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进村-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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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部队这种骄气是相当普遍的。骄兵必败，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敌人是如此，我们自己也是如此。肖锋回忆说：“1941年冬，日寇继秋季大‘扫荡’之后，又对晋察冀边区采取了新的‘蚕食’政策，在我团驻防的滹沱河北岸及灵寿以西地区，挖了好几道封锁沟，沿沟遍修炮楼，步步为营地向我团逼进。先占去一个村庄，又占去一个山头，再进一步就把一道川全占去了。原来是我们的根据地，过几天就成了游击区，再过几天又成为敌人的所谓‘治安区’了。面对着这种新情况，我们的思想却没有转过弯来，因而没有采取新的措施，仍然是愿意打大仗、打硬仗。在这种思想支配下，1941年底，我们对日寇新修的据点狗台疙塔发起强攻。部队打得很英勇，一股劲往上冲。军区的山炮营也参加了战斗。但因敌人的堡垒工事坚固，手榴弹炸不垮，子弹穿不透，战士们几次爬上梯子，都被反扑下来。有人提议用炸药炸，我们指挥上却轻视这个办法，没有采用，仍是一再组织硬攻。结果攻了一天一夜，部队伤亡不断增加，据点还是没有拿下来。最后敌人援兵快到跟前了，才被迫撤出了战斗。
狗台疙塔战斗没打好，对五团来讲是个不小的教训。但我们领导上仍然未能及时领悟，一心想下次打个漂亮的歼灭战，出出这口闷气。然而，事与愿违，我们接连几个攻坚战斗都打得不太理想。敌人的‘蚕食’反而越逼越紧。过了年以后，原来我们团部常住的南甸、七级、李家坡一带，也相继被敌人‘蚕食’去了。日本鬼子也似乎抓住了五团的什么弱点，瞅空子就想来整我们。记得是1942年4月15日拂晓，日寇理杉混成大队突然摸到我们团部村边上来了。团部住在魏家院，哨兵已经和敌人打响，机关里大部人员还未起床，真是危险万分。幸亏住在外村的三个营机动勇猛，跑步压过来，里外配合才打退敌人的偷袭。并且把敌人追到吴家庄揍了一顿，毙伤敌四五百人，最后敌人狼狈逃回平山。这次战斗虽然转危为安，但我们也付出了伤亡二百多人的代价。对五团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教训。吴家庄战斗是一次危险而被动的消耗战，但我还是更多地看到它胜利的一面，觉得战果不小，以为像这样的仗多打几次，大概可以解决反‘蚕食’的问题。第四天，我到军区去请示工作，聂荣臻司令员和唐延杰参谋长接见了我。我向他们汇报了吴家庄战斗如何转败为胜，如何差一点全歼日寇理杉大队，如何把敌人打得狼狈溃逃的情况，聂司令员站起来走近我说：‘你只知道打垮敌人理杉大队，可是你今天打垮了，明天他还会来。敌强我弱的局面，不是一仗两仗就能改观的！’紧接着他又说：‘肖锋同志，你们五团的战术思想落后了，你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吗？’聂司令员这样一问，我的脑袋不由嗡的一下涨起来。”
聂司令员接着又问肖锋：“听说你瞧不起打小仗，是吗？”肖锋直爽地把自己对“零打碎敲”的看法摆了一遍。聂司令员听了不住地摇头，耐心地说：“我们全边区约有二百个县，每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是六千多，相当于敌人一个旅团。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枪炮武器没有什么了不起，机器一旋就旋出来了，但它却旋不出人来。人在任何时候总是起决定因素的。”肖锋写道：“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当时“对我却是极为深刻的教育。”回到团里，立即召开会议，让大家提意见。
一位教导员说：“过去敌人老挨五团的打，现在五团要挨敌人的打了。魏家院被偷袭那次多危险，团部差一点叫敌人摸掉。我们的侦察警戒工作哪里去了？我们的轻敌麻痹思想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领导上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有人反映了当地老乡的意见，说当地老乡本来对五团是很好的，可近来有些群众却说：“你们还讲抗日，把日本鬼子都快抗到老百姓炕头上来了。”
聂司令员的批评，使肖锋震动很大。这次会，又让肖锋受到很大震动。“同志们讲的许多事，过去很少听到过，也很少去留心过。这说明自己脑子过于热了，主观主义抬头，民主作风不够；只想痛痛快快地去硬冲硬打，不愿在艰苦环境中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这次会上，大家不仅批评了领导，同时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有的说：“敌人搞‘蚕食’，正是他外强中干的表现。敌人第一线兵力不足，新兵多，这些兵既缺乏战斗经验又胆子小，便于我们政治瓦解，便于给我们当冷枪靶子，也便于小部队打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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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4）
