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学大庆始末-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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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焦�113吨。几十年来已为国家生产原油近20万吨。
如今人们把这口井称作“铁人一口井”，“铁人王进喜同志纪念馆”就建在这里。
1205队打的第二口是油田试验区“开山井”，这里地处高压区，打到700多米时，突然发生了井喷。强大的高压液柱冲出井口，把方补心冲起十几米高，一场大事故就要发生，情况万分危急！当时王进喜腿部有伤，但面对险情，他早已忘记了伤痛。他对大家说：“现在情况紧急，就是搭上命也要压住井喷。”
为了压住井喷，当时惟一的办法是往泥浆池中加水泥和黄土。王进喜组织大家迅速搬来水泥往浆池里倒。不一会儿就将几十袋水泥和黄土加到泥浆池里。可是问题也跟着出现了：大量的水泥沉入池底，泥浆溶和不好，比重上不去，而且还糊住了池底的上水管口，泵不上水来。现场又没有搅拌机，连个泥浆枪也没有。
井在喷，水柱越喷越高，井喷的吼声震耳欲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王进喜不顾自己的腿伤，不顾泥浆烧人，扔掉双拐跳进两米深的泥浆池中，手划脚蹬，用自己的身体搅拌起了泥浆。在他的带动下，队里的实习生段功武、司钻戴祝文、工人赵元和等7人也跟着跳进泥浆池中。大家奋力划动搅拌，上水管线通畅了，泥浆比重升高了。经过整整3个小时的紧张搏斗，井喷终于被压住了。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压井方法。
这时仍在池子里的王进喜已经精疲力竭，伤腿上的绷带纱布已不知去向，伤口被碱性很强的泥浆浸泡冲涮变得血肉模糊，身上、脸上、手上也被泥浆中的烧碱、化学药剂烧出了血泡，大家刚把他拉上来，他就昏倒在工地上。
曾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大庆党委书记的陈烈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曾说过这样的话：“那样艰苦的大会战，需要有个带头人。面对种种困难，领导上有了指导思想，但必须得有人体现，有人贯彻，有人带头干。革命战争时期，打仗要有先锋官。搞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有人打冲锋。铁人就是这样打冲锋的先锋官，他带动大家把会战打了上去。”
关于“铁人”精神，直接领导了大庆石油会战的余秋里概括说：“‘铁人精神’，概括地说，就是：为国分忧、为民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的认真负责精神；不计名利，埋头苦干的无私奉献精神；当了干部还是个钻工，永做普通劳动者、廉洁奉公的公仆精神；同志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团结友爱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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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有热情，更要讲科学（1）
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会战开始以后，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但会战领导集体最关心的问题是：油田的面积到底有多大？储量有多少？油层的结构和物性如何？怎样才能把油打出来？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对油田开发建设做出正确的部署。
在一次石油部党组的会议上，余秋里分析说，大会战面临着千难万难，无非是两类困难：一类是生产、设备、生活设施等方面的困难。这些都是物质条件上的困难，是死东西的困难。通过分析他们认识到，物质上的困难仅仅是暂时的、相对的。只要紧紧依靠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就一定能够战胜这些暂时困难。如果被困难吓倒，那就不仅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而且会使那些能够克服的困难，变成长期难以克服的困难。另一类是主观上的，是技术性的困难。即这个油田究竟是好油田、坏油田，怎样开发好？对此，我们没有经验。从长远来看，这是主要的矛盾和最大的困难，是一个如何搞清油田地下情况，掌握油田客观规律，科学地开发大油田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参加会战的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自己来解决，别人帮不了什么大忙。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大油田可能看成小油田，好油田可能认为是差油田，高产油田可能搞成低产油田，在勘探开发中，就会成为盲目的、不清醒的人。
