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进村-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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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村干部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相互解释和鼓励，说“主席早讲过了，相持阶段困难增多嘛！困难多算得什么！”在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极端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充满着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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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5）
冀中的老人们说，要说冀中的百姓个个都把《论持久战》熔化在血液里，充满信心等待胜利，那似乎也有点拔高了，但要说百姓们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日本人这疯狂劲长久不了，那是千真万确的。百姓们明白，一年也好，二年也罢，总会有熬出头的那一天。所以他们遇见抗日干部，都哭着说：“我们咬着牙熬过这两年，反正有翻身的日子。”
■在地上躲，往地下藏
“五一”大“扫荡”就仿佛一面照妖镜，谁是硬汉子，谁是软骨头，这回全都显出来了。在日本人、汉奸满地跑，我军主力部队又撤往外线的形势下，一些人吓坏了，害怕了，有的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当了叛徒。有的虽说还算是没出卖同志，但也不干了，回家了，谁也找不着了。
各县都有叛变的软骨头，仅据我们手头几个县的资料，即可列出下列名单：六分区主力团团长张子元，投敌；军分区供给部政委肖光华，叛变；抗三团副团长王洗凡，投敌；藁城县县长李大刚，叛变，并诱骗该县公安局长邓忠、秘书张果，粮食科长苏文彩、实业科长张国瑞、司法科长李之郁、教育科长杨秋涛、县议会议长李翼天等多人投敌叛变；肃宁县手枪队队长周万寅被捕后叛变，任敌特务系情报班长；肃宁县一区区委书记陈俊英被捕叛变，他伙同周万寅等人，把县区干部一览表献与日军，使肃宁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肃宁县四区保卫家乡大队长刘绳武被捕后叛变；肃宁县教育科长曹英、抗联主任吴烈被捕后叛变；…………
这些叛徒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老人们说，都是些思想右倾，情绪悲观，心眼活泛的人。像安平县县长张晓舟，就是一例。
张晓舟，是深泽县大直腰村人，中###员，当过小学教员，有一定文化和才干。1938年，就任安平县县长，要说也是老资格了。安平县的干部张根生回忆说，当时，党组织是不公开的，县委机关的公开名义是县游击大队政治处。老百姓搞不清县委书记是个什么官，但都知道县长是谁。而且“因袭传统习惯，只知服从政府。特别是对作为地方父母官的一县之长，更是尊崇备至。”在百姓们眼里，县长，可是个了不得的官了。因而，张晓舟从1938年到1942年，一直在安平当县长，按说应该有相当的威信和影响。可令人遗憾的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官架子蛮大，威风凛凛的，群众都不愿接近他。他本人也从不想接近群众，凡遇到和群众打交道的时候，他都束手无策，一筹未展。时间久了，群众都离他老远老远，在党的工作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的艰苦时代，他本人却像一叶孤零零的浮萍，漂在群众之上。此外，他对武装斗争，表现得很淡漠，从不关心，从不过问。还与少数乡绅地主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不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的样子。”张根生说，当时县里的干部，说起他都摇头叹气，在“五一”大“扫荡”前民主选举县委时，连县委委员都没选上。
在形势比较平稳的时期，张晓舟这样的人，虽说有脱离群众一类缺点，但毕竟还是做了一些工作，“五一”大“扫荡”一来，他思想上更深层的缺点可就暴露出来了：先是跑到比较安全的村子躲起来了，也不抓工作；继而是情绪日益低沉消极，对抗日失去信心，悲观失望。和他很投机的县政府秘书许彦如说：“咱们成天像耗子一样，钻起地洞没完，啥时候是个头？说不定哪天钻进去就再也爬不出来了。在石家庄日本人手下做事的我的表哥，常给我捎信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张县长，您可要三思啊！”对这样的话，张晓舟听了不但不予追究，反倒表示颇有同感。据说，他身边的警卫员曾向县委反映过张晓舟的一些情况，但县委考虑到这种事情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不好轻易下结论，只是让警卫员提高警惕，注意观察。1942年秋冬，大“扫荡”虽已过去，但形势严峻，张晓舟仍躲着不出来工作。与他很谈得来的许彦如，县实业科长张麟阁等人前后投敌，张晓舟对抗战更加悲观，一天到晚唉声叹气。年底的一天，他老婆郅展辰被捕后叛变。张晓舟一听到老婆被捕的消息，大叫一声“我的娘啊”便哭了起来。不几天，接到老婆秘密写来的劝降信，没有任何犹豫，也跑去投敌了。
