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进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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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命令，开始动作，一定要在下趟巡逻车开来之前过完！”通讯员跑来向我传达命令。我刚要叫老乡扒护路沟，忽听有人怪里怪气地唱道：“提起那张老三，两口子抽大烟……”
狗东西，炮楼里的几个伪军出来查路了。难道他们过去再动手？不行，每秒钟都像金子一样宝贵，如果不在两小时之内过完，下趟巡逻车开来就麻烦了。这时，只见王老汉迎上去，说：“老总，大黑天，又这样冷，出来干啥呀？”
“咳，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管什么冷不冷，你干什么，看路？”一个伪军吊儿郎当地问。“可不。老总，太冷了，我这有酒，咱找个避风的地方喝一盅，暖和暖和！”王老汉真的掏出一瓶酒来，递给了伪军。“有酒，那太好了。不过路也要看呀！这样吧，我们先回去喝，一会来看你，兄弟们，回炮楼喝酒去。”那小子带着人往回走，嘴里还哼着京戏：“孤王酒醉桃花宫……”
不一会，炮楼里传出“八匹马呀，三星照哇……”的猜拳声。这时，王老汉跑到我跟前，压着嗓子说：“同志，干吧！”我随即告诉平沟队：“动手！”
平沟队按分好的工段干了起来。不到半小时，二里宽的正面，平出了十几个路口。紧接着，运粮大军分十路纵队悄悄地拥上了封锁线，像决堤的洪水，滚滚向西流去。
时间好快，一转眼，两点钟过去了，又一趟巡逻车开着探照灯过来了。但是，它来晚了，不但两千人的运粮队全都过了封锁线，就连王老汉也已经按照原来的计划被人绑在电线杆上了。我担心老汉的危险，带着几个战士趴在路西的坟地里观看，如果情况不妙，打算就地接应一下。敌人发现了被平出的道口，刹住车，跳下十几个鬼子和汉奸。他们查看了地上的脚印，就吵吵嚷嚷的找看路的。他们把王老汉从电线杆上解下来，又从嘴里掏出棉花，问道：“过去多少八路？”
“可了不得了，有好几千！”王老汉回答。
“你怎么不去报告？”
“老总，你看我能动吗？”
“你怎么不喊叫？”
“嘴里有棉花，能喊出来吗？”
“咳，真他妈的……”敌人一听骂也不是打也不是，互相埋怨一阵，上车滚蛋了。运粮大军通过了封锁线，便浩浩荡荡向冀西腹地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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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为八路军送军粮（3）
这唱的是一出“苦肉计”，据说，还有利用妇女小孩小商人，“细水长流”地偷运粮食的。不过，据当时的总结，“一般的则创造性不够，多是采取部队掩护的办法。”既然是“武唱”为主，那就不免有伤亡。据当年的统计数字，为了运送这1900万斤粮食，一共动员了62万人次，其中，“有二百六十余人为运粮而流了最后一滴血或受了光荣的伤。”冀中军民就是这样，用汗水、智慧、鲜血甚至生命，把粮食运到了路西。
聂荣臻多少年后，也仍忘不了冀中人民对山区根据地的支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冀中群众给山地军民送粮的场面，是很动人的。大车拉，小车推，扁担挑，趁着黑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封锁沟，把粮食运到山区。这感人的场面，是很让人心头发热的。”说了吃的，再说说穿的。
军队没有粮食，军心要乱；军队没有衣服，同样不行。何况，粮食可以凑合，军服最好不要凑合，应整齐、干净。聂荣臻当年就曾指出：“服装整齐，衣服做得好看些，牢些，是有政治上和经济上意义的。政治上，如果服装整齐，鬼子见了也要怕我们些，对群众影响也好。经济上说，衣服做得好，战士们也喜欢，更能爱惜保存。我们八路军一直都是要整齐、要干净的，有人以为把衣服穿得烂和脏就是‘无产阶级的作风’，那是错误的。”
可是，冀西山区并不产棉，“我们的产棉区主要在冀中，”在路西许多地方连纺车都未见过。要想让山区的部队穿上整齐的军服，还得靠冀中往路西运布。据史载，1941年一年冀中即往路西运布10余万匹。其中，仅安平一县，即组织妇女织布突击队，在两个月内织布3万2千匹。聂荣臻对冀中土布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中，他仍念念不忘地写道：“冀中农家生产的土布，数量既多质量又好，不仅满足了冀中军民的需要，而且还销到北岳区、察哈尔以及绥远 、热南等地。”冀中的粮食和土布，给予山区根据地很大的支持。当年在路西任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说：“在‘五一’大‘扫荡’前，冀西穿的衣服大部分是高阳布做的，吃的粮食也有不少是从冀中运来的，兵源有的也从冀中补充。”
说到“冀中的财富占边区的重要地位，”杨成武又指出：“晋察冀根据地能否坚持到胜利，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冀中不能坚持，就会影响冀西斗争的发展。”