为了树立地质工作的科学态度，进一步搞清油田地下情况，1960年4月9日至11日，余秋里和康世恩在安达铁路工人俱乐部主持召开了大会战的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技术座谈会。所谓“五级”，是指部、局、指挥部、大队、基层，“三结合”是指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参加会议的有部、局领导、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基层干部和工人代表共180余人。技术座谈会的内容，主要是讨论如何做好钻井、试油、试采工作，如何取好地质资料，如何搞清地下情况等问题。与会者认真总结了过去油田勘探和开发工作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搞好油田勘探、开发，首要的是搞清油田的情况，而要搞清油田情况，必须从地下入手，掌握充分的地质资料。重视还是不重视第一性资料，是尊重或不尊重科学的分界线；工作有没有把握，首先取决于是不是认识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不是掌握了客观事物的规律。
会议进行中间，余秋里提出一个问题：为了要搞清油田地下情况，必须取得哪些资料数据？怎样取得这些资料数据？现在看来这是个很简单、很基本的问题，但此前却没有人认真考虑过。会场沉默了几分钟以后，有人开始发言，提出了一些具体项目，会场气氛很快热烈起来。你提一条，他提一条，互相启发补充。最后，余秋里归纳大家的意见，提出在油田勘探过程中，要搞清13个问题。再经过讨论补充，变为16个问题。后来，康世恩又组织地质技术人员讨论，补充为20个问题。根据这20个问题，确定了72个需要了解掌握的数据。然后由李德生执笔，起草了“大庆长垣钻探和开发过程中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个数据”的“调查提纲”。经过石油部党组批准，形成了地质技术规范。党组要求，在勘探和开发过程中，必须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个数据”，做到一个不能少，一点不能错。会议还对录取资料确定了“四全四准”的要求，即：录井资料全，测井资料全，岩心资料全，分析化验资料全；各种仪表校准，压力测准，油气量准，各种资料取准。
大庆石油会战第一次技术座谈会在油田的开发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这次会议，余秋里评价说：会议“明确了油田勘探、开发的对象和根本任务；明确了油田勘探、开发工作必须从取全取准第一性地质资料入手。这对于搞好会战期间及以后的油田勘探、开发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以后的工作中，余秋里、康世恩等领导人反复强调“把一切工作立足于油田地下”这一思想。在6月召开的一次五级三结合技术座谈会上，康世恩又提出：“我们搞石油工作的人，工作岗位在地下，一切工作都要做到地下油层。”余秋里随后又将其概括为：“石油工作者的岗位在地下，斗争对象是油层”。
技术座谈会以后，会战指挥部和各探区、各单位加强了对地质工作的领导，开展了“取全取准各项地质资料”活动。指挥部组建了地层对比大队、测压大队、注水大队、综合研究大队和地质分析试验室等科研机构，集中了1000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地质干部和大中专毕业生，从事地质资料录取分析和油田地质研究工作。同时成立了许多三结合小组，深入井队，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在基层宣传鼓动、发动群众，向工人讲地质课。
要取全取准地质资料，必须下狠心克服工作粗、责任心差的毛病，培养、树立一个好的作风。为此，各级管理者注意从大量的具体事物抓起，抓典型，树样板。有一个井队的地质员，在打井过程中，由于疏忽漏取了岩样，没有发现标准层。会战指挥部抓住这件事情不放，多次开会对其严肃批评，对各级干部进行教育。这件事教育了很多人，使大家觉得录取资料工作不是一件小事。后来，那个地质员接受了教训，资料收集得很好，被评为劳模。指挥部又宣传了他的先进事迹。
第三章 有热情，更要讲科学（2）
由于领导重视，群众发动充分，全油田很快形成了视第一性资料为生命的良好风气，发生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王晓云是位年轻的女地质员。一次，她从钻井队背回25包砂样，到大队一查，发现只剩下23包，丢了两包。砂样是重要的原始样品，通过分析、化验和计算，可以知道每包砂样所对应的地层情况。王晓云执意要回去把砂样找回来。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还下起了瓢泼大雨。她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一到阴雨天就疼痛难忍。但是，她仍找来电筒，在工友的陪伴下，闯进了茫茫的雨夜。她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经过的小路反复搜寻，终于找到了那两包丢失的砂样。
取全取准资料当然不仅是地质技术人员的事情，全体职工人人都把这当成自己的重要职责。3249钻井队的方永华班在钻井取心时，打了6米多进尺，把岩心取上来一看，只有4米多，有1米多岩心掉在井底了。班长方永华说：“岩心是认识油田地下最有用的资料。岩心缺一寸，判断地层情况就少一分科学根据，多了一分困难。掉到井底的岩心取不上来，咱们就欠国家一笔债。”全班决定，一定要把岩心捞上来。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需要下钻、套心、割心、起钻。为了这筒岩心，全班人一共奋战了26个小时。
