴高乐这样的主要领导人产生信心，并因苏联威胁构成的新的紧迫感，使和解终于得到实现。
五十年代，法国议会几次否决建立欧洲军的主张，如果换一位德国领导人的话，可能会使法德关系倒退至又一代人的敌对状态。然而，阿登纳默默地忍受了挫折。他曾经说：“我认为，在受挫折的武库中最强大的武器是忍耐，我却具有很大的耐心。我可以等待。”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摇摆在结盟和孤立主义的边缘上。在这样的时刻，当事件可以向这个方向也可以轻易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时，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具有建立一个以中世纪初的欧洲的蓝图的现代欧洲的理想的阿登纳准备成为这样的一位领导人，并完美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在他1953年访问华盛顿后到1961年前，他曾先后访美达六次之多。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出访的一个原因是他与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异乎寻常地富有成果。他发觉美国政府比英法更坚决地接受他的西欧防务的想法。1954年，法国反对建立欧洲军后，阿登纳告诉杜勒斯，他发现“最好的欧洲人”是在美国。
他与杜勒斯的关系十分亲密，因为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
他们虔诚地信仰宗教，都有从事法律的背景，都忠实于他们的家庭。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是有献身精神的国际主义者，从容地致力于为反对专制主义的蔓延而斗争。正如阿登纳的传记作者特伦斯·普里蒂写道，“把他们联结起来的最强大的纽带也许是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和对共产主义的仇恨。”
阿登纳从未承认过东德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在他一生中，他一直把它称之为“苏联区”。他不相信苏联人关于他们想要一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独立的、统一的、中立的德国政府的说法。首先，阿登纳知道苏联人从不允许东德进行自由选举。其次，他相信在战后的欧洲没有一个国家选择中立会保持长期的独立。他说：“一个人不可能坐在两把椅子之间。”
在国内，阿登纳受到了对手们的严厉批评，他们坚持认为他应该更积极地响应苏联人就统一问题偶然提出的倡议。在杜勒斯身上，他找到了增强他自己坚定信念的力量。正如他在回忆录里写的，“杜勒斯和我在一个关键性的信条上是一致的：决没有不报以让步的让步。我们被指责为顽固的和一成不变的，并且整个世界都在要求我们应该更灵活些。”
《纽约时报》赫赫有名的记者苏兹贝格有一天在波恩请阿登纳说一说谁是他迄今见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阿登纳走到他的书桌前，拿起一张镶有镜框的杜勒斯在1959年最后一次访问德国时的照片。这是阿登纳与他这位朋友活着时的最后一次见面。
这位总理把照片递给了苏兹贝格，并说：“就是他”。当苏兹贝格问他为什么挑选杜勒斯时，阿登纳国答道，“他思想明确。他事先深思熟虑，对未来有远见，他说话算数：他信守诺言。”
有些批评家认为，杜勒斯和阿登纳之间的关系是那样密切，以至于使他们两人对苏联的那种毫无道理的僵硬态度有增无减，并认为杜勒斯与这位德国领导人的私交足以使美国国务院为阿登纳的外交政策服务。更确切地说，他们之间难得的友谊产生于与他们关系重大的问题上的完全一致，尤其是他们两国对抗苏联这一最好的立常1959年2月社勒斯知道他已患无法治愈的癌症。他最早告诉的人中就有阿登纳。杜勒斯死于五月，八十三岁的阿登纳飞到华盛顿，参加了葬礼。