关向应甚至提得更高，他认为冀中的得失，不仅是关系到晋察冀边区的问题，也不仅是关系到支持华北抗战的问题，而且还是保持全国抗战力量的问题。他说：“如果把冀中平原从整个边区体系中分割出去，这无疑是在战略上孤立边区，孤立了山区。日寇完全懂得这一点。所以日寇之方针是‘迅速肃清平原指向山地’。”的确，日本人并不傻，他们早就看到“冀中地区是向晋察冀边区###提供给养的地带，可以判断，大量的各种农产品要运送到冀西边区根据地去。”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在1942年5月14日，也即“五一”大“扫荡”后十余天发表谈话称“晋察冀边区山岳地带住民物资来源极为贫弱，人力物力之补给百分之八十依靠冀中，于此可见冀中区的价值对山岳地区如何重大。”而“五一”大“扫荡”已足为“覆灭彼等之物资补给基地。”日华北派遣军另一官员则声称“此次作战称为棉花战亦无不可。”
当年日本人把冀中称作八路军的兵粮站。我们自己当时也有一种说法，把冀中叫做华北的乌克兰。聂荣臻回忆，在1941年9月的一天，他带着几个干部登上平山县一座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嘿！河两岸的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摆动着，我对他们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兵粮站的粮食，“乌克兰”的布匹，都是令人难忘的。但更令人难忘的，是冀中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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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1）
也说“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老红军吴西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曾无限感叹地说，冀中的百姓的觉悟，“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当然，“时代不一样，一个是国内战争，一个是民族战争。”冀中的老人们在说到冀中的百姓为何抗日觉悟较高时，说的较多的有这样几个原因：教育水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日本人的烧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八路军、共产党来后的动员、组织。在外国人眼中，冀中平原是怎样的呢？一位名叫和田真一的日本反战士兵，是这样描述冀中平原的：如果没有战斗，就是说没有日军残酷的烧杀抢掠的“扫荡”，冀中是一个和平富饶的地方。杏花盛开，柳绿遮盖着村落。阳光在浮动，远处的村庄好似浮在湖水中的小岛一样，此时放眼望去，河北的原野实在美极了。
在外乡人眼中，冀中平原又是怎样的呢？原籍广西的吴西将军回忆起他初抵冀中的印象：这里视野开阔，另有一种泥土芳香的新鲜空气。村子砖房瓦舍，人丁兴旺，村中的老百姓，男的有的带礼帽，很多人头上包着白毛巾，不论大人小孩，衣着较好，干净整洁，文化水平高，很有礼貌，抗日热情高涨。
说冀中“富饶”，不难理解。说冀中“文化水平高”，就不由让人有些疑问，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河北省的乡村，能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呢？中国社会学界前辈李景汉先生于1932年发表了他主持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据该调查统计的数字，定县62村中具有中学及中学以上 文化程度的人有男275人，女32人，共计307人，平均每村有4至5个中学生。这307个人中，甚至还有4个日本留学生，2个法国留学生，1个美国留学生。着实不简单。另据抽样调查，当地文盲约占67％，半文盲约占42％，非文盲约占284％。识字的大致可以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在旧中国，已是相当难得的了。或许有人要说，定县位于平汉线上，读书人多些不足为奇。其他地方呢？当年的数据表明，冀中腹地的教育水平也不差，一份当年冀中行署的资料这样说：冀中区地方富庶，交通便利，且接近平、津、保、石等工商业及文化中心城市，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较多，事变前（指1937年卢沟桥事变）文化教育事业便相当发达，除沿铁路线的城镇不计外，在中心地带深县等二十六个县内，就有十所中学，164处高级小学，4482处初级小学，同时各县都有简易师范学校，因此除东部个别县份外，社会文化水平一般的比较高。冀中青年，到平、津、保求学的非常多。
比如高阳县东南30余里的庞家佐村，这么一个“在冀中平原上，这算是一个中等村庄”的村子，居然有“一个男校和一个女校，”而且“学校里四书五经全被排除在外，一开始就向学生进行白话文的教育。”
