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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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本能地知道怎样去得到它。”
麦克阿瑟有吸引周围的人并使他们保持忠诚的诀窍。亚历山大。黑格和卡斯珀·温伯格两人，在我的政府和里根总统的政府里都是显要人物，他们就都在麦克阿瑟手下干过，至今把他奉为楷模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温伯格是麦克阿瑟太平洋部队属下的一名上尉，黑格是麦克阿瑟指挥的驻日美军参谋部的一名中尉。共产主义者侵入南朝鲜时，他是第一个向麦克阿瑟报告的值日军官。
麦克阿瑟几乎从来没生过病。他唯一的正规锻炼只是健身操。但他持之以恒，有时一天走几英里，在办公室和起居室，在飞机上，或是进攻时在甲板上都如此。麦克阿瑟把他良好的体质和体力归因于有午休、几乎不饮酒、饮食适度的习惯和躺下就能睡得着的本事。他是一位笃信教义的人，但不经常作礼拜。
在思想上、讲演上和行动上，麦克阿瑟都是一位受过训练的人。如果说，他给人留下最好的记忆的是他的“老战士决不会死亡”的讲演和他在西点军校的告别讲话，那么，他最生动的表现则是他在参议院朝鲜问题听证会上的答辩。当时我没有参加提问，因为我不是听证委员会成员。就在第一天，我看到了麦克阿瑟在尖锐的问题面前和只能等待几分钟的情况下是如何驾驭自己的，这使我折服。他显得那样才华横溢和迷人，使得我整整三天都去听他的证词。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和其他人准备得很充分，提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难题，旨在证实麦克阿瑟违反了总统指示的精神和拒绝接受文明控制军队的原则。
在这样的攻击下，一个比较渺小的人会被化成盲粉。但是在这次听证会的全部过程中，麦克阿瑟始终保持镇定。他从未陷入要他认输的、害人的圈套。在答辩中，他利用每一个问题进行应付裕如的交锋和反诘。在结束漫长的、使人疲劳不堪的一天的辩论时，他仍和开始时一样，才思敏捷、言辞犀利。
他如何阐述问题这一点，比他表述的内容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强烈。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无论讨论的问题多么复杂，他都能用完美无缺的英语表达得有条不紊、准确无误。
就象戴高乐那样，没有卡壳，没有不完整的思想，没有说了半句就停顿下来再从头说起的情况，而是一气呵成，好象他事先已经写好答案并把它们背诵下来似的。时过不久，我亲自了解到的情况表明，他在私人交谈中也是如此。
1953年，在罗伯特·塔夫脱的葬礼上，我第一次与麦克阿瑟交谈。我提到塔夫脱是他的最忠实的朋友之一，麦克阿瑟立即爽朗地回答：“我是他的最伟大的朋友！”
在那以后不久，我接到了他的助手——考特尼·惠特尼将军的口信，说下次我去纽约时，麦克阿瑟愿意见到我。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当天，我首先与胡佛总统在沃尔多夫大厦31号A他的套间里吃早饭。在与这位被我们亲切地称为“领袖”的人的会见中，我总是能够受到教益。胡佛按惯例问了我的观点，在我回答他的有关政府预算和维持朝鲜停战状态的想法时，他注意地听着。
胡佛是一位心地乎和的人。他是塔夫脱的支持者。但是，他当时唯一的兴趣是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获得成功。早饭后，唯一使我感到不自在的时刻来到了，他要我和他一起吸一根他的名牌古巴雪茄，而我在早晨是从不吸雪茄的。不过，在二十五年前我试过。这次我又试了试。
我们谈过话后，我坐电梯上楼，到37号A麦克阿瑟的套间去。惠特尼将军在门口迎接我，陪同我走进了客厅。胡佛的套间以其简朴、整洁和高雅给人留下了印象。麦克阿瑟的房间虽然同胡佛的大小相同，但显得颇为壮观。墙上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太平洋工作时搜集的大事记，给我的印象是：在美国最高位置上服务过的不是胡佛，而是他。他也收藏了一些精美的日本工艺品。
当我走进房间时，麦克阿瑟向我迎来，握住我的双手。他说：“您能光临，太好了。”接着把我介绍给了麦克阿瑟夫人。她是我有幸见到的最有风度和迷人的妇女之一。她问候了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之后，说声“请原谅”，就走开了。
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谈。此后的八年间，我和他之间又有了一系列的交谈。所有这些都是令人难忘的。我们通常讨论美国的政治情况和当前的外交事态——更准确地说，毋宁说是他在谈论，我在听。而在我和胡佛的讨论中，他总是询问我对所议各种问题的看法；麦克阿瑟却几乎从不这样做。在和他的会见中，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象是个毕业讨论会，每一个来访者的最好的办法是：或者静静地听着，或者作笔记。在占领日本期间，麦克阿瑟与一位上校有一次十五分钟的约会。这位将军令人生畏的、滔滔不绝的话语，把上枝弄得目瞪口呆，以致于忘记了他来访的目的。后来，这位上校得知，麦克阿瑟还把他看成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交谈者”。