有的说：“敌人向咱根据地‘蚕食’，我们给他来个以蚕食对蚕食，也到他的‘治安区’里去发展。那里什么咱们不熟悉，闭着眼睛也能跳来蹦去。日本鬼子再控制的严，咱们总会有办法活动。它就是个刀山，咱们也可以把它给踩平了。”
会后，“部队迅速在新的作战思想指导下行动起来了。”首先，我们从全团抽调了一百多名射击技术好，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和战士，组成二十五个孤胆射击小组，经常钻到敌人鼻子底下去活动，瞅到空子就打敌人的冷枪。这办法非常有效，使敌人防不胜防。
一天清晨，江家河据点的鬼子在炮楼下练刺杀，一来一往，毫无戒备。张钦指导员带的射击组沉着地埋伏在村旁，等到敌人集合讲评时，一阵排子枪打过去，鬼子虽然纷纷往炮楼里跑，但还是有五六个躺在那里爬不起来了。
七连二排带着射击小组，在北石殿看见有个鬼子哨兵，端着枪神气活现地站在那里，二排长瞄准一枪就把他打倒在门口；小组的人还想乘鬼子出来收尸首时再给他两枪，但等了许久，再也不见有人敢露一下头。
在燕川北炮楼附近活动的射击组，看见有个鬼子小队长牵着一匹大洋马，像是有事出门的样子，当他的左腿正要跨上马背时，神枪手“啪”地一声，鬼子小队长连人带马都倒在地下了。
肖锋说：“这种冷枪杀敌运动的开展，一时打得敌人闻声丧胆，坐卧不宁。出操不敢出，站队不敢站，以至吃喝睡觉、散步放风，都只好闷在那方圆不过二三十步的炮楼里。”
随着经验的积累，冷枪慢慢发展为冷炮。“有一次，我们得到内线情报，日寇驻南甸的司令部，第二天要在南甸镇召开‘庆祝蚕食胜利大会’。我们连夜把迫击炮架在离南甸三里路的小北庄，严密隐藏好。第二天上午，鬼子和伪军刚集合好要开会时，突然一顿迫击炮弹掉在会场里，敌人死伤一片。他们的庆祝会是开不成了，只好晚上悄悄开了个追悼会。”肖锋说，“在冷枪、冷炮杀敌的同时，我们还组织了几支坚强的武工队和便衣队，伸向建屏、正定、灵寿等敌人的纵深地带去，到处打伏击、捉汉奸、砸伪乡公所。有的一直摸到石家庄郊外的西兵营，袭击了日寇毛崎旅团的司令部。西兵营附近的陆军医院和飞机场里，也响起了中国人民胜利的枪声。”
照这个指导思想干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把所得的战果作了初步统计，仅我团‘飞行射击’冷枪杀敌一项，在一个月内，即打死打伤敌人四百余名，而我们的伤亡却微乎其微。”肖锋深有感触地说，“对着这个几乎是‘四百比零’的数字，不禁使我又想起五团近年来的那些战斗，想起每次战斗中的伤亡和战绩。两种战术思想，两种作战方法，带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像肖锋这样原先热衷于打大仗，看不起零打碎敲的，后来逐步认识到积小胜为大胜这个道理的干部，当然不止一个。像五团这样原来只会死打硬拼，后来学会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的部队，当然也不止五团这一个团。
1942年元旦，冀中部队18团3营正住在之光县（今清苑县东部）田蒿村，在同村住的地方干部，觉得“有主力部队”住在这，“心里觉得很踏实。上午饭大家包饺子过年，饺子正煮在锅里，突然，村边响起了枪声，原来敌人特务进村，打死了我部队的哨兵，并包围上来。”枪一响，大伙忙着突围出村，哪还顾得上吃饺子，亏得有人手疾眼快，临走从锅里捞了两笊篱饺子。用大棉袍前襟兜着跑了出来，大伙这才分着吃上几个饺子。日本人专挑我们过节吃饺子的时候搞偷袭，且屡屡得手，说明我们的战术思想的确要变一变了。本来，像聂荣臻说的，“我们就不能死抱着老经验不放，不能一条道走到黑，硬往死胡同里钻。”“客观形势变了，我们的主观思想一定要赶上去。”又像刘伯承常讲的一句口头禅：“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就干吧。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回忆说，有一次，在山西辽县，他跟刘伯承师长骑着马聊天，正说着，他骑的马突然不安地嘶叫起来。我的马同时也受惊了，四蹄乱蹦。一刹间，两匹白马拼命向前奔跑。我们使劲抓住缰绳，等到各自勒马站定，才知道刚才有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马屁股上、肚子上，把马蜇惊了。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伯承若有所思地说，“嗯，我看这好有一比呀。”
“比作什么呢？”李达很有兴趣地问。
“游击战。”刘伯承说，话音刚落，又一群黄蜂飞过来，两匹战马一听到“嗡嗡”的声音就战栗起来，嘶叫着又跑了几步。
“你看，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刘伯承边说边捋了捋马鬃，让马安静下来。“这马就好比日本军队，它人数
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就好比我们分散出去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
