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进村-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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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华北地图。图上铁路、公路交织连贯，如同一张巨形的网，正在向各根据地合拢。1940年2月朱德、彭德怀发电报给各部首长：“敌人的筑路行动有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重大含义，丝毫不能忽视，要提醒大家从总体上来认识和对付敌人的阴谋。”并指示各部要对敌人筑路的起止地点、修筑方法、沿路设施、守备兵力及组织情况等进行详细侦察。
据各地军事部门报告，敌人大肆扩展“点”、“线”、实施“囚笼”封锁的作法，确是不同以往，下了很大功夫：先说“点”，在冀中平原日本人建炮楼为据点，当时日军炮楼一般高三丈至三丈六，亦即10米左右。在冀中十分区，甚至有高达十丈，亦即30米左右的炮楼。10米，差不多有三层楼高；30米，则差不多有10层楼高。那时的农村还没什么污染，天高气爽，在这么高的炮楼上一站，四周方圆十余里的人员活动，一望无遗。炮楼的厚度“三尺至五尺，厚的，多外砖、内坯，但亦有混砖或砖灰砌成的。”不要说子弹、手榴弹，就是炸药，少了也无济于事，坚固异常。炮楼“周长为五丈六尺，大的有至八丈或十丈的。”就是说，炮楼里一般有近20平方米，大的达60多平方米的面积。
每个据点，都有这样的炮楼一个或两个以上。外头挖有两条大沟，“一般深丈余，宽两丈余，内沟距碉堡为40米，外沟距内沟约10米，一般无道口，用吊桥行走，内沟内沿上多修筑胸墙，沟内有鹿砦，外沟外沿多有铁丝网。”
炮楼之间以及距炮楼十余丈远的平房（生活用房），地下多有地道。“有的甚至与附近一、二里之坟地、森林挖有地道，以备我攻袭时，从地道下绕至我后路包围我或逃跑。”
一个据点，一般占地11亩。但大的，如博野县杜庄据点，竟占地72亩。要知道，一亩地是66667平方米，11亩差不多7千多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大型商场。72亩，则有近5万平方米，地盘相当大了。再说“线”，日本人拼命修铁路、公路，浚通河流。并沿路挖沟，“铁路旁挖一至四条大沟，公路旁挖一至二条大沟，一般沟宽八尺至四丈，深八尺至三丈。”就是说，宽近3米，有的宽达十几米，深近3米，有的深达近10米。
沟里有的引来水灌上，有的则是挖出水来。这样的沟，边上没有炮楼，没人守着，年青小伙子也难翻过去。除了铁路、公路沿线挖沟外，有些地方平地也挖沟，以阻碍我方人员活动。
鬼子巡逻兵日华北派遣军参谋岛贯武治大佐很满意这种“点”、“线”
封锁的办法，他说：在准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修筑适当的隔离壕沟或小堡垒（岗楼、据点之类）或两者并用，是阻止###入侵的有效方法，因而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维护铁路交通也具有成效。在京汉路两侧各10公里的地带就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隔离壕沟，以与###根据地相隔绝，切断了冀中、冀南的丰富物资向其根据地运送的通路，起到经济封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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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4）
1940年4月25日，八路军总部给各部发电报，说：“日寇现正在拼命修筑道路（据各地报告统计之多殊为惊人），”“此种阴谋若不积极求得阻止与粉碎，待其完成，将会予我坚持敌后之抗战以极大困难和不利。要求各兵团首长应就当前实际情况，确谋有效之对策，予以破坏”。彭德怀非常着急，电报发出去没几天，他干脆派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去一二九师师部，当面询求有无“有效之对策。”一二九师师部位于山西省黎城县谭村一家农舍内，那里是太行山深处，山高春迟，4月末仍是桃花盛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几个人，晚饭后一人拿把小椅子，坐在充满春意的院子里，谈论起来。
陈赓说：“正太铁路我们搞了它好多次了，这次大家集中力量先把它给搞掉，如何？”
聂荣臻讲：“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那当然好，”“要彻底打掉嘛，目前还不可能，打掉了它还会修起来的。不过，打断它一个时期也是有利的。”
刘伯承又讲起他说过多次的比喻：“我一直在想，敌人的这个‘囚笼政策’究竟是啥子意思。作个比喻来说，敌
人是要用据点间的铁路和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紧地缠起来。他这个铁路好比是柱子，公路呢，好比一条条的链子，连接铁路公路的据点就是一把锁。”刘伯承边说边用手比划着：“这不就成了一个‘囚笼’吗？敌人要把我们统统装进去，凌迟处死啊！如果我们不能打破这个‘囚笼’就成了‘待决之囚’啰。所以，我们要坚决截断敌人的交通，使他们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直至困死。”