原油样品化验分析资料是正确认识原油性质、研究制定采油工艺的重要依据。一个原油样品要得出比重、凝固点、黏度等6个数据，经过原始记录、综合汇总、填写日报3道转抄手续。负责原油样品化验的采油三矿化验室的职工，为了保证工作质量，建立起了每天集体审查和半月数据普查制度。每天下班前，把自己化验所得的数据，交给大家看，读给大家听，互相监督，避免误差。这个化验室，1年中进行了8800多次原油样品化验，共取得了3万多个数据，误差不超过万分之五。为了检验他们化验资料的准确性，康世恩曾叫人把萨尔图的原油样品拿到葡萄花去，作为葡萄花的原油样品送到化验室。化验室马上发现了问题，提出原油样品的各项化验数据，不像是葡萄花的，而像是萨尔图的。他们怀疑是原油样品弄错了，不然就是取样器漏气了。当康世恩说明实情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领导集体从一开始就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大庆油田会战的科学研究队伍、工程技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总地质师、钻井总工程师、采油总工程师也只有三十几岁，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大庆党委对他们采取了“充分信任，大胆使用，严格要求，热情帮助”的方针。考虑到在“大跃进”和随后的反右倾、拔白旗等政治运动中，不少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62年7月10日，大庆石油会战党委主要领导在技术干部会议上正式宣布：“所有受过批判、戴上右倾及白旗帽子的一律取消。当时有材料存档的，一律取出销毁，这叫一风吹”。并明确指出：会战的技术干部，绝大多数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长大的，接受的是社会主义教育，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教育，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党委规定：工作上的意见，技术上的争论，与政治混淆起来是不对的，技术干部对国家的最好贡献，就是在技术工作上做出成绩。在组织上，会战初期就设置八大总工程师，实行技术责任制，让他们有职有权地进行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和技术人员打成一片，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余秋里还多次鼓励技术人员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不要看着领导的脸色讲话。
为了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余秋里提出，要给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1960年、1961年开展农副业生产时，指挥部规定，科研地质技术人员平时一律不参加农业劳动。在一次会议上，余秋里讲话说，科研地质人员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搞渗透率”。在生活上，也对科研人员给予照顾，让他们吃饱，定量不够可以补助。北京石油学院副教授秦同洛饭量大，指挥部专门规定，他吃饭不受定量限制，可以放开肚皮吃。以后又请一些专家吃小灶。
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这样一种气氛下，广大科技人员发扬独创精神，树立“敢想敢说敢干，严格严肃严密”的作风，勇于同世界先进技术较量，努力攀登油田科学技术高峰。有的年轻科技人员在自己的房门上贴出“莫看毛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流”的对联，表达了他们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雄心壮志。由大学教授、工程师、技术人员组成的油层研究队，白天上井搜集资料，晚上在干打垒里，有时还需要在油灯、烛光下进行科学研究。大学教授张英、设计工程师宁玉川和群众相结合，深入现场调查了232口井的情况，取得9700多个数据，经过两年多的试验，创造出一套有自己特点的工艺流程，解决了严寒地区高含蜡、高凝固点原油集输方法。为了弄清油田土壤传热系统，解决保温的合理温度问题，设计工程师谭学陵等人从1960年到1961年连续10个月，在夜里最冷的时候进行现场测温，共步行6000公里，观测1600个点，取得5万个数据，进行了1100次分析对比，终于取得了科学数据，并校正了前苏联沿用的集油管线设计的计算公式。技术员蔡升等人在严寒季节，怀揣窝头，跟随油槽车，行程1万公里，测气温800次、风速600次，取得油温数据1400多个，弄清了冬季铁路油槽车在运输途中原油变化的情况，确定了油库合理加热温度。井下研究所的科技人员，进行了1018次试验，创造出多级水力封隔器，解决了分层控制油层的重大技术难题，获国家重大发明奖，并为推行我国自己独创的分层采油、分层注水、分层测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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