“对，这些黄蜂虽然蜇不死马，可是马也受不了。”李达领会了刘伯承的比喻，兴奋地说。
和日本人硬拼不行，就应像黄蜂一样去蜇敌人。五团一个团，一个月就打死打伤敌人400多，华北八路军上百个团，一个月就可打死打伤4万多敌人，一年就是近50万。日本人在华北总共才几个兵？可当年许多人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抱着老经验不放手。当年的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是换上了军装的农民，头脑顽固，眼光狭隘，不容易转弯子，又容易骄傲。正如毛泽东在致敦沫若的信中讲的，农民革命“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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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5）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到敌人后方去”总算变成了各部队的自觉行动。在敌后开辟了许多隐藏的、秘密的根据地。彭德怀讲：“1942年秋，隐藏根据地在华北敌后，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1942年冬臻于相当普遍。”
日本人也供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此时###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
当年，整个华北都吹响了“到敌人后方去”的号角，但由于各地区敌情、我情的不同以及领导人重视程度的不同，这号角有的响得早一点，有的响得晚一点；有的声音大一些，有的则小一些。
像晋察冀军区，据聂荣臻回忆，是在1942年9月，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的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聂荣臻说：“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晋察冀地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各个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而在山东，由于敌人实施“蚕食”较晚，所以迟至1943年初，罗荣桓才提出以“翻边战术”打破敌人的“蚕食”。什么是“翻边战术”呢？用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六团团长贺东生的话说：就是，“我们和敌人翻个边，敌人从哪里打过来，我们就打到哪里去！”可见“翻边战术”，就是“敌进我进”的山东版。经过激战，八路军拿下敌人后方郯城周围十八处据点，打得日本人直叫：“想不到，你们竟会打到后方来。在山东，保险的地方没有的啦！”“蚕食”我根据地的日军被迫全线后撤。在太行，邓小平指出，“在敌人五次‘治安强化’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激烈的斗争”中，就包括“多支的小武装部队作了有力的行动。”
概括地说，华北各地区通过“敌进我进”的对策。早则1942年秋，迟则1943年甚至更晚，都先后打破了敌人的“蚕食”政策，这步棋又走活了。无怪当年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称赞这一做法对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
药是好药，可惜开得稍晚了一点，吃得稍迟了一点，见效自然也就缓了一点。在1941年，从八路军总部，到各军区，到各团，虽然都已开始注意研究敌人的“蚕食”政策等一套新谋略，新作法，但尚未能提出一整套与之针锋相对而又行之有效的斗争办法。像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三三制、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加强对敌斗争等一整套后来被称为“十大政策”的方针，这时尚未提出。在冀中，与1940年底相比，1941年底，“敌人点
碉由534个增到1026个，公路由2550公里，增至4310公里，封锁沟墙由540公里，增至2751公里。”形势是十分严重的。
历史的时针，正嘀嗒嘀嗒地指向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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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冀中开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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