事实证明，我与麦克阿瑟的谈话就是他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之间十分有限的高层接触之一。我没有把谈话内容向总统报告。实际上，我记不得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之间曾经进行过讨论。我总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只要提起麦克阿瑟，好象别人对他都不大欢迎。
从三十年代起，这两位美国伟大的将军曾经长期共事。那时，艾森豪威尔是麦克阿瑟的助手。我知道，在五十年代，麦克阿瑟曾不顾一切地想到华盛顿供职。他详细地向我描绘了一幅图画：如果任命他为国防部长或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话，他会如何削减军费预算，或者“在一个月内整顿好五角大楼”。但他终未如愿。
艾森豪威尔或许有足够的理由不任命这位容易引起争议的五星上将在他的政府中任职——如果要五角大楼里的人听他发号施令，许多人准会发怒——但采用那样的方式对待麦克阿瑟，他的感情无疑也受到了挫伤。他从未直接贬低过艾森豪威尔，但有时也间接地嘲笑他。有一次，他和我谈到艾森豪威尔当他助手的岁月时，曾经说：“他可以写出一篇出色的文章，谈谈如何坚守或攻占某一阵地，只要你告诉他什么是阵地。”
1955年，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引起了他是否可能、或者应该再次竞选总统的一些猜测。这时，我收到了麦克阿瑟通过考特尼·惠特尼捎来的口信：“麦克阿瑟将军将始终如一地站在副总统一边，”惠特尼对我说：“他还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别的人应该马上离开白宫。”在当时的情况下，麦克阿瑟的口信是很不适当的，因为如果艾森豪威尔得知此事，我将十分尴尬。记得我当时曾经认为，麦克阿瑟想看到艾森豪威尔离开白宫的心情，可能比看到我进入白宫的心情更为迫切。
麦克阿瑟对艾森豪威尔拥有的声望感到不满。他也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人们对于艾森豪威尔和欧洲过分的关注，促使华盛顿忽视了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反过来，艾森豪威尔认为麦克阿瑟尽管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是过于自负和富于戏剧性。他经常持有这样的看法。1942年。当他收到麦克阿瑟关于战略问题的一些建议时，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奇怪的是，他认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还在学习。他的这一课对于凡夫俗子而言，倒是不无益处的。”
在六十年代的总统竞选中，麦克阿瑟并没有扮演突出的角色。但他煞费苦心地让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一边的。六月份，我打电报就他由于促进了美日友谊而受到日本政府嘉奖一事表示祝贺。我热烈地颂扬了他对历史所作出的“英雄式的”贡献，并表示相信，这些贡献将会在“各地自由人民的遗产中留下它们的印记”。他在回信中写道：“您给了我一个不同凡响的祝贺。我已经把您的电报交给报社，以表明我完全支持您作为总统候选人。”也许只有象麦克阿瑟这样喜欢自夸的人，才会假定发表我赞扬他的电文是表明他支持我。不过，他对于作出这样的假设似乎毫不害臊。
他经常在我面前评论肯尼迪，对他甚不以为然。我对此表示欣赏，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些评论在大选前鼓励了我，在大选后又帮助我解除落选的痛苦。那次大选前，麦克阿瑟对我讲起肯尼迪的鱼雷快艇的功绩时，曾轻蔑地说，肯尼迪是“勇敢的，但非常莽撞”。他还说，“肯尼迪或许会在某一战役中由于缺乏判断力而受到军事审判。”1961年6月，即猪湾惨败后两个月，他又蛮横地批评了肯尼迪。他提到，他最近曾与吉姆·法利这位传奇式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和罗斯福的知己谈过话。法利指出，肯尼迪的头脑非常敏捷、灵活。麦克阿瑟的反应则是：他不认为肯尼迪具有判断能力——在作出决定之前统观全局的判断能力。麦克阿瑟继续对我说，“一个指挥员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从他收到的情报中，把占百分之五的重要情报和其他占百分之九十五的不重要情报分开。”他说，他认为肯尼迪关于猪湾事件的决策显然已经失败，由于这一惨败，肯尼迪还不幸地失去了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信任。诚然，他认为肯尼迪在政治上是“聪明的”，但又归因于肯尼迪为他提供了一架飞机，让他到菲律宾随心所欲地旅行。不过，他又说，肯尼迪“一到要作出决定时，就傻眼了”。在说了这些之后，他接着强调——他说话时总喜欢强调——“肯尼迪将会占领古巴。