吕正操则介绍了敌人在冀中的动态，他说：在冀中，敌人“除利用原有公路、铁路、河川外，又大量修路、筑路、挖沟，特别是积极修筑蛛网形的公路。以县城为中心，修筑支线形的公路向四处放射；再围绕县城每隔数里，修筑环形公路一条，逐渐向外伸张，将全境笼罩。在这蛛网形道路网之下，使我部队一入地区，即被粘在网上，到处受敌人合击。安次、永清、霸县此种情况极为严重。日寇几乎把每一个村庄，都组织在道路网的交叉点上，配合由据点所组成的大网，互为表里，互相策应，企图使我部队困在此种地区以内，无法活动，更无立足之地。”
左权听过大家的议论，笑着说：“彭老总要我到这里来，正是为和大家商量这件事。他有个想法，由荣臻和伯承同
志再次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太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区的联系。”听了左权的话，大家的讨论更热烈了。都认为彭总的意见不错，要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小打小闹不行，必须要大干一场。聂荣臻回忆说：“就是这一次，商定了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的问题。”左权回到八路军总部，汇报了情况，事情就大体定了下来，7月中，左权再次来到一二九师师部，刘伯承、邓小平仔细倾听了彭德怀、左权的战役设想，欣表赞同。邓小平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8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等部队，进行了以正太路为重点的大规模破袭战。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百团大战。聂荣臻回忆说：“这次战役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百团大战的说法，只是进行正太路破袭战。”故而当时八路军总部颁布的指示说：“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之成果而定。”因此，这次战役本来是对正太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线的破袭战，后来头脑热了，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时间也过于集中，对外宣传就成了“百团大战”。从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百团大战”最初的目的，就是想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这个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了。正太路基本瘫痪，“一条完整的铁路，一时变成了破烂不堪的荒地。”冀中等平原地区的公路也遭到破袭，弄得支离破碎。平汉线、津浦线也都数日无法通车。
1945年党的七大时，刘伯承也讲：“当时敌后的情况是所谓囚笼网的缩紧，不打不行。”
不过，我们对交通线破坏得越厉害，日本人就越认准交通线是他的命脉。日本人心里很明白：中国的百姓恨他们，所以不到处安据点不行，没有刺刀做后台，他们搞的那些什么维持会、新民会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没有武力强迫着，一粒粮食、一寸布匹他也别想征上来。可日本人心里也清楚，不利用公路、铁路、水路及电线把这些散若繁星的据点连起来也不行。要不这儿几十人、那儿几百人，迟早有一天会被中国人收拾掉，只有用“线”把这些“点”连成一片，一处有警，四处驰援，这些点才能生存下去。刘伯承曾以一个军事家的眼光看出这一点，并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说：“破坏了铁路，公路，那碉堡就没有作用。这等于囚笼的柱子、链子被截了，那锁就没有用处了。”于是，“百团大战”后，日本人更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
热情，“近似疯狂”地修路、挖沟。以冀中为例，“仅1941年1月至4月，就在冀中增修公路250余公里，在铁路两侧挖封锁沟3000公里，筑碉堡200余个，疏浚5大河流（永定、大清、子牙、运河、滏阳河），并积极修挖沧石、津保运河，还导河水注入已‘蚕食’地区之县、区界封锁沟内，加强水陆封锁。”敌人的“囚笼政策”并没因“百团大战”的打击而缓和一步，而是变本加厉，更加趋紧。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5）