1959年杜勒斯的葬礼使世界上许多有声望的人物云集于华盛顿。出席人数创了纪录。有些人恨他；有些人怕他；但是大家都钦佩他。阿登纳则是少数几个热爱他的人中之一。
如同英国人缺乏幽默感，日本人看不清楚这种无稽之谈一样，关于德国人是天生地禁欲主义的和缺乏感情的说法也是纯属虚构。我的体会是，不论外表如何，大部分德国人都是富有感情的。阿登纳当然属于这种类型。当他向我讲到对杜勒斯的爱慕和敬仰时，眼中流着泪水。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胜任他的角色。”
恰如许多人发觉阿登纳是冷冰冰的和缺乏感情的一样，还有许多人，在看到他的坦率，思想和行动纲领几乎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时，认为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奥地利的有能力的、通常具有洞察力的首相布伦诺·克赖斯基，有一次说话过火时曾称阿登纳是一个无教养的人，几乎说不出个什么名堂来。
确实，阿登纳的讲话不象麦克阿瑟那样对文学和哲学引经据典，那样富有刺激性，也不象戴高乐和邱吉尔那样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他告诉我他写回忆录实际上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才承受下来的包袱。
然而他是有教养的，见识广博的人。与克赖斯基的印象相反，他经常读书，特别是阅读历史著作；我是从与他的一次交谈中知道此事的。当他度假时，他总是随身带着大量的古典音乐唱片，其中他最喜爱的是舒伯特、海顿、贝多芬、维瓦尔迪和莫扎特的作品。他又以一名有才华的业余园艺家著称。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荷兰名家作品的鉴赏权威。华盛顿国立美术馆的负责人曾经以羡慕的口吻说，如果他必须寻找一名替换者的话，这个人就是阿登纳。
在杜勒斯葬礼后的早晨，阿登纳和我在国会山我的办公室见面了。那天晚上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华盛顿我们的家中为他举行了晚宴。在我们的谈话中阿登纳从未说过英语，但是我可以说他懂得不少英语。象戴高乐一样，有时当他觉得译员没有把他讲话中的细微差别恰当地表达出来时，他会纠正翻译。
晚宴上我们的谈话转到了严峻的竞选运动和国外旅行。他突然问我：“你睡得好吗？”我对他说，当我脑子里考虑许多事时很难入眠。阿登纳说：从年轻时起他就一直睡得不好。我问他有什么办法。他回答说：“我吃安眠药，一直吃了三十年了。”
我问他当安眠药不起作用时怎么办。他笑了笑说：“我去找大夫开另一种安眠药。”
他的授权的传记作家说，阿登纳的失眠是在他1933年躲避纳粹时开始的。在他任总理时，早晨六时起床，早在家人们尚未起床前，独自一人坐在乎台上或在花园里，聆听鸟鸣和观望初升的太阳映在艾菲尔山顶上的光芒。他说，这样就弥补了失眠的夜晚。
阿登纳有时早晨带着一支铅笔和纸去浴室，因为在他刮胡子时，经常有好主意。早餐后，读晨报，和家人谈一会儿话，九点五十分他离开家门，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下一共五十三级的石台阶，穿过他的丁香和木兰花灌木丛，高高兴兴地向那些记者、警卫和园丁们打招呼，他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在等候他，然后上他的轿车。阿登纳象皮厄斯七世教皇那样，喜欢开快车。
他常常在十分钟内到达他在波恩的办公室。他的邻居们可以根据他准确的早晨的常规活动未校对他们的时钟。