看来，说冀中这地区文化水平高，还真是有根据的。冀中几乎村村都有在外求学的学生，外面的世界出了些什么事情，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冀中。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如此。
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思想”的运动呢？因为“一二·九”运动冲破了思想上的禁区。“从思想上解了冻，什么都敢想也敢说了。”在“一二·九”运动前，抗日成为禁语，侵略者被称为“友邦”，人们是敢怒而不敢言。“一二·九”运动后，人们长期被压抑的积愤之气，爱国之情，一下子喷发出来。人们纷纷谈论着：“蒋介石能抗日吗？不能！”“安内攘外对吗？不对！”“中国抗战依靠谁？依靠四万万中国人民！”当局的水龙和大刀，同学的鲜血，民众的鼓励，使得每一个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的人懂得：要抗日，就要靠自己，就得靠民众，政府是靠不住的；要抗日，就要遵循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只会断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干部”的运动呢？因为“一二·九”运动的确锻炼人，成长出许多优秀的人才，后来都成为抗日干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12月9日后，北平学生上万人又于12月16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连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书呆子都走上了街头。这次大游行后，地下党又及时组织同学们南下农村宣传抗日，坚持罢课，反对开除，逮捕进步学生，开办野营训练班，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各种活动，实际上一直延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同学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实际的锻炼，少了书生气，多了英豪气。抗战爆发后，同学们纷纷奔赴各地，直接参加抗日斗争。在平、津、保等地念书的冀中子弟，许多人回到家乡，其中不少人成长为优秀的抗日干部。像后来担任冀中抗联主任的史立德，任深泽县县委宣传部长的王亢之等等，都是“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领袖。当年有首歌，唱的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应该说，冀中平原，也同样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冀中有这么一批有文化、有觉悟的青年学生，“这是与其他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同的特点。”这批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冀中人民杰出的子弟，带着“一二·九”运动的记忆，带着“七七”事变的硝烟，回到家乡，他们会向父老乡亲们诉说些什么呢？他们一定会对父老乡亲们说起日本兵的残暴，说起1936年11月3日日本兵举行大演习时杀死中国孩子的事情。当时的报纸记载道：当日军进朝阳门时，当地有一姓朱的女孩，年纪才11岁，和他的哥哥也打从那里经过，看见日军耀武扬威的情形，愤慨得很，沉痛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她哥哥听了，恐怕惹出祸来，想连忙带着她跑开，殊不知凶蛮日兵，在愤怒之下，竟将我们这11岁的女孩，从她哥哥手中夺去，丢在坦克车的下面，压成肉泥！路旁的人，看到这残酷的情景，莫不饮恨吞声，不忍卒睹！他们一定会对父老乡亲说起汉奸们的可恨，说起1935年12月16日大游行时同学们被拒之门外，只能以血肉之躯撞开城门的经历。清华大学的校史是这样记载的：这天，由清华大学率领的城外大队，拂晓时即出发，途中联络北平大学农学院、孔德学校和弘达中学二院等校一千多人。他们高擎校旗和用醒目大字书写的“全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横幅，浩浩荡荡地向西直门前进，于八时许到达。城门仍像七天前那样紧闭着。同学们转向阜成门，又被拒于城外。再南行往西便门，仍遭闭门阻拦。领队乃决定一部分学生约四百余人，留于西便门，其余六百余人向永定门进发。留在西便门的学生来到附近的铁路门，想从这里进城，城门也关闭着。同学们同城门上面的军警展开了说理斗争，促他们开城，交涉甚久无效，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一腔怒火了。于是，决定用血肉之躯去冲开铁的城门。立刻，几百条臂膀结成了一股钢铁般的巨流。“一，二，三，冲！一，二，三，冲！”大家有节奏地喊着，奋力地冲击着铁门。从高处望下去，煞像汹涌的波涛拍击着海岸的千年古岩。北风如刀割，寒气穿透棉衣，袭人肌肤；可是，同学们却汗流淋漓，早已驱走了全身的寒冷。前面的累了，后面的就换上去，一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