为了应付日益尖锐、复杂的交通战，1941年冀中军区成立了交通科。第一任交通科长###回忆说：吕正操司令员把我叫到他那里，沙克参谋长也在场。吕司令员认真地对我说：“军区决定成立交通科，把通信科改为交通科，有、无线电通信和铁路、公路、河流上的交通斗争统归交通科，由你负责。”他又说：“通信科改为交通科，是为了加强交通斗争，交通斗争不仅是有无线电通信联络，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就是与敌人在铁路、公路、水上进行交通斗争，还包括改造平原地形，限制敌人的交通。这个组织形式的改变，有利于司令部对敌全面交通斗争的组织领导，任务是重要的，一定要努力干好。”
八路军越过敌人“封锁沟”
###听了刚说一句：“首长，我怕干不好。”吕正操司令员就接过话来说：“什么干好干不好呀，你们这些年轻参谋
好像小马驹子，戴上套就能拉，没有什么干好干不好的。”然后，“没容我再说，沙克参谋长就向我交待如何充实人员，扩大业务范围的工作来了。”
等沙克参谋长交待完具体工作，吕正操司令员又强调说：“我们之所以成立交通科，这是战争逼出来的。对于冀中来说，战略上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交通战。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用两条腿和敌人的两条腿赛跑，不能和他们的大车、汽车轮子赛跑。如果敌人在冀中平原上修满了铁路、公路，那就等于为我们编织了蜘蛛网，我们如同昆虫，飞进去就出不来了。刘伯承师长说敌人的这种战术叫‘囚笼战术’，很有道理。现在，我们要想办法不能叫敌人囚住，而且要打破他们的‘笼子’，再给敌人编一个‘囚笼’，囚住他们。这个打破和编织‘囚笼’的工作，就是搞好我们的交通战，特别是改造好遍布平原的道沟，变平原为山地，筑起新的长城。因此交通战可以说是坚持冀中平原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接下来，吕司令员还交待了许多实施交通战时应注意的具体问题，最后，他微笑着对###说：“我是不是讲的多了一点，主要是强调一下交通战的重要性。”
从上面###的回忆看，至少冀中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对敌人这一套“囚笼政策”（日本人自称为“新交通政策”）是相当明了，也相当重视的。可不知为什么，冀中部队在反击敌人的“囚笼政策”方面，似乎不那么得力。###说：“今春（指1941年春——引者注）以来我在交通线上成绩不佳。”他说：从1941年1月至4月“这一时期，我部队多集中整训，破路仅及敌修的60％，平沟仅及敌挖的24％，拔碉仅及敌筑的133％。”未能予敌以应有的打击，也就未能阻止敌人以铁路、公路为依托，步步为营地向根据地腹心压缩。###还强调说，从1941年头4个月敌军在冀中的活动看，敌人修路、挖沟，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今春以来敌军事扫荡，90％以上是为了掩护修路、挖沟、筑碉而进行的，”就是说，修路、挖沟以构成“囚笼”，已成为日本人的“中心工作”；二是“敌人吸取过去修路中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过去那种先修路后护路的做法，变为现在的先护后修。顺序是扫荡、设据点、建碉楼、挖沟、修路基。”
从以上关于“囚笼政策”的回顾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囚笼政策”的发明人是多田骏而非冈村宁次。这一政策从何时开始实施不得而知，但依常规推测，多田骏1939年9月上任后，总
得有个把月时间熟悉情况、调配人员，研究对策，进行部署。那么，“囚笼政策”仅实行短短几个月，就令冀中地区感到压力很大，难以应付。又实行了短短几个月，又令路西山区根据地都感到不同以往，非打不行。“百团大战”后，多田骏变本加厉，加速推进这一套措施，且有所改进，给各根据地造成新的压力。可见，多田骏的确也是个日军方面“屈指可数的中国通”，决非等闲之辈。不过，此人似乎时运不佳。1940年春“囚笼政策”刚刚“初见成效”，就被八路军一个“百团大战”打了回去；1941年春“囚笼政策”刚刚有所推进，又很快调离，让冈村宁次捡了个现成。
再说“治安强化”，情况与“囚笼政策”差不多，也是由多田骏“首创”，冈村宁次“改进”的。抗战时期，日本人在华北一共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是从1941年3月至6月底，那时正是多田骏在任，冈村宁次还未来。从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7月7日至9月8日）起，才能算在冈村宁次名下。
不过，细论起来，“治安强化”与“囚笼政策”又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从时间上看，“囚笼政策”在“百团大战”以前即已“出笼”，而“治安强化”则是“百团大战”之后的“新产品”；二是从内容上看，“囚笼政策”主要还是侧重于军事封锁，而“治安强化”则是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是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方位的进逼手段。换句话说：“囚笼政策”是日本人迫于以往“扫荡”、“###”无法奏效而被迫变换的手法，而“治安强化”，则是“百团大战”后日本人“深刻检讨”、“沉重反思”后主动实施的措施。现在回想起来，“百团大战”后日本人的反思和检讨，或许比我们想象的