阿登纳象戴高乐和吉田一样，是一位格外忠实于家庭的人。他的生活两次遭到极其不幸的打击。他的第一个妻子埃玛久病之后于1916年死于科拢在她死前的几个月里，阿登纳中午和晚上坐在她的床边，陪她说话和给她念书直到她入睡为止。在1910年他四十三岁时，他和一个二十五岁的名叫古西·青塞尔的女人，约翰·麦克洛伊妻子的表妹结了婚。1944年，当阿登纳躲避纳粹时，他们逮捕了古西，把她关在装满了妓女的牢房，然后残暴地审问她丈夫的下落。只是在当局威胁说要把她的十几岁的女儿利贝特也关进牢房时，她才软了下来。
古西于1948年死于白血病，一再丧失亲人的阿登纳就再也没有结婚。他抚养他的七个孩子如同他自己小时候家里对他一样：家教甚严而又十分钟爱。他的一个儿子说：“父亲在家里把民主搁置一边。他用强硬的手腕治理我们的家庭。如果一株玫瑰树必须移栽的话，只有他才能决定在什么时候和移栽到什么地方。如果我的姐姐想要烤蛋糕时，也必须经他同意。你知道，在德国这种做法并不奇怪，就是这么回事。”
古西死后，阿登纳出访美国时经常由一至数名他的孩子陪同前往。1959年，他的儿子保罗和女儿利贝特陪他一起出席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家中举行的晚宴。
阿登纳于1955年秋访问了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而我正在准备七月份我自己的访问。我请教了许多俄国问题专家——包括杜勒斯，在他去世前四天我去病房看望过他——在那天晚宴上我专门了解了阿登纳的想法。毫不奇怪，阿登纳的思想和杜勒斯的十分相似。
阿登纳去莫斯科是想要缓和苏联对联邦共和国的好战状态，也许还希望苏联松动一下对东德的控制。他发现赫鲁晓夫在这些问题上是毫不妥协的，但他确实得到了释放一万名德国战俘的收获，他们在苏联已被拘留了十年。他同意建立苏联和西德的外交关系作为交换。
他怀着一种恐惧感从事这次出访使命。阿登纳认为，苏联代表了无法改变的无神论制，就如同君士坦丁时代以来世界上尚未见过的那种制度。赫鲁晓夫的粗鲁更增添了阿登纳的恐惧。他告诉我他必须使自己坚强些避免在这位苏联领导人面前显得体力不支。
赫鲁晓夫与阿登纳在一起时确实经常进行恫吓，表现无礼，在某一个观点上他大喊大叫说什么“资本家烘烧共产党人，把他们吃了——还有什么，不放盐！”阿登纳通常以钢铁般的忍耐来降服他。但是，在一次会议上几乎没有什么办法，于是他命令他的坐机从法兰克福飞回来——当然他的一名助手确信这项命令是用外线，很可能是用被监听的电话线传递的，当苏联人认为德国人即将离开时，苏联人的态度大为缓和。
相对地说，赫鲁晓夫当时上台执政时间不长，对和他相遇的自由世界诸领导人还不熟悉。很明显他是在考验阿登纳的勇气。在一次宴会上，他显然是无止境地一杯接着一怀地祝酒，试图看看在谈判桌上是那样难以对付的七十九岁的阿登纳能否被酒制服。尽管他喜欢葡萄酒甚于伏特加，但是阿登纳有一个如同他的钢铁般的意志一样坚强的胃。十五次的祝酒后，他仍旧不偏不斜并很机警——足于察觉赫鲁晓夫一直在喝水。第二天早晨阿登纳以讽刺挖苦的方式与赫鲁晓夫对质说，任何做这种事的人都不能受到信任。赫鲁晓夫出乎意外地发觉自己已被当场捉住，他只能一笑了之。
在他们整整一周的对抗中，阿登纳与赫鲁晓夫进行了反复较量。当这位总理在回答德国人的一项建议时说：“在我同意你这一项建议前，我肯定看到你在地狱里！”阿登纳回击说：“如果你看到我在地狱里，那只是因为你比我先到地狱！”另一次，当赫鲁晓夫愤怒地挥舞他的拳头时，这位总理突然腾的一声站起来，挥舞着他的双拳。
当俄国人历数了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苏联犯下的暴行时，他们处在自以为正义的得意之中。阿登纳拒绝披上克里姆林宫给他制作的卑下的认罪披风。他对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说，许多德国人反对这场战争，并说他的国家也遭到俄国军队的祸害。
这一点引起了赫鲁晓夫所特有的勃然大怒，他声称，阿登纳对俄国暴行的指控是“攻击性的”，赫鲁晓夫轻蔑地说：“究竟谁该负责！”“我们没有越过任何边界。我们没有发动战争。”
阿登纳立场坚定。他提醒赫鲁晓夫，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