张晓舟投敌后，并没给日本人带来多少好处。日本宪兵队长小谷野垂头丧气地说：“没想到一个堂堂的县长，连一个人也没带过来。”当然，张晓舟公开叛变，在县里还是造成相当的混乱。当时县委立即以新县长“刘恒达”等人的名义发出布告，以挽回影响，稳定局势。“其实，在那样残酷的形势下，急忙间，哪能那么容易就找到一位合适的县长。当时县政府的干部，继许彦如、张麟阁、宋君模，因被捕而叛变、逃跑外，又有财政科长靳天、民政科长张甫卿等相继被捕，还有几个，因体弱不便坚持斗争，经组织批准，躲进敌占的大城市去了。县政府里，只有张锡鸾、梁国栋等三四个干部坚持工作，一时间根本选不出县长来。即使是能找到，加任县长，也须报呈地委和专署批准。当时的地委和专署机关，都是隐藏和游击办公，不好找到，报上去，一时也批不下来。很多人猜测刘恒达就是县委组织部长刘其恒担任了新县长，其实，根本就没有刘恒达这个人。贴那样的布告，完全是为了当时斗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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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6）
“创造”出一个莫须有的县长来，也算是叫叛徒逼的采取的权宜之计吧。冀中的老人们说，有些叛徒，后来又“叛变”日本人，投向我们。当时的斗争十分复杂，人的心思更是复杂的。有人虽然投敌当了汉奸，民族意识还未完全丧失。有的杀过我们的人，有血债，但又托人来和我方拉关系，又做些抗日的事，也算不上铁杆汉奸。不过，总起来说，叛徒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甚至比日本人对我们的危害都大。他们大都是本地人，本乡本土，又熟悉我们的情况。谁是什么干部，家住在哪，一般的行动规律等他们都知道。有了这些个叛徒，本来是两眼一抹黑的日本人，就仿佛养了一群嗅觉灵敏的恶狗，我们的人跑到哪他跟到哪。家里藏不了身，到别的村，太红的抗属、干部家也不敢去。要想生存下去，是越来越难了。
那么，当时在原地坚持斗争的干部们，又是如何躲避日本人和汉奸的追杀的呢？当年在冀中坚持斗争的齐岩老人的经历，很有代表意义，她回忆说：1943年，春节刚过几天，母亲有病，托人捎信让我回家去看看。周景陵也回去了，住了一天。本来，吃晚饭后要转移到别的村去，因母亲病情加重，只好在家里住一夜。半夜里，忽然听到房顶上传来鬼子说话的声音，我们立即钻了地道，地道口就在炕里边，睡觉前都要把地道口打开，以防万一。下面的地道四通八达，我和景陵爬着爬着失去了联系，周围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我经常不回来，不熟悉地道的走向，里面是那样静，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一人存在了。不知道在下面呆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爬到了什么地方。上面的敌人走了没有？母亲怎么样了？这一切我都不得而知。在一个地道的拐弯处，我摸到了一个向上的脚蹬的坎，我猜想这是通向地面的，因搞不清是什么地方，也不敢贸然呼叫。等了好半天什么情况也听不到。突然“噔噔”响了几声，心想，这下糟了，敌人挖洞了。但好长时间，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在地道时间长了，又冷又缺乏氧气，憋得实在难受。心想：憋死在洞里，也不能让敌人抓去。这时，上面又微微传来咔吃、咔吃的声音，我这才恍然大悟，洞口上边可能是牲口棚，噔噔的声音大概是牲口踏蹄子，咔吃咔吃的声音是牲口在吃草。
设在地道内的医务所又等了一会，上边依然没有嘈杂的声音，我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就轻轻地敲了两下洞口的盖。上边有人问：谁？我说出我在家中的名字：我是英华呀！很快揭开了洞口，让我上来，原来这一家是在我家西南边二三百米处，和我家隔了一条胡同。给我揭开洞口的是我本家侄子齐迈，他赶快叫过来一个姑娘齐琪华，领我到她住的房子去。按辈数排，她叫我姑姑，我立即脱下泥糊糊的衣服，换上了琪华的衣服。琪华对我说：“姑，敌人正在你们家掘洞口，乱翻东西那！”至于其他的情况，她也不太清楚。这时，听到胡同里面有敌人喊叫开会的声音，我再下地道来不及了，敌人已经走进琪华家的院子里。我急忙拿起火柴蹲在锅台前，低着头装作点火做饭的样子。敌人进屋用枪逼着让去开会，我就随着琪华一家人往会场上走，正好穿过我家的前院，我偷偷地看到敌人正在我家出来进去抢掠东西往外抬。会场就在我家门外的场院里，已被敌人强迫赶来了好多乡亲，几乎全村的人都在这里。我熟悉那一张张可亲的面孔，我熟悉那一副副慈祥的心肠，当然乡亲们也非常熟悉在他们身边长大的我，对我突然出现在人群中也感到万分惊恐，心中为我捏着一把汗，担心着我的安全。我从乡亲们表情中可以看出，这种惊恐是短暂的，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显然是为了不被敌人看出破绽。他们明白，被敌人包围就是因为我回来了。