虽然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将来他必定这样干，而且将要这样干。”
麦克阿瑟不管谈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差不多总是要把话题扯到亚洲事务上。他曾经对我说，回头看一看，当初如果拨五十万国民党军队在鸭绿江一带归他指挥，他就能把中国分裂成为两半，一举改变世界力量的均势，可惜时机已经错过了。
由于共产主义的蚕食，他对于亚洲的前途逐渐悲观起来。但是，他又认为，卷入亚洲大陆的地面战争将是美国的一大错误，他最后一次对一位美国总统提出的忠告，就是坚决主张林登·约翰逊不要向越南投入更多的军队。他觉得，我们可取的作法是：继续吓唬苏联或中国支持的造反者，并支持亚洲各国政府反对他们。
他对政治问题的态度也是含糊不清的。他说，住在纽约并担任兰德公司董事会主席，这使他有更好的机会研究华尔街的商业；他还说，他发现他们“毫无特色可言”，“他们从不坚持原则”。他说，“他们遵循的唯一准则，就是拥护胜利者，并且不顾一切地支持他，无论他站在什么立场上。”六十年代早期，他对我说：高征税是美国的主要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更保守了。在1964年共和党全国会议前夕，他又强调了他的这种看法，认为戈德华特不应该被提名，因为他太保守。
1961年，麦克阿瑟还对我说过：1951年，肯尼迪的父亲带肯尼迪本人去沃尔多夫看望他时，肯尼迪似乎已经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了。他称赞肯尼迪确实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并说，当肯尼迪成为总统之后，对十年前他们在沃尔多夫的第一次会见还记忆犹新，而且异常的准确。使我尤为难忘的是，这也说明麦克阿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
麦克阿瑟也给过我个人一点许多人认为应该照此而行的劝告。1962年，当我问他我是否应该回到加利福尼亚去竞选州长时，他一下子抓住我的手说：“别去。加利福尼亚虽然是一个大州，但是那地方还是太窄小了。你应该呆在华盛顿，而不是在萨克拉门托。你应该参加国会竞选”就在两小时前，赫伯特·胡佛在六层楼之下的套间里，也给了我同样的劝告。
在我的头脑里，我与麦克阿瑟的谈话总是与我和胡佛的谈话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人都上了岁数，都很聪明，都住在沃尔多夫大厦，而且我经常是在同一天拜访他们。
我与胡佛的最后一次晤谈，是在1063年8月10日他八十九岁生日那一天。我顺便去走访他。他的护士告诉我，他病得很厉害，简直是不可能康复了。但他的神志一直很清醒。她告诉我，他经常在半夜里起身，倚在他的黄色靠垫上写东西。多年来，胡佛对成百封祝贺他生日的明信片，都亲自一一作答。
护士说，他现在仍旧阅读这些明信片，但不能亲自作答了。
当那位护士用轮椅把他推进房间时，我看到他被病痛折磨得十分消瘦，心里很难过。然而，他的握手还是很有力，声音令人吃惊的宏亮，对事物的评论也简明扼要，且击中要害。尽管他持强硬的反共路线，但他还是支持那个月美国与苏联签定的禁止核试验条约。他的观点是，“这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正如他指出的，“由于中国的缘故，赫鲁晓夫需要朋友”。他不同意阿登纳关于我们可以打中国牌以反对苏联的观点。他指出，她们都处于共产主义的早期阶段，因此是特别爱寻衅的。他也告诉我，中国人民是极富感情的人民，但他们不论对外国人还是对自己的同胞，也可能是“血腥的”。
在1900年义和团造反的年月里，胡佛曾经作为一名采矿工程师在中国工作过。这段经历使他的上述态度显得更富于色彩了。在排外的义和团攻打天津的外国祖界时，他和他的妻子参加了保卫祖界的战斗。当时，义和团和政府军之间也互相残杀。胡佛说，他看见从他的驻地旁边流过的河里，漂浮着成千上万具尸体。照他看来，中国革命的大屠杀恰似同一个故事的另一章。他预言，在二十五年内，毛主义还不能使中国人民改变，因为“要改变一个民族的传统，是一件缓慢的事”。他说，美国应该尽可能少地和他们打交道。
他对肯尼迪比对麦克阿瑟要更宽宏大量一些。他评论道：“肯尼迪比我所期望的要好得多。”
对于戈德华特，胡佛与麦克阿瑟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他认为，最好的办法也许是赋予他以极大的权力，使之有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