我来到人群中，好心的乡亲们赶快把我按下，蹲在他们脚下。他们人靠人的站着，像密不透风的一层层人墙，不分排，不分队，又挤又乱地站着。乡亲们暗暗地告诉我会场上的动静，一会儿说我家的箱子抬出来了，一会儿又说柜子抬出来了。敌人的叫喊声我也听得一清二楚，大概敌人发觉我已钻入地道无法抓捕，就声称要找“齐家老太太”。我想母亲到哪里去了呢？景陵又到哪里去了呢？一会儿听到有人说房子烧了，又说敌人快走了，正装车拉东西哪！正在轻轻地议论中，啪啪两声枪响，敌人走了。我家的一位帮工和村里的一位老百姓都被敌人打死了。是我连累了他们呀！疯狂的敌人，没有抓到我就在两个无辜的老百姓身上报复啊！
齐岩说的这个村，是高阳县庞家佐村。这村在冀中，算是个中等村，有400多户人家，齐家在村里是大户。是个抗日力量很强的老根据地，她那天和丈夫周景陵——《团结报》社社长给堵在家里，一来是因为村里有个叫齐平庄的汉奸悄悄去边渡口据点告了密——这个汉奸1947年已被处决；二来是因为那天大雾，对面不见人，等发现敌人，鬼子已扑进村来了。在危难之中，齐岩就是靠地道，靠村里父老乡亲们用性命、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掩护，才活了下来。那天被打死的两个人，一个是齐岩家的长工，一个是“甲长”齐小生，他们既交不出“齐家的闺女”，也交不出“齐家的老太太”，而日本人这趟出来，二死一伤，其中还死了一个军曹，心中好不窝火，心想中国人打死我们二个，我们也得打死二个中国人，否则是“大大的不够本。”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7）
或许有人要说，齐岩毕竟是在自个家里，情况熟悉，又都是乡里乡亲，遇到危难，大伙自然要帮上一把。那些家不在冀中，或者是有家难归的干部们怎么办呢？没别的法子，只有自己到百姓中去找一个家。这就是当时所说的“救命户”，也叫“堡垒户”。和这家人同吃同住，生死与共。老人们说，这种堡垒户，得找那种家里人口少、小孩少的人家，以免互相串门走漏风声；得找那种地理位置好，最好是独门独院，靠近村边的人家。当然最重要的一条，要找对抗日有较高认识的人家，但也不能太红了，太红了也危险。据说这种人家，“仅饶阳一县就有一千几百个，”而一旦敌人发现某家“窝藏八路”，“一家人可能被抓被杀，房子财产可能被烧被毁。”真是血海般的干系啊！抗日的干部，受伤的战士以及干部的家属，就都是这样靠“救命户”生存了下来。甚至连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也是住在“救命户”，一住一年多，学了一口安平话。
妇女们向地道内送饭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住在一起，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百姓想尽办法为抗日干部的生活和安全操心操劳，干部们则帮房东干点活，帮孩子学点文化，亲如家人，多少年也忘不了。收留日本反战战士的郭大娘，在送走在一起住了一年多的“日本儿子”西村、津田、吉冈等人后，迈着一双小脚，走了三十多里，到关系家打听西村等人走后的情况。解放后任石家庄专署专员的韩启民，刚有一月9元的津贴费，就想起老房东，买些东西寄去。她说“实行工资制后，我的工资也多了，每逢过年过节，我都捎几十块钱给二位老人，从未中断过。”直至近些年，当年的老房东虽已过世，但与他们的子女还一直有联系，经常像亲戚一样走动。抗日干部与百姓如此血肉相连，令日本人头痛不已，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曾在谈话中说，冀中“军队、农民混成一片，组织极为坚强。”日军41师团参谋铃木重雄中佐也说：“冀中之战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战。”
不过，不管是住在自己家里也好，还是住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堡垒户家里也好，因为鬼子、汉奸到处乱窜，仍不免闹些玄事：韩启民老人曾回忆起这么一件事：1942年初冬，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党内个别不坚定的人脱党了。分区文建会有一个人就是因为怕死，回家了。他住在饶阳县三区的一个村庄，地委让饶阳县委副书记李太转给我一封信，叫我去找那个脱队干部做动员工作，使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当天傍晚，我就出发了，与我同行的是三区区委书记乔民。为